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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比谭更坏，他的领导无疑有害于党。
不按我建议的那样把他召到莫斯科去是错误的。
他是个典型的激进知识分子，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
他完全支持国民党镇压湖南‘过火行为’的政策……
他认为湖南的同志对发生反革命叛乱有严重过失……
陈应立即召到莫斯科去，而鲍的情况应认真加以研究……
昨天，汪精卫抱怨没有把莫斯科的意见通报给国民党。
他问，为什么他给斯大林的电报没有回音……
近来，他不太清楚究竟谁代表莫斯科的观点：是鲍还是我。
接到陈独秀等“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办”回电，6月7日，联共中央政治局给鲍罗廷和陈独秀发电报：“阻止土地革命是犯罪行为，并会导致革命的毁灭。
当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给鲍罗廷、罗易和中共中央的电报。
陈独秀说：“电报表明，莫斯科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
最好是非常巧妙地、小心谨慎地谈及这个问题……
在去湖南的问题上我和罗易有分歧。
去是必要的。
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破坏了同地主、绅士和军官的统一战线……
我们主张派谭平山去纠正过火行为……
本应让谭平山委员立即出发，但为时已晚……
共产国际建议由工农领导人来加强国民党的领导。
国民党的领导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的，现在我们怎么能改变它呢？……
现在我们应当进行谈判，同军阀进行接触。
我们不能同这些将领断绝往来……
组织法庭实际上是不可行的。
我们衷心的赞同指示，但问题是我们党未必能够贯彻执行。
谭平山说：“共产国际的批评是可以预料的，因为我在讲话中没有涉及土地革命问题。
陈独秀建议在收到莫斯科对中共中央电报的答复前不采取任何措施。
6月8日，罗易给联共中央政治局电报：“你们的指示有点晚了。
因为社会民主主义的领导几乎已经把革命断送……
有必要采取果断的组织措施。
次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
陈独秀情绪高涨，分析北伐军与冯玉祥会师郑州后，张发奎、唐生智回师武汉，有利于抑制何键部队。
陈独秀认为去年刚访问苏联的冯玉祥五原誓师，是国民党再起的希望。
去年秋天，冯玉祥从苏联回国后，给陈独秀写信说：“自从无产阶级革命的声浪传到东方，先生就最先觉悟，站在前面领导工农……
我在莫斯科看见你的革命理论及种种发言，都是非常正确，而且各种主张又是极其持平，我读了之后，越想越佩服……
请你以后对于政治意见、时局主张，时常不断的来信，指导我们工作。
陈独秀当时很高兴，将冯玉祥的信刊登在《中央政治通讯》第十期上。
“五大”后任代理秘书长的蔡和森说：“北伐是冯玉祥的事，东征是唐生智的事，都与我们无关。
我们不要再为他人作嫁衣裳，伐来伐去，依然两袖清风，一无所得……
现在我们必须坚决干我们自己的事，来找我们自己的地盘和武力。
夏斗寅、许克祥叛变（3）
接着，他提出了自己草拟的《两湖问题决议案》，认为在湖南为消灭许克祥，“应发展农军至5万以上”；湖北要尽量“扩大武汉三镇工人纠察队及同志的武装力量”。
罗易认为唐生智回来，危险更大。
应执行国际指示，立即征服广东，他支持蔡和森的计划，发动湖南暴动，北伐军回汉时，实行总罢工，讨伐朱培德。
任弼时说：“我建议党中央发表宣言，揭破汪精卫假左派的面目，和他摊牌。
谭平山反对说：“我们没有力量和国民党决裂。
陈独秀犹豫不决，说：“革命现阶段的问题，既不是退却也不是进攻。
如果我们退却了，那就意味着我们失败；但如果我们只是进攻，这可能会使我们失败。
任弼时问陈独秀：“那到底取什么方针呢？”
“既然当前的形势是复杂的，那么我们必须有一种复杂的政策来对付，而不是简单地退却或简单地进攻。
陈独秀含含糊糊地说。
会议经过激烈争执，勉强通过罗易提案。
散会后，谭平山骂罗易是“左派”幼稚病。
陈独秀写了《蒋介石反动与中国革命》，坚持认为郑州会议是讨蒋会议。
6月13日，汪精卫、唐生智回到武汉准备分共。
迎接他们的是“欢迎铁军凯旋”的罢工，和“打倒纵容反动势力的国民政府”口号。
一打听，是总工会领导人刘少奇及中共中央秘书长蔡和森同意的。
汪精卫立即约见鲍罗廷、陈独秀，声泪俱下、咬牙切齿地说：“总工会联络武人来倒我。
鲍罗廷、陈独秀“气得要死”，表示对总工会行动极为不满。
隔日，在共产党政治局的会议上，鲍罗廷不同意没收大地主土地的主张，否则，同国民党的决裂就不可避免。
罗易反对说：“陈独秀建议把土地问题提交两党联席会议，这是一种倒退。
当天，陈独秀根据大多数人意见致共产国际电：“必须纠正过火行动，节制没收土地的行动……
否则，将立即引起与大部分反动军队的冲突，与国民党发生分裂，而我们将变成一个反对党。
晚上8点，根据罗易的要求，罗易、鲍罗廷和陈独秀3人在西门子鲍罗廷寓所就对国民党采取的方针达成一致意见。
第二天，陈独秀等政治局成员改变立场，同意采纳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建议。
这天，联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如果可以避开警察监视，建议陈独秀动身。
从上海到武汉的周恩来获得罗易泄露国际指示的情报，报告了中央。
鲍罗廷、维经斯基问罗易：“为什么这样做？”6月1日，冯玉祥与北伐军占领郑州，汪精卫、徐谦赴郑州开会。
因为名义是北伐会议，鲍罗廷、加伦、张国焘也去了郑州。
罗易知道自己太轻率，说：“我的本意是缓和和汪精卫的关系。
蔡和森后来说：“罗易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便是中了‘汪毒’。
他还想拉住这个唐生智的小老婆（汪精卫）来做左派的‘中心’，来扩大左派的武力，他竟把国际来电和盘托出告知汪精卫！”
毛泽东后来说：“谁促成同国民党的分裂？到头来还是罗易本人。
邓颖超晚年也说：“罗易这个人很不守纪律。
6月17日，罗易得知鲍罗廷和柳克斯向共产国际报告自己泄密后，给斯大林和布哈林拍电报：“鲍认为，汪在我给他看了莫斯科劝国民党人充当革命雅各宾党人的电报之后就叛变了，在这份电报中没有什么不可以向国民党左派说的话……
然而鲍却从电报中捞取了巨大的政治资本，以便在共产党面前败坏我的名誉。
鲍在共产党政治局中表示反对没收大地主的土地。
昨天政治局一致反对共青团代表，拒绝我关于没收土地的建议……
由于鲍的反对，我没有参加讨论并决定重大政治问题的两党联席会议。
昨天，我向政治局提出参加会议的问题，但鲍表示反对……
我处于十分困难的地步，我不相信我的电报已经发出……
鲍应当服从党的命令。
应当把陈独秀清除出共产党的领导机构……
共产党领导应当服从共产国际。
次日，联共中央政治局征询政治局委员的意见：“银行家（鲍罗廷）报告说，琼斯（罗易）给国民党人看了最高领导机构的61、162、163号重要的专电。
我们对此种行为感到吃惊。
要求琼斯立即作出说明。
6月2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召开秘密会议决定“立即将罗易同志从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职务上召回，因为他给国民党中央一些委员看了只发给鲍、罗、柳三同志而无论如何不能给其他人看的电报。
任命牛同志接替他。
“牛同志”指G。牛曼。
罗易不清楚上述决定，同一天给联共中央政治局拍电报：“柳克斯蓄意扩大。
他知道，我只不过是给汪看了仅仅一份编号电报。
其中没有什么要向左派领导人保密的，我们应当赢得他们的信任。
接到召回自己的电报后，罗易6月24日给联共中央政治局电报：“我将于7月底抵达莫斯科……
夏斗寅、许克祥叛变（4）
我建议收复广东，在那里建立左派同汪和邓演达的军事政治基地……如果赞成这个计划，我便去广州，那时，就不要坚持让我返回莫斯科。
这天，斯大林给莫洛托夫信，抱怨汪精卫政府：“他们还要求我们提供1500万，看来，如果我们不提供这1500万，就拒绝立即反对蒋介石。
陈延年被捕（1）
1927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举行联席会议。
在答复陈独秀的电报里，联共中央政治局重申：“推迟土地革命是极为有害的；我们认为，寄去的经费对于和陈独秀一起组建可靠的革命军部队是特别需要的；建议罗易立即动身返回莫斯科；立即派罗米纳兹同志去武汉。
陈独秀说：“我们面前有两条路：右的道路与左的道路。
右的道路意味着放弃一切，左的道路意味着采取激进行动。
在这两条道路上等待我们的都是灭亡。
此外还有一条中间道路，即继续目前的局面，这也是不可能的。
怎么办？也许我们寻找第四条道路？”
鲍罗廷说：“先应同莫斯科取得一致。
我们不同意这些电报的方针，因此给莫斯科发了电报。
莫斯科非常明确地回答说，它坚持自己的指示。
任务是寻求新的、与莫斯科一致的行动纲领……陈独秀说：“莫斯科的指示我弄不明白，我不能同意。
莫斯科根本不了解这里发生的事情。
鲍罗廷所说的土地革命（不没收土地），不是莫斯科所希望的。
莫斯科要求没收土地，我们不能这样做。
因此，鲍罗廷的整个纲领是无稽之谈。
谭平山说：“我不同意陈独秀的意见。
我认为，应当接受鲍罗廷的这5点。
应当从这个意义上再次致电莫斯科。
不应退出政府。
张国焘说：“我也认为，莫斯科的指示是不能接受的。
应当加以拒绝并通知莫斯科。
周恩来说：“在上海我们收到了莫斯科关于建立民主政府的指示。
后来当我们这样做了时，他们却对我们说，这是不对的。
莫斯科经常这样做。
应当弄清楚，莫斯科到底想怎么办。
张太雷说：“从罗易来时起，我们这里就经常出分歧，一切都始于北伐。
这种情况不能容忍，还是应该取得一致。
我们同共产国际代表进行过争论。
当我们问，他想提出什么建议时，他希望在星期日举行游行，在星期三举行罢工，我们不能这样做。
这是无法执行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