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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被毛泽东妙语连珠的语言惹笑了，会场紧张的气氛顿时松弛了下来。
“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
广大的党内党外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
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
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
接下来毛泽东开始谈武装斗争问题：“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
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
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
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
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在毛泽东、蔡和森、李达、罗亦农发言后，任弼时发言说：“国际对中央的批评，主要是中国共产党有机会主义的倾向……
党处处迁就小资产阶级，使党失了独立的作用。
谈到陈独秀，任弼时说：“老头子可去莫斯科。
选举政治局委员时，任弼时得14票，第一次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罗明纳兹强调工人成分，工人出身的苏兆征、向忠发得满票20票。
隔日，政治局委员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3人为政治局常委。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离开汉口去长沙准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蔡和森到北方局工作。
他打算写一本《党的机会主义史》。
8月中旬的一天，瞿秋白、李维汉来到陈独秀隐蔽的纸行楼上传达了“八七”会议情况。
重点是劝陈独秀去莫斯科。
陈独秀对不让自己出席会议反感，说：“大革命失败，国际有责任，不能全记在中央的账上。
瞿秋白、李维汉走后，陈独秀闷闷不乐，生了一场病，黄玠然不敢请医生，悄悄的上街抓了药。
一天晚上；陈乔年、汪原放都来了。
汪原放当时任中央出版局局长，领导长江书店、长江印刷厂等工作，同时任《国民日报》编辑。
陈独秀摇着扇子对汪原放说：“我在打算，要到上海去。
撒翁（2）
可是对于那里的情形一点不知道。
我想，你到上海去跑一次，问问孟邹，看看我可去不可去。
乔年同意父亲到上海去躲一躲。
汪精卫到南京，蒋介石到日本，上海局势可能好些。
汪原放正想回上海，于是答应回一趟上海。
1927年9月上旬的一天，黄玠然从汉口回到武昌，对陈独秀说：“中央通知你明天随英国船去上海。
陈独秀一听，忙叫黄然再去通知汪原放。
这时汪原放已根据陈独秀意见，将长江印刷厂两部对开印刷机拆下，装船运到上海。
汪原放上楼后，陈独秀说：“都是乔年，怎么把你入了党，作一个同情者，站在外面不一样吗？你叔叔胆小怕事，怕入党，不也挺好？”汪原放笑笑，不置可否。
“上次找光升，请他和柏文蔚说说话，给你谋个差事，这么个小事也难办了。
不久前，陈独秀想给汪原放在柏文蔚的33军办事处谋一个差事，结果事没有办成。
“不去也好。
汪原放无所谓地说。
9月10日，阴历八月十五日，陈独秀、黄文容、汪原放及亚东职员陈啸青4人上了英国“公和”号船去上海。
在船上，陈独秀想，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
船主不知道几位客人的来路，但他已觉察到他们身份不同。
那位东家模样的老头子，白天从不到船上的甲板露面，甚至吃饭、大小便，都有随同的几个年轻人料理。
船到九江，一轮圆月升过树梢，亮如白昼。
半夜，黄文容和汪原放叫陈独秀上甲板赏月。
陈独秀说：“抬头看明月，低头思故乡。
我的老家在安庆，明天就到了。
汪原放问：“要不要下去看看，过几日再回上海？”陈独秀没有做声。
黄文容若有所思地说：“中途下船怕不好。
陈独秀点头说：“安庆很复杂，不能这样没头没脑的下去。
大家不再做声。
大革命失败后，人人自危，连鲁迅也受到别人的威胁。
9月4日，鲁迅在南方写《而已·答有恒先生》：“不过我这回最侥幸的是终于没有被做成为共产党。
曾经有一位青年，想以独秀办《新青年》，而我在那里做过文章这一件事，来证明我是共产党。
但即被别一位青年推翻了，他知道那时连独秀也还未讲共产。
退一步，‘亲共派’罢，终于也没有弄成功。
9月15日，鲁迅看到北京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禁止白话文令，写《而已·扣丝杂感》：“白话则始于《新青年》，而《新青年》乃独秀所办。
今天看见北京教育部禁止白话的消息，我逆料《语丝》必将有几句感慨，但我实在是无动于衷。
9月20日后，瞿秋白、杨之华以及郑超麟等人乘日军舰去上海。
到上海后，瞿秋白、李维汉去酱园弄彭礼合家中看陈独秀。
瞿秋白说：“我刚到上海两三天，中央决定重新办一个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还请你常写文章。
瞿秋白和李维汉商量，陈独秀不去莫斯科，要慢慢来，目前请他写文章是一个好办法。
白色恐怖下，急需制造革命舆论。
陈独秀正寂寞得慌，满口答应了，说：“写文章我很乐意，只是文章写不长。
李维汉笑着说：“现在形势严酷，写短文更适合。
《布尔塞维克》有“寸铁”栏，专发短文章。
当时陈独秀隐蔽在家，无事就翻看当天的报纸，找些写文的话引子。
双十节时，《申报》刊出汪精卫讲话，说：“从共产党与腐化分子的夹攻中，悉力奋斗，为国民革命求一出路。
陈独秀一气写了《汪精卫的出路在哪里？》、《斯文扫地民众爬上来》、《蒋介石的进步真快呀！》3篇杂谈，考虑到安全和自己眼下的处境，陈独秀取了一个笔名“撒翁”。
国际代表的报告
1927年9月17日下午，罗易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作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
罗易回莫斯科后，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成立的“罗易事件调查委员”8月30日建议：“罗易同志把1927年5月31日发给他、鲍罗廷的电报内容告诉汪精卫是犯了错误，因此政治书记处决定把罗易同志召回是正确的……
向中共中央通报以下内容：‘罗易同志被召回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政治错误，相反，在关于土地革命和镇压湖南反革命分子的基本问题上，罗易同志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罗易同志被召回只是因为他犯了一个组织性的错误。
’”当天，罗易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拍电报：“向汪精卫讲述莫斯科来电的部分内容，从我这方面来说是错误的。
但我仍然相信，这并未提供把我从中国召回的理由……
担任负责工作的其他同志曾犯过更严重的错误……
但并没有这样严厉地对待他们。
给我指出错误并作出处分也就够了。
考虑罗易的错误性质可能旁骛共产国际的责任，斯大林没有处理他。
9月9日，罗易给斯大林写信：“作为您建议我撰写的关于中国的一本书的补充，我想发表另一本暂定名为《中国革命濒临死亡边缘》的小册子。
在罗易报告结束后，维经斯基当场提问：“既然不存在发生决裂的客观原因，那么为了避免武汉国民党同政府的决裂，当时能采取某些措施吗？”
维经斯基回莫斯科后，7月23日，福京、纳索诺夫和曼达良给联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写信，反对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继续安排维经斯基在东方书记处工作。
但根据斯大林的共产国际无政策错误的观点，没有追究维经斯基。
皮亚特尼茨基9月13日给莫洛托夫写信：“我们已经让维经斯基同志返回听候联共中央调用。
我们请求把他留在莫斯科工作，以便我们能够利用他对东方问题的了解。
在罗易回答维经斯基问题后，赖特问他：“在中国共产党所犯的错误中鲍罗廷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罗易回答：“关于鲍罗廷的作用。
我不想在这里回答这个问题。
（座位上有人喊道：为什么？）噢，很简单，因为我不愿意回答。
法因贝格问：“请设想一下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间曾出现的那种形势。
如果共产党在当时提出一些更革命的口号，您是否认为形势会是另一种样子？”
罗易回答：“法因贝格的下一个问题，涉及到五大期间的形势，也就是说，若是共产党提出更激进的口号，形势就会是另一种样子。
当然，形势会是另一种样子。
但是不能得出，似乎失败仅仅是共产党的错误和策略所致。
失败是无法控制的阶级力量对比所致，而主观上也与之有关。
维经斯基又问：“罗易同志对现在的领导怎么看？它能否采取正确的方针？”
罗易回答：“我只知道，对党的错误负有直接责任的几个同志已经离开党的领导岗位……
现在的领导岗位看上去要比以前的领导好一些……
这几次武装起义是由我们发动和组织的，这证明党的领导已经改善。
会议于4时30分结束。
国际代表中，鲍罗廷的日子最不好过。
拉宾10月10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和联共中央写书面报告说：“后来我得知，鲍罗廷于6月17日给我们作指示的时候，他已经得到了最高领导机构关于开展土地运动的指示，而在7月3日他已经得到关于同冯决裂的确切指示。
这样，鲍罗廷一方面向我们隐瞒了党的指示，另一方面又向我们下达了与这些指示相反的他自己的指示……
他这样做给我们在中国的革命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损害。
鲍罗廷10月23日在老布尔什维克协会会员大会上所作的《当前中国政治经济形势》报告中说：“关于中共在最后的武汉时期的领导工作：我多次建议把中央迁往广州，但都没有得到著名的中央委员陈独秀等人的响应……
我在广州的一次会议，即中央局会议上说过，我觉得中共中央像一个图书评论员：他等待着书籍的出版，然后阅读，写书评——加以赞扬或指责。
中共中央先了解广州做了什么事情，尔后或证明其正确，或给以批评。
陈乔年被捕
莫斯科希望陈独秀到苏联，承认自己的错误。
深秋的一天，中央派人找陈独秀谈话，劝他和谭平山去苏联，参加讨论中国革命问题。
陈独秀表示，中国人的问题是中国人了解，我是中国人，我要研究中国的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这是排挤我这个老头子，党要牺牲我们两个人，一个是我陈独秀，一个是谭平山。
因为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