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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很具体。一些同志倾向于尽可能疏远国民党，必须看到支配他们思想的细微论据。”
陈独秀穿了一件白色无领褂子，情绪饱满，作工作报告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北京同志由于不了解党组织，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有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毛泽东和马林先期到粤。
陈独秀说：“我们忽略了教育党员的工作……我们党内存在严重的个人主义倾向。党员往往不完全信赖党。即使有些地方不对，也不应当退党。”这是讲李汉俊、李达。李汉俊不同意党的策略自愿退党。他认为中国不可能发生工人革命，主张做知识分子的工作。退党后他在武昌师范学院教书。李达反对党内合作的政策，陈独秀摔了茶杯，李达骂陈“草寇英雄”。
马林在大会前给共产国际、东方部写工作报告，说：“李汉俊是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曾在湖北工作，反对集中制，认为想靠少数人争取大多数群众是策略上的错误。主张在知识分子中进行宣传，主要是理论宣传。罢工之后，这种思想更突出。中央委员会的人事冲突，导致了他退党……在杭州也有一个党员退党，他与李汉俊过从甚密，他指责中央委员会只局限于在工人中进行宣传，而忽视了农民……我在中国还没有听到其他同志原则上反对联合国民党，惟独张国焘有梦想建立一个群众性的共产党倾向。”
马林对张国焘有意见，是因为他在党内组织小团体，把党员分好坏两种。“二七”罢工失败后，马林和张国焘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起因是马林拿出国际“训令”给张国焘看，要求中国共产党无一例外地加入国民党。张国焘反驳他：“都加入国民党，还要共产党干什么？”马林讽刺说：“你的职工运动现在在哪里？吴佩孚已经把你的职工运动打垮了。”这次争论，促使张国焘和蔡和森、刘仁静一起到莫斯科汇报情况。前天，张国焘从莫斯科经上海到广州，就对马林说，在中国的工作问题上，拉狄克、萨法罗夫属于左派，布哈林属于中派，越飞和马林属于右派。并说马林错了。头一天，马林给拉狄克、萨法罗夫写信说：“我并不像你们认为的那样热恋于国民党。”他准备“三大”一结束，就回莫斯科申述自己不同意上述划分的理由。
陈独秀说：“张国焘同志，无疑地是忠于党的，但是思想非常狭隘，所以犯了很多的错误，他在党内组织小集团，是一个大错误。”“二大”后，张国焘在小组会上讨论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事，陈独秀很生气，以致去年8月写信给马林表示“不想再担任中央委员会的职务”，说张国焘是建立另一个中心。事后，马林劝张国焘改变反对陈独秀的倾向。
陈独秀发言后，大会进入讨论议程。瞿秋白发言支持陈独秀提纲说：“国民党的发展，并不意味着牺牲共产党，相反，共产党也得到了自身发展的机会……要么我们不许工人参加国民党，让国民党得到资产阶级、军阀给予的帮助从而日趋反动，要么我们领导无产阶级加入国民党，使后者具有革命性，哪种办法更好？”
瞿秋白起草了“三大”党纲草案，陈独秀作了一些修改。马林很满意年轻的瞿秋白的发言，认为他是惟一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
邓中夏说：“国民党改组形势日趋好转，孙中山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愿意改革。
批评国民党热衷于搞军事行动是不公正的，我们不能不加防卫让沈鸿英得逞。”
毛泽东说：“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行不通。希望在中国实现国际合作，出现一个和平时期，那时资本主义发展将非常迅速，中国无产阶级人数也会大量增加。
小资产阶级控制了国民党。我相信目前小资产阶级能够领导。这就是我们加入国民党的原因。”
唐山的邓培也发言同意陈独秀的观点。
李大钊说：“过去和将来国民运动的领导因素都是无产阶级。我们不要害怕参加国民运动，应该站在运动的前列。我们已经加入国民党，但还没有工作。没有迹象表明我们没有希望。”
林育南说：“我们不能牺牲自己的利益站在他们一边，不能对他们的改组抱有希望。他们不会听我们的意见。不加入国民党我们也能帮助做国民运动。我们应该揭露国民党的改良主义倾向，有必要成立一个工农党，因为不能用我们共产党人的名义。反对替国民党介绍党员，我们应该为我们党保存力量。同意加入国民党，在南方加入国民党可使得我们得以开展工作。”
广东支部代表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国民党。”长辛店代表发言反对：“我们不能帮助他们。不能扩大他们的影响。”北京代表：“在北方我们有机会发展我们自己的组织。”
中共“三大”（2）
蔡和森说：“与国民党联合，组成统一战线，必须保持我们的独立性。陈独秀把工人置于国民党的旗帜下，这是违反上述决定的。在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如果不能掌握全部领导权，至少应拥有部分领导权。如果目前中国的国民运动非常高涨，那么工人就不需要独立的政党。”陈独秀回答：“我们应在国民党内工作，因为国民党软弱涣散，而不是如蔡所说等国民党情况好转时，我们再加入。”马林认为，蔡和森在回避共产国际提纲，想建立独立的工人党，只看到昨天，甚至只看到今天，但看不到明天，他的思维方法是静止的而不是能动的。
张国焘说：“我们至少在北方打出共产主义或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旗帜去独立的开展工会的工作……也许我们是错误的，但我们宁可保持左，左的错误比右的错误容易改正。”马林发言：“建议张国焘执行共产国际指示。去年8月，共产国际命令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今年1月指示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提纲第二条说，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国民革命……张国焘对共产国际关于共产党人留在国民党内的解释错了。”他认为，蔡和森和张国焘两人把我党的策略建立在梦幻的基础上。
经过争论，陈独秀、马林的观点占了上风。马林的目标是“必须使陈独秀的提纲获得多数，与共产国际执委会提纲是绝对一致的”，现在，他的目标实现了。为了陈独秀的提纲获得通过，马林事前曾和毛泽东、王荷波、邓培、王用章等交谈。但陈独秀、马林“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等偏激观点被否决了。
选举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唱票的结果是：陈独秀40（满票），蔡和森37，李大钊37，王荷波34，毛泽东34，朱少连32，谭平山30，项德龙（工人）27，罗章龙25票。候补中央委员：邓培、张连光、徐海坤、李汉俊、邓中夏。马林认为，毛、王是优秀的工作者。
新的中央局的成员是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5人。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蔡和森管宣传兼《向导》主编。尽管谭平山在陈炯明问题上犯了错误，陈独秀在报告中肯定他正在改正错误，所以他被选上。
大会闭幕时，马林说，希望我们这些对大会结果表示不满的同志不要“不合作”，不要搞“破坏”。张国焘听了很别扭，他只获得6票，感到“栽了个大筋斗”。
孙中山：我一定开除他（1）
维经斯基起草、布哈林修改的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信1923年6月18日寄出，维尔德7月18日才收到。他不清楚，什么地方耽误了这封重要的信件。这封指示信强调“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乃是农民问题”，“在中国进行民族革命和建立反帝战线之际，必须同时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
在“三大”上，陈独秀及大多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把农民问题忽略了。7月1日陈独秀在中央机关刊物《前锋》月刊创刊号上发表《中国农民问题》，提出：“在经济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不但农民占全人口之大半数，其国民经济之真正基础，还是农业。”但他认为，中国农民“不容易发生社会革命的运动”。同一天，陈独秀给萨法罗夫写信，汇报“三大”情况，说：“把农民吸引到国民革命运动中来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对于资产阶级，陈独秀评价较高。陈独秀结尾时客气地说：“由于我党还年轻，我们希望经常得到您的来信。”但他不知道，东方部主任已经换拉狄克了。
维尔德收到共产国际指示信这天，孙中山用英语对马林说：“像陈独秀那样在他的周报上批评国民党的事再也不许发生。如果他的批评里有支持一个比国民党更好的第三个党的语气，我一定开除他。如果我能自由地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我就可以不接受财政援助。”孙中山生气是因为中共中央“第二次对时局的主张”引起香港报纸的批评，马林说：“有几篇批评国民党消极被动的文章出自我的手笔……援助问题与共产党人能否留在国民党内毫无关系。”
事后，马林向越飞和达夫谦建议，不要将200万塞进南方将领的腰包以支持孙中山，而最好用21000元支持为数不多的共产党人的从事国民党的宣传。既然不给共产党资助，何必安排自己在这里工作呢？5月1日苏联政府致孙中山电：“我们准备向您的组织提供达200万金卢布……使用一年。”在北京的斯列帕克写信给维经斯基也说：“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孙逸仙想把陈开除出党，原因是后者在《向导》上批评了国民党的行为。”
次日晚，中央机关在迁往上海前在广州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孙中山要“开除”陈独秀，证明中央局离开广州是对的。马林也认为，留在广州继续争取孙中山支持政治宣传是白费力气。此外，陈炯明企图进攻广州，湘战又起，中央机关在广州已不安全，这也是离开的借口。
马林觉得陈独秀只想利用国民党。他的宣传工作只考虑共产党的组织，干的是与国民党决裂的事。最近，陈独秀和马林、蔡和森、毛泽东都有顶撞。一天开会，陈独秀和马林发生了争论，会议不得不中断，片刻后，马林问罗章龙：“‘火山’是否熄了？”罗章龙：“熄了！”马林说：“革命党的头脑应该冷静。”毛泽东在会议结束后提议：“以后开会，大家不能发脾气。”
陈独秀脾气不好，根子是不满孙中山醉心于军事活动。“三大”后不久，孙中山对陈独秀说：“国民党必须建立自己的革命力量。”陈独秀问：“如何建立？”
孙中山：“现在我们必须发展我们的军事力量，在南方广东可以建立根据地，然后我们必须设法在东北或西北得到一支军事力量……”这使陈独秀意识到，不能期望孙很快把国民党变成一个现代的政党。
8月5日，毛泽东出席了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他说：“对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的态度应缓和，劝他们取消退党的意思。”会后，沈雁冰找他们谈话，结果邵力子同意不退党，但陈望道说：“你和我多年交情，你知道我的为人。我既反对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要退党，现在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依然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