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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两人年龄大些。
见陈独秀不去莫斯科，李立三请黄玠然多找陈独秀谈谈。
黄玠然问陈独秀：“你为什么不去？到苏联研究中国问题比在上海好。
陈独秀敷衍说：“有什么研究哇？又没有中国的材料。
第二天，黄玠然把陈独秀的话告诉了中央，瞿秋白回答：“你告诉他，他要研究什么，我们给他送材料，要什么书，我们帮他送什么书。
黄玠然把中央的话转告给陈独秀，陈仍然不同意，说：“这样费事，不如在中国研究。
黄玠然生气了。
在台上是家长制，现在下台了，还是自以为是，于是说：“一个党员要不要服从党？”陈独秀很不高兴，半天没有吭声。
黄玠然知道陈独秀生气了，见没有办法再谈下去，只好不谈。
隔了几日，黄玠然又提到去莫斯科的事。
陈独秀怀疑有人指使黄玠然，对黄玠然的问话不理不睬，或者硬邦邦一句顶回去。
黄玠然想，我们两个人一天到晚在一起，又没有其他工作好做，又没有其他问题研究，你这么严肃干什么。
黄玠然不想干了，他对陈独秀说，我还是另做点工作。
不久，黄玠然调到党报，和郑超麟一起编辑《布尔塞维克》。
11月11日，陈独秀针对刚结束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给中共中央写信，主张以经济斗争来代替以暴动夺取政权的幻想。
提出农民运动应提不收租、不负粮、不纳税、不退债，“四不”口号。
等了很长时间，中央没有给陈独秀回信，陈独秀已不打算有回信了。
12月中旬的一天，陈独秀收到中共中央的回信，同意他提出“四不”口号，但不同意他对形势的分析，驳斥他反对工农武装暴动以夺取政权的观点。
陈独秀接到中央来信，连夜给中央回信，赞成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广州暴动，并对如何进行广州暴动，提出5点建议。
几天后，广州暴动失败，张太雷牺牲，尽管陈独秀建议已过时，中央还是给他回了信。
年底的一天，刚从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任上调到上海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陈乔年和爱人史静仪来看陈独秀。
不久前，陈乔年做媒，鄂省组织部长汪泽楷和杜琳结婚。
哥哥牺牲了，乔年感到应该来看看职务被解除的父亲。
但他不喜欢父亲在《布尔什维克》上连篇累牍写杂文，他已听到一些讥笑了。
（注：从《布尔塞维克》创刊到1928年2月27日第十九期停刊，陈独秀在《布尔什维克》上发了140多篇杂文）陈独秀见儿子来了，很高兴，但一谈到大革命失败原因，父子俩话不投机。
乔年参加了“八七”会议，说：“失败你是有责任的，你对汪精卫过于相信。
陈独秀说：“我有什么责任，国际代表天天坐在那儿指挥，什么事不要经过他？”史静仪见父子俩动了气，忙向乔年使眼色，说：“你们很少见面，还是不谈这些吧。
”史静仪原是刘仁静女友，和彭述之夫人陈碧兰都是湖北人，是最先到苏俄学习的女共产党员。
从苏联回国后，与刘仁静分手，在北京工作期间认识乔年。
和乔年结合后生过一个男孩，高君曼曾到武汉史家看望，后来不幸夭折。
1928年2月16日，江苏省委在陈乔年的主持下，在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秘密召开各区委组织部长会议。
由于叛徒唐瑞林告密，敌人突然包围了会址。
陈乔年等江苏省委机关的负责同志被捕。
陈乔年等人被拘押在英租界新闸捕房拘留所。
次日，被引渡到上海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
起初，陈乔年化名王某，敌人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因他来沪不久，叛徒唐瑞林不认识他。
敌人用了种种手段，想探明他的真实姓名和身份，都未得逞。
乔年被捕后，50岁的陈独秀无心再写“寸铁”，桌上《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书稿也停了下来。
偶尔，汪孟邹来坐坐，陪仲甫说说话。
汪孟邹有一段时间没有来了，他害怕提共产党。
中共“六大”（1）
1928年2月28日，胡适给吴稚晖写了一封信，其中说：“本来是我认为先生盛德之累，忠心耿耿，不能释然，直到几个月之后方才有续作此文的兴致。
今日重提此事，不过表白一个敬爱先生的人对先生的一种责望，先生或不见怪罢？”
吴敬恒见胡适把自己写进思想史，很高兴，但提到陈延年的死，吴敬恒情绪很激动，说：“马克思煽出来那班恶魔，是会归天的。
言下之意，他对陈延年的死没有什么忏悔的。
不错，自己狂易了，破产了，怂恿杀朋友，开口骂朋友，也同那班畜类是一丘之貉了，后者骂的是陈独秀等共产党。
胡适收到吴稚晖信，回信反对他“以暴止暴”，怪吴敬恒痛恨共产党，似犹未免有一分以律己之道律人的意味。
即此一分律人的态度便可以养成“以理杀人”的冷酷风气而有余了。
但胡适没有将信寄出。
3月，中央派人通知陈独秀，请他参加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
陈独秀仍然享受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待遇，被大会直接点名出席大会。
享受这种待遇的人并不多，如蔡和森、罗章龙、张国焘、邓中夏、彭述之等人。
陈独秀不去，但他鼓励张国焘去。
春天，张国焘常到陈独秀处坐坐，发发牢骚。
张国焘在南昌起义部队打散后，逃亡香港，于去年10月中旬到上海。
张国焘在南昌起义时反对暴动，临时中央政治局于11月上旬作出《关于处分张国焘的决议》，开除其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
一次，张国焘向陈独秀建议组织一个工农党。
陈独秀问：“工农党和共产党有什么不一样呢？”
“这个党仍以原有的同志为基础，扩大其政纲要点，仍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实现土地革命，但不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张国焘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遥控。
陈独秀对张国焘的建议十分感兴趣，但他觉得这个计划实行起来很难。
他说：“首先是共产国际不会平心静气的考虑这个建议，仅会予我们无情的打击。
同时西欧各国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不重视东方问题，自不会予我们以有力的支持。
“但我们可以靠本国的力量啊。
“就内部状况来说，即使多数同志同意我们的见解，经费问题也是难以解决的。
陈独秀感到，现在的经费来源比建党初期还要差，作为蒋介石，汪精卫通缉的要犯，陈独秀已无公开谋职谋生的自由。
他见张国焘情绪低落，说：“组织工农党的事可以暂时搁置一下，作为我们的最后步骤。
中共中央“六大” 6月在莫斯科郊区兹维尼果罗德镇附近的一座乡间别墅举行，参加会议的有瞿秋白、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王若飞、项英、关向英、向忠发、邓中夏、苏兆征、张国焘、汪泽楷等人。
不少代表问陈独秀为什么没有来参加？瞿秋白解释说，我们和国际一直劝陈独秀来莫斯科，但陈始终不肯。
瞿秋白在大会上代表上一届中央委员会作报告，说：“关于过去的事，或者国焘是对的，秋白对的，独秀对的，这些问题讨论起来是有意义的，但不能同我们目前任务相比。
瞿秋白口头报告有7万字，讲了很长时间。
张国焘因是陈独秀机会主义路线代表，在“六大”上受到批评。
但他批判瞿秋白盲动主义说：“你一个人讲了九个钟头，七七八八讲了一大批。
两人常大争特争。
布哈林说：“就是你们这两个大知识分子在吵架，再吵就把工人干部提拔起来代替你们。
代表们在讨论报告时，批评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也批评了瞿秋白盲动主义错误。
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作政治报告说：“无产阶级政党可否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以反对封建和外来的敌人呢？……
我们试问一下自己：‘在中国革命的相当时期内，曾经有没有允许工人阶级在革命的相当阶段上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的条件呢？’我们的回答：‘曾经是有过的’……
加入国民党是否一个错误呢？是否后来机会主义错误的根基就在这一点呢？……
我想对于这问题，下一个否定的回答……
把国民党变成一个很大的收集我们自己共产党力量的源泉。
这种条件是曾经有可能的……
但是这希望的现实，是曾经以共产党方面一定的政治手腕能力当先决条件的。
然而这种政治手腕的能力，在共产党方面却差得很远，机会主义的根源恰恰就在这里。
布哈林批评陈独秀机会主义时，也批评了鲍罗廷，说“不过这是另一问题”。
他认为鲍罗廷有许多过错，如没把莫斯科寄到中国的训令传达给中共中央。
王若飞发言时反对把错误推在陈独秀一人身上，认为应该由党中央集体负责，并提名陈独秀为中央委员。
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开扩大会议时，王若飞就在会上反对不让陈独秀参加会议的做法。
中共“六大”（2）
“六大”后，新任宣传部长蔡和森与总书记向忠发、秘书长李立三等回国。
政治局委员瞿秋白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张国焘对执行陈独秀机会主义作了检讨，因而重新选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和瞿秋白、邓中夏、余飞、王若飞留莫斯科。
陈独秀没有选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六大”后也没有再分配工作，仅保留了党籍。
瞿秋白后来写道：“是否责任由他一个人负呢？大家说不应该，又说他应多负一点。
他的思想是有系统的，带有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政治意义上说，是他要负责的……
但当时的中央政治局是和他共同负责的……
在政治上机会主义应由政治局负责。
蔡和森后来也写道，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后的机会主义，“不是秋白同志和独秀同志个人的责任”。
在井冈山创立根据地的毛泽东认为“六大”有进步意义，但他不赞成第三国际居高临下。
他认为，大革命失败，陈独秀应负最大的责任，“仅次于陈独秀，对于失败应负最大的责任是俄国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
乔年牺牲（1）
1928年6月6日，陈乔年在枫林桥英勇牺牲。
陈乔年等人被捕后，狱外的党组织曾多方营救。
与乔年同时被捕的郑覆他、许白昊等商议准备利用敌人不认识乔年，使周之楚顶替乔年的身份和职务，以瞒过敌人。
周之楚也愿以自己的牺牲来保护乔年。
周之楚父亲是华侨大商人，他在国外得知儿子被捕，赶来营救。
结果，敌人弄清了周之楚的真实姓名和身份，乔年也因此暴露。
敌人为了得到更多的机密，对乔年多次使用酷刑，他始终咬紧牙关，坚贞不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