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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风雨人生-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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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被毛泽东妙语连珠的语言惹笑了,会场紧张的气氛顿时松弛了下来。 
  “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 
  广大的党内党外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 
  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 
  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 
  接下来毛泽东开始谈武装斗争问题:“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 
  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 
  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 
  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 
  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在毛泽东、蔡和森、李达、罗亦农发言后,任弼时发言说:“国际对中央的批评,主要是中国共产党有机会主义的倾向…… 
  党处处迁就小资产阶级,使党失了独立的作用。 
  谈到陈独秀,任弼时说:“老头子可去莫斯科。 
  选举政治局委员时,任弼时得14票,第一次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罗明纳兹强调工人成分,工人出身的苏兆征、向忠发得满票20票。 
  隔日,政治局委员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3人为政治局常委。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离开汉口去长沙准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蔡和森到北方局工作。 
  他打算写一本《党的机会主义史》。 
  8月中旬的一天,瞿秋白、李维汉来到陈独秀隐蔽的纸行楼上传达了“八七”会议情况。 
  重点是劝陈独秀去莫斯科。 
  陈独秀对不让自己出席会议反感,说:“大革命失败,国际有责任,不能全记在中央的账上。 
  瞿秋白、李维汉走后,陈独秀闷闷不乐,生了一场病,黄玠然不敢请医生,悄悄的上街抓了药。 
  一天晚上;陈乔年、汪原放都来了。 
  汪原放当时任中央出版局局长,领导长江书店、长江印刷厂等工作,同时任《国民日报》编辑。 
  陈独秀摇着扇子对汪原放说:“我在打算,要到上海去。   
  撒翁(2)   
  可是对于那里的情形一点不知道。 
  我想,你到上海去跑一次,问问孟邹,看看我可去不可去。 
  乔年同意父亲到上海去躲一躲。 
  汪精卫到南京,蒋介石到日本,上海局势可能好些。 
  汪原放正想回上海,于是答应回一趟上海。 
  1927年9月上旬的一天,黄玠然从汉口回到武昌,对陈独秀说:“中央通知你明天随英国船去上海。 
  陈独秀一听,忙叫黄然再去通知汪原放。 
  这时汪原放已根据陈独秀意见,将长江印刷厂两部对开印刷机拆下,装船运到上海。 
  汪原放上楼后,陈独秀说:“都是乔年,怎么把你入了党,作一个同情者,站在外面不一样吗?你叔叔胆小怕事,怕入党,不也挺好?”汪原放笑笑,不置可否。 
  “上次找光升,请他和柏文蔚说说话,给你谋个差事,这么个小事也难办了。 
  不久前,陈独秀想给汪原放在柏文蔚的33军办事处谋一个差事,结果事没有办成。 
  “不去也好。 
  汪原放无所谓地说。 
  9月10日,阴历八月十五日,陈独秀、黄文容、汪原放及亚东职员陈啸青4人上了英国“公和”号船去上海。 
  在船上,陈独秀想,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 
  船主不知道几位客人的来路,但他已觉察到他们身份不同。 
  那位东家模样的老头子,白天从不到船上的甲板露面,甚至吃饭、大小便,都有随同的几个年轻人料理。 
  船到九江,一轮圆月升过树梢,亮如白昼。 
  半夜,黄文容和汪原放叫陈独秀上甲板赏月。 
  陈独秀说:“抬头看明月,低头思故乡。 
  我的老家在安庆,明天就到了。 
  汪原放问:“要不要下去看看,过几日再回上海?”陈独秀没有做声。 
  黄文容若有所思地说:“中途下船怕不好。 
  陈独秀点头说:“安庆很复杂,不能这样没头没脑的下去。 
  大家不再做声。 
  大革命失败后,人人自危,连鲁迅也受到别人的威胁。 
  9月4日,鲁迅在南方写《而已·答有恒先生》:“不过我这回最侥幸的是终于没有被做成为共产党。 
  曾经有一位青年,想以独秀办《新青年》,而我在那里做过文章这一件事,来证明我是共产党。 
  但即被别一位青年推翻了,他知道那时连独秀也还未讲共产。 
  退一步,‘亲共派’罢,终于也没有弄成功。 
  9月15日,鲁迅看到北京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禁止白话文令,写《而已·扣丝杂感》:“白话则始于《新青年》,而《新青年》乃独秀所办。 
  今天看见北京教育部禁止白话的消息,我逆料《语丝》必将有几句感慨,但我实在是无动于衷。 
  9月20日后,瞿秋白、杨之华以及郑超麟等人乘日军舰去上海。 
  到上海后,瞿秋白、李维汉去酱园弄彭礼合家中看陈独秀。 
  瞿秋白说:“我刚到上海两三天,中央决定重新办一个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还请你常写文章。 
  瞿秋白和李维汉商量,陈独秀不去莫斯科,要慢慢来,目前请他写文章是一个好办法。 
  白色恐怖下,急需制造革命舆论。 
  陈独秀正寂寞得慌,满口答应了,说:“写文章我很乐意,只是文章写不长。 
  李维汉笑着说:“现在形势严酷,写短文更适合。 
  《布尔塞维克》有“寸铁”栏,专发短文章。 
  当时陈独秀隐蔽在家,无事就翻看当天的报纸,找些写文的话引子。 
  双十节时,《申报》刊出汪精卫讲话,说:“从共产党与腐化分子的夹攻中,悉力奋斗,为国民革命求一出路。 
  陈独秀一气写了《汪精卫的出路在哪里?》、《斯文扫地民众爬上来》、《蒋介石的进步真快呀!》3篇杂谈,考虑到安全和自己眼下的处境,陈独秀取了一个笔名“撒翁”。   
  国际代表的报告   
  1927年9月17日下午,罗易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作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 
  罗易回莫斯科后,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成立的“罗易事件调查委员”8月30日建议:“罗易同志把1927年5月31日发给他、鲍罗廷的电报内容告诉汪精卫是犯了错误,因此政治书记处决定把罗易同志召回是正确的…… 
  向中共中央通报以下内容:‘罗易同志被召回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政治错误,相反,在关于土地革命和镇压湖南反革命分子的基本问题上,罗易同志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罗易同志被召回只是因为他犯了一个组织性的错误。 
  ’”当天,罗易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拍电报:“向汪精卫讲述莫斯科来电的部分内容,从我这方面来说是错误的。 
  但我仍然相信,这并未提供把我从中国召回的理由…… 
  担任负责工作的其他同志曾犯过更严重的错误…… 
  但并没有这样严厉地对待他们。 
  给我指出错误并作出处分也就够了。 
  考虑罗易的错误性质可能旁骛共产国际的责任,斯大林没有处理他。 
  9月9日,罗易给斯大林写信:“作为您建议我撰写的关于中国的一本书的补充,我想发表另一本暂定名为《中国革命濒临死亡边缘》的小册子。 
  在罗易报告结束后,维经斯基当场提问:“既然不存在发生决裂的客观原因,那么为了避免武汉国民党同政府的决裂,当时能采取某些措施吗?” 
  维经斯基回莫斯科后,7月23日,福京、纳索诺夫和曼达良给联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写信,反对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继续安排维经斯基在东方书记处工作。 
  但根据斯大林的共产国际无政策错误的观点,没有追究维经斯基。 
  皮亚特尼茨基9月13日给莫洛托夫写信:“我们已经让维经斯基同志返回听候联共中央调用。 
  我们请求把他留在莫斯科工作,以便我们能够利用他对东方问题的了解。 
  在罗易回答维经斯基问题后,赖特问他:“在中国共产党所犯的错误中鲍罗廷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罗易回答:“关于鲍罗廷的作用。 
  我不想在这里回答这个问题。 
  (座位上有人喊道:为什么?)噢,很简单,因为我不愿意回答。 
  法因贝格问:“请设想一下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间曾出现的那种形势。 
  如果共产党在当时提出一些更革命的口号,您是否认为形势会是另一种样子?” 
  罗易回答:“法因贝格的下一个问题,涉及到五大期间的形势,也就是说,若是共产党提出更激进的口号,形势就会是另一种样子。 
  当然,形势会是另一种样子。 
  但是不能得出,似乎失败仅仅是共产党的错误和策略所致。 
  失败是无法控制的阶级力量对比所致,而主观上也与之有关。 
  维经斯基又问:“罗易同志对现在的领导怎么看?它能否采取正确的方针?” 
  罗易回答:“我只知道,对党的错误负有直接责任的几个同志已经离开党的领导岗位…… 
  现在的领导岗位看上去要比以前的领导好一些…… 
  这几次武装起义是由我们发动和组织的,这证明党的领导已经改善。 
  会议于4时30分结束。 
  国际代表中,鲍罗廷的日子最不好过。 
  拉宾10月10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和联共中央写书面报告说:“后来我得知,鲍罗廷于6月17日给我们作指示的时候,他已经得到了最高领导机构关于开展土地运动的指示,而在7月3日他已经得到关于同冯决裂的确切指示。 
  这样,鲍罗廷一方面向我们隐瞒了党的指示,另一方面又向我们下达了与这些指示相反的他自己的指示…… 
  他这样做给我们在中国的革命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损害。 
  鲍罗廷10月23日在老布尔什维克协会会员大会上所作的《当前中国政治经济形势》报告中说:“关于中共在最后的武汉时期的领导工作:我多次建议把中央迁往广州,但都没有得到著名的中央委员陈独秀等人的响应…… 
  我在广州的一次会议,即中央局会议上说过,我觉得中共中央像一个图书评论员:他等待着书籍的出版,然后阅读,写书评——加以赞扬或指责。 
  中共中央先了解广州做了什么事情,尔后或证明其正确,或给以批评。   
  陈乔年被捕   
  莫斯科希望陈独秀到苏联,承认自己的错误。 
  深秋的一天,中央派人找陈独秀谈话,劝他和谭平山去苏联,参加讨论中国革命问题。 
  陈独秀表示,中国人的问题是中国人了解,我是中国人,我要研究中国的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这是排挤我这个老头子,党要牺牲我们两个人,一个是我陈独秀,一个是谭平山。 
  因为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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