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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问，他想提出什么建议时，他希望在星期日举行游行，在星期三举行罢工，我们不能这样做。
这是无法执行的建议。
任弼时说：“我完全不同意鲍罗廷的意见……
怎么能反对没收土地呢？应当完全彻底地接受莫斯科的指示。
陈独秀说：“布林斯基的意见不值得考虑。
我们同意鲍罗廷的意见……
现在我们讨论两个问题：（1）控制群众；（2）政权。
鲍罗廷说：“我想问布林斯基，在哪里和怎样才能没收土地。
布林斯基答：“湖北、湖南、江西借助于农民队伍。
鲍罗廷说：“我想再次发言。
在土地问题上出现了误解。
陈独秀不同意，说：“我们先讨论另外两点。
希塔罗夫用俄语问鲍罗廷，列宁说，那些认为在内战已经开始的革命时期……
那些拒绝采取行动的人，要么是死人，要么是革命的叛徒。
鲍罗廷说：“这一般来说是正确的。
现在不能同意这种说法。
这天上午，北四川路恒丰里104号上海区委所在地，陈延年、郭伯和、韩步先等人正在开江苏省委成立大会。
王若飞传达中央任命，陈延年任江苏省委书记、郭伯和任组织部长、韩步先任宣传部长。
就在这时，陈延年接到报告，一位交通员被捕了。
因为该交通员知道这个秘密处所。
陈延年宣布结束会议。
告诫大家小心谨慎，以防万一。
下午3时，恒丰里104号暗处，陈延年等人观察周围动静，见没有什么异样，便进门清理文件。
他想，也许这个交通员没有叛变呢？刚坐下不久，大批军警包围了恒丰里104号，陈延年懊悔莫及，抄起坐椅和扑上来的敌人搏斗，直到筋疲力尽。
搏斗中，延年的白色衬衫被扯破，露出皮肤，终于被敌人擒获。
在陈延年等人与敌人搏斗时，两名同志从屋顶逃走。
交通员叛变了，但他不认识陈延年。
敌26军对待陈延年像对待普通的共产党员一样，押往龙华监狱。
同时被捕的还有郭伯和、韩步先等3人。
陈延年怀着一线希望，给汪孟邹写信，请他代想办法营救。
蒋介石现在是一条疯狗，抓一个杀一个，自己是陈独秀之子，又是共产党中央委员，此次被捕，在劫难逃，但敌人毕竟没有认出自己，也许还有逃生的可能。
6月底的一天，刚刚租下上海极司斐尔路（万航渡路）49号甲的一幢楼房的胡适，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弄得心神不定，开门一看，是满头大汗的汪孟邹：“延年被捕了，你快想法子救救他。
说着汪孟邹将一张皱巴巴的纸条递给他。
胡适一看，是陈延年亲笔写的求援信。
“啊？我一定营救。
胡适安慰汪孟邹说。
吴稚晖是陈延年的老熟人，当年曾帮陈延年、陈乔年赴法留学。
胡适决定将信转给吴稚晖，请他帮忙。
陈延年被捕（2）
吴稚晖见信，暗暗欢喜起来。
陈延年转向共产主义后，吴稚晖恨在心头，想不到，陈延年今天到他的手里来了。
吴稚晖立即给上海国民党警备司令杨虎写信“祝贺”：“今日闻尊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
不觉称快。
延年“发生额下，厥状极陋……
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
杨虎见信，立即带人赶到龙华监狱。
为了稳定武汉国民政府，联共中央政治局1927年6月27日致汉口苏联领事：“我们已下令再给武汉国民政府汇款200万卢布。
同一天，斯大林在索契给莫洛托夫和变色龙写信：“需要千方百计坚持不让武汉屈从于南京。
因为丧失武汉这个独立的中心……
一句话，丧失公开组织无产阶级和革命的可能。
请相信，因此给武汉追加300万到500万是值得的。
就在这天，汪精卫对罗易说：“形势很严重，蒋介石与冯玉祥已达成协议。
我刚刚收到冯玉祥一份电报：‘同共产党合作违背国民革命的利益。
武汉国民政府应该摆脱共产党的影响。
’……
我们面前有两条路：（1）共产党和国民党密切合作；（2）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
我已同陈独秀和谭平山交谈过。
他们赞成第二条道路。
但他们说，共产国际反对。
罗易说：“我给您看了莫斯科的电报，是要表明我们真诚地希望在革命斗争中同国民党左派合作。
但我认为，对电报没有作出正确的理解。
汪精卫表示抱歉，说：“如果我给您造成了尴尬的处境，请您原谅。
我没有向任何人谈过电报的事。
另外一两个同志说，电报是给共产党人的推翻国民党的指示。
罗易问：“您近来没有收到莫斯科的任何电报吗？”
汪精卫答：“没有。
我没有收到莫斯科的任何电报。
当夜，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谭平山、张太雷、周恩来、罗易到西门子鲍宅开会。
李立三、苏兆征因劳动大会未出席，瞿秋白也未到。
当时蔡和森生病，住在武昌毛泽东家养病。
“五大”后，周恩来任秘书长，未到前由蔡和森暂代。
因蔡和森从外国刚回来，事情不熟悉，得罪不少人。
前几天，政治局正式决定由邓中夏为秘书长，邓因出席劳动大会，未到前由张国焘以常委资格兼代秘书长。
今天下午，蔡和森回中央秘书厅住所，碰上了这次会议。
“中央军部得到紧急情报，说何键今日就动手了。
我们和湖北省委已经决定，下午把总工会纠察队调进武昌，编入张发奎军队。
张发奎同意我们加入，但不能穿纠察队制服，不能带枪。
”周恩来、鄂省委书记张太雷相继报告时，已是翌日清晨。
蔡和森说：“这实际是解散纠察队了，何不率性公开公布，以消灭何键暴动之借口。
罗易、陈独秀表示赞同。
武汉工人纠察队有5000人，拥有3000支枪，最后同意解散工人纠察队，枪械交还给公安局长。
张国焘提议中央机关立即移于武昌，说“整军经武，准备后事”。
陈独秀犹豫说：“过河往返，与国民党接头太不方便。
谭平山、蔡和森赞成搬迁，既然何键动手，机关搬武昌安全，那里有叶挺的部队。
最后，决定中央机关立移武昌。
天亮后，蔡和森过河准备去了。
汉口《民国日报》刊出“全省总工会自动解散纠察队”布告。
这天，罗易给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拍电报：“以违反纪律为由把我召回使我感到惊讶……
共产党政治局正在逐步走取消主义的道路。
他汇报前天共产党政治局会议“公开反对共产国际的指示。
陈声称，莫斯科不了解情况，发出了不可能执行的指示……
考虑对我提出的违反纪律的指控，我收回自己为执行收复广东的计划而继续在中国工作的建议。
团中央《政治意见书》（1）
1927年6月30日黄昏，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蔡和森、周恩来、鲍罗廷等到武昌出席会议。
地点是蔡和森联系的共青团机关，一幢二楼二底的民房。
会上送来任弼时起草的《政治意见书》，见内容是批评党中央回避土地革命。
穿着长衫的陈独秀生气地说：“你们晓得什么？我现在还是党中央的书记，究竟是党领导团呢，还是团领导党？”
陈独秀越说越生气，最后将《政治意见书》撕碎丢在地上。
吴玉章问坐在旁边的张太雷：“怎么回事？”
张太雷将共产国际五月指示的内容告诉了吴玉章。
吴玉章说：“这么重要的指示，怎么我一点也不知道？”
张太雷说：“我也是刚刚知道的，许多人都不知道这回事。
瞿秋白拿出一书面提议，陈独秀很赞成，并委托瞿秋白起草正式决议（国共两党决议“十一条政纲”）。
他说，共产党和跟着他革命的工人农民已经走得太远了，现在必须退让以挽救与国民党的联合。
恽代英大声问陈独秀：“现在中央很奇怪，我听说秋白同志到处作报告是‘进攻’‘进攻’，现在中央又决定‘退让’‘退让’，中央内部是否有不一致？”
蔡和森反对这个政纲。
会前，蔡和森写信给中央常委，说：“我们坐此静待人家处置，直无异于鱼游釜底！”会上有几位同志激烈反对中央移于武昌，陈独秀同意说：“必须仍回汉口，才便与汪接头。
于是决定中央机关仍回汉口，同时决定7月1日在鲍宅开中央扩大会议。
回汉口路上，陈独秀还埋怨任弼时说：“我在会上讲过，不要自由行动，他们还在自由行动。
这天，联共中央政治局给武汉发去指示：“6月29日已寄出100万美元，日内我们还将寄出50万美元。
同时重申政治局原先让罗易返回的决定。
翌日，在鲍宅继续开会。
鲍罗廷精神饱满的作了很长的演说：“……
以前季诺维也夫及其在中国的代表（维经斯基）只教我们帮助中国资产阶级，武装中国资产阶级，未教我们扶持工农，准备与资产阶级决裂，所以现在斯大林的政策难以实行。
陈独秀接着说：“以前季诺维也夫一向教我们帮助资产阶级，现在斯大林教我们24钟点内实行土地革命！”
驼背毛子与少年国际代表反对鲍罗廷，说：“第三国际对于中国革命方针前后是一致的……鲍罗廷反指责说：“你们是帮助季诺维也夫说话，是帮助反对派。
”蔡和森想，这是老鲍起身炮，留下一个中国反对派的理论基础：国际方针前后是两截的，中国革命的失败，国际负了责任，而把一切责过归于季诺维也夫，自己表面反似站在维护斯大林的立场说话。
7月初的一天傍晚，瞿秋白和羊牧之游黄鹤楼，说：“今天校对了一天，我们出去轻松一下。
当时一阵夏雨刚过，空气格外新鲜。
在江汉，两人登上了一叶小划子。
过了一会，瞿秋白轻声问，“你看古诗中，哪句能刻划出我当前的心境？”
羊牧之想了一下，摇摇头说，“想不出。
瞿秋白禁不住站了起来，脱口吟道：“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上次，瞿秋白和郭沫若相约游黄鹤楼，两人吟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眼下正是盛夏时节，离暮秋尚远呢，羊牧之有些不解。
瞿秋白感叹地说：“许多同志在牺牲，这不是萧萧下么？……
大钊同志在敌人的绞架下，英勇地牺牲了……前几天的中央会议上，有些人还在高谈要承认国民党应处于革命的当然领导地位……
是不是对得起为党牺牲的大钊同志？”
他指着太阳西沉的远方说：“大好河山，又要沉沦一个时期了。
7月4日，中共中央在武汉举行了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保存农村革命力量问题。
陈独秀、李维汉、邓中夏、蔡和森、柳直荀、周恩来、戴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