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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曾力劝自己离婚,甚至拍桌骂自己,而自己不肯。这真是厚污陈独秀而过誉胡适之了!大概人情世故喜欢抑此扬彼,他们想骂独秀,所以不知不觉大造此谣言!
包惠僧在广州呆了一星期后,和陈独秀一起离粤。在船上,包惠僧问:“中国革命怎么革法?”陈独秀说:“中国革命要一步一步地走,怎么革法?我也一下说不清,但有几条是清楚的,中国革命信仰马克思主义,依靠工人阶级,推翻剥削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9月11日,船到上海,陈独秀回到渔阳里2号。包惠僧住到马霍路马德里3号楼上。
李达高兴地说:“特立昨天还问陈先生回来没有。”不一会,张国焘来了。他遇到丁竹倩(默村);知道陈独秀回来了。张国焘进门就说:“这几天周佛海出了一点事,我正担心周佛海一走,谁来任代理书记呢。”原来,周佛海在湖南娶妻生子,到上海来又与杨小姐谈恋爱,被人捅到《时事新报》。杨小姐父亲是上海工商会主任秘书,这几天正和周佛海过不去,周佛海准备去日本读帝国大学。
张国焘提出要给劳动组合书记部十几个人发薪金,陈独秀说:“这不是‘雇佣革命’么?……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负责的,所有党员都应无报酬的为党服务,这是我们所要坚持的立场。”李达也不满张国焘,觉得他像个少爷,坐在办公室,一个星期接触不到两三个工人。一个多月来,一个工会也没有成立。但马林则归咎于青红帮干扰和共产党组织的非法性。
和马林见面后,陈独秀在成都南路辅德里625号李达新寓所说:“摆什么资格,不要国际帮助,我们也可以独立干革命。我们干我们的,何必一定要与国际发生关系?张太雷也帮助马林说话,可气。”张太雷劝他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中国也不能例外。”张太雷二十二、三岁,刚出席国际“三大”回来。陈独秀把桌子一拍,说:“我们有多大能力干多大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决不能戴上第三国际这顶帽子。”说着,陈独秀拿起皮包要走。张太雷连忙笑嘻嘻地挽留,说:“陈先生,意见不一致,我们再商量嘛。”
过了几天,陈独秀到李达处坐了一会。李达说:“先生看上去有些憔悴,近日我和特立常找不到你,连你家太太也说不知道你去了什么地方。”陈独秀问:“高君曼说什么了吗?”李达迟疑了一下说:“你太太没说什么,有人怀疑你住小房间,白相去了。”陈独秀说:“舆论自由,随人怎么说。”李达小心翼翼地说:“马林那儿你还没有去?”提到马林,陈独秀生气地说:“我现在情绪不好,不想见他,见了也没有好处,以后再说吧。”
召开第一次中央扩大会议时,负责北方书记部的罗章龙说:“北方工人运动范围甚广,工作繁难,最好另由中央选派经验较丰富的同志前往负责。”陈独秀说:“你说谁有经验?大家不都是一样!你不做谁做?你回去做,有什么为难的地方来信,大家商量,必要时,以后可补充人员。你不要舍近求远,应把读书计划全部放弃,再来向我讲话。”罗章龙提出调王烬美到北京,加强北方工作,但山东不同意。最后决定山东书记部与北京合并,调王烬美到北京。
第二次被捕(1)
1921年9月25日,陈独秀给鲁迅写信,告知已从广州回到上海,仍住渔阳里2号,希望周氏三弟兄来稿。鲁迅收到载有《故乡》的《新青年》9卷1号,想到书坊再买一本,没有买到。他怀疑书坊怕侦探将《新青年》没收了去,不敢将书拿出来。陈独秀在这期“编辑室杂记”上写道:“本社社员某人因患肋膜炎不能执笔,我们希望他早日痊愈,本志次期就能登出他的著作。”指在香山碧云寺调养肺病的周作人。上月底,鲁迅收到刘半农从巴黎寄来两篇文章,他抱怨看不到《新青年》,说陈独秀不给他写信。在这之前,鲁迅听说陈独秀在上海劫住人家带给刘半农的吃的东西,自己吃了。
接到陈独秀信的第二天,鲁迅将二弟、三弟及自己的译稿各一篇寄给了陈独秀。
山东人宫竹心月初来信要借《新青年》,鲁迅回信说:“这种杂志大抵看后随手散失,所以无从奉借,很抱歉。”
10月4日中午,杨明斋、周佛海、柯庆施到渔阳里2号陈宅楼下和高君曼打麻将。
过了一会,包惠僧来了。他对周佛海说:“你好啊,把杨小姐一个人丢在外面,自己跑到这儿打麻将来了。”于是,包惠僧代替周佛海继续打麻将。
正在打牌,有两三个陌生人进来说找陈独秀。听说陈先生不在家,这几个人还要往里走,中间有一个尖脸猴腮的说:“我们要买几本《新青年》。”包惠僧说:“大自鸣钟下有的卖,那儿是专卖《新青年》的。”一个看见了地上堆的9卷5号《新青年》,说:“这儿不是有《新青年》吗?”在楼上午睡的陈独秀知道出岔子了,下楼准备走后门,见一个戴礼帽的大个子陌生人站在那儿,又退了回来。
这时屋外传来巡捕房的汽车声,来人将陈独秀、高君曼、杨明斋、柯庆施、包惠僧5人带上汽车,又将《新青年》杂志和其他书刊资料一部分搬到另一辆汽车上。
到了巡捕房,陈独秀填了王坦甫。包惠僧填了杨一如,高君曼填了林氏,杨明斋、柯庆施填了牟有德、胡树人,然后按了手印。巡警见陈独秀没抓到,在渔阳里2号留了几个便衣。
这时,上海法院院长褚辅成及《民国日报·觉悟》主编邵力子来到陈家,被巡捕带到了巡捕房。巡捕房的头头问褚:“你可认识陈?”“当然认识陈。”“那好,我带你去看看。”陈独秀见是褚辅成,忙摆手暗示褚不要叫他,可褚辅成一张嘴话就出来了:“仲甫,怎么回事,到你家就被带到这儿来了?”这样,陈独秀身份就暴露了。巡捕房的头头见“王坦甫”就是陈独秀,一边放了褚辅成、邵力子,一边叫人去陈家,通知撤人。
傍晚,陈望道到了辅德里周佛海家,说到陈独秀等人被捉,周佛海说:“怪不得了,我刚才去陈家,门口一个大汉很凶,他不让我进门。”杨淑慧忙问:“他们是什么时候被捉去的?”陈望道说:“大约是下午3点。”杨淑慧望了一眼周佛海说:“亏了佛海,不然我们也被捉进去了。”见陈望道困惑,周佛海说:“我中午在陈先生家打麻将,后来包惠僧见到我,说淑慧在等我,我便出来了。中间我们去了法国公园,淑慧想去看他们打麻将,我没有答应。”杨淑慧阿弥陀佛地说:“不然,被抓的就不是包惠僧,而是佛海了。”
陈望道问周佛海:“你怎么刚才又去陈先生家?”“我下午去了马林家,马林叫我带一封信给陈先生,我去陈家,是专门送信的……幸亏没有搜我的身,要不然,我不但要坐牢,陈先生他们也要罪加一等。”马林信上写道:“如果你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一定要听第三国际的命令。”陈望道说:“陈先生和马林的关系一直紧张,现在顾不上了。”
陈望道走后,张国焘神色慌张地来到周佛海家。刚才,他去陈独秀家,后门一个陌生大汉问他:“找谁?”张国焘说,“找陈太太”。“找陈太太做什么?”“收裁缝工钱。”“你为什么不说上海话?”“我的老板是湖南人,我们在上海开裁缝店。”张国焘顺口诌了一家裁缝店。那大汉打量了张国焘一番,说陈太太不在家,就把后门关上了。
听了周佛海介绍,张国焘起身说:“我到马林家去一趟。”
晚上,陈独秀等4人关在一间牢房里。牢房里边放着一缸冷水、一个马桶。牢房没有窗户,过道上发黄的灯光从铁栅门里射了进来。高君曼关在隔壁,可以听到她叹气的声音。包探叫狱卒对这几个人好一点,说这些人都是教育界的名人。过了一会,狱卒送来了两床被子。4个人拿一条被子垫,一条被子盖勉强对付了一晚上。
第二天早上9点,陈独秀等人被带到公堂会审。审讯官说:“陈独秀编辑过激书籍,有过激行为,被侦处查实,已搜出此类书籍甚多,因此有害租界治安。” 马林花钱请的法国律师巴和说:“这些书籍虽然被搜出,但是否有过激性质,我需要详细察看一下,请求法庭延期审讯。在审讯之前,希望将陈独秀保出候审。”法官说:“我们同意保出陈独秀和林氏,但要人钱并保,需交500两保金。其余几位,等你们找出保人,交足保金,即可放回候审。”回到牢房,陈独秀情绪好转,说:“马林这个人,看来还不错,只是有些居高临下,许多事还要我们继续做工作。过去我们的观点,可能偏颇了些。”
第二次被捕(2)
10月6日,上海的《申报》报道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夜里,顾名君从上海打电话给北京的胡适,陈独秀被捕了!胡适给蔡元培打电话,请他向法使馆方面设法。
放下电话,胡适骂了一句:“法国人真不要脸!”次日,天津的《大公报》、北京的《益世报》于显著的位置报道了陈独秀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的消息。
从北京赶回上海的张太雷和李达拟了电报,请孙中山出面援救陈独秀。李达说:“张国焘近日印发了一些援救陈先生的传单,上面写了陈先生以前写的话,出了研究室就进牢房,出了牢房又坐研究室……”张太雷说:“巡捕房说他过激,这样做是抱薪救火。”
蔡元培和胡适给上海法领事拍了电报后,孙中山也打了电报,请他们释放陈独秀。10月19日,法国会审公堂再审陈独秀等人。巴和律师说:“《新青年》已移到广州出版,并没有在法租界出售。《劳动界》是以前出版的,已经停止出版。《共产党》是以前二房客留下的,不是陈独秀办的。”二房客是指李达、陈望道。
法官问陈独秀:“报纸讲你在广东主张公妻,你是否有此主张?”陈独秀答:“这是绝对造谣。”最后,法官宣布将陈独秀等人先放出,但7天后陈独秀需到堂听会审结果。
陈独秀回家后,写了启事,刊登在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觉悟》上。邵力子对巡捕房无故抓人,找不到罪证,竟拿报上的谣言作罪证也很反感。
10月26日,法领事当堂宣布陈独秀“判罚洋100元了案”。
马林:共产党“诞生得太早了”(1)
结案两天后,张国焘、张太雷陪陈独秀去看马林。这次,陈独秀非常满意马林的态度。
冬日的一天,《小说月报》主编沈雁冰来坐。沈雁冰和王云五商量,请陈先生担任商务印书馆名誉编辑,月薪300元。陈独秀将自己翻译的《社会主义之思潮及运动》交给沈雁冰,王云五刚任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副主任,他将书稿转给胡适,请他把关。
11月下旬的一天,陈独秀起草了一份中央局决议,要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5个区在明年7月以前,各发展党员30人以上,全国团员达2000人以上,出共产主义书籍20种以上,全力组织铁路工会,并告知很快寄出青年团及女界联合会章程。这时从法国回来的蔡和森、李立三来见陈独秀。陈独秀说:“我们的工作刚刚开始,任务很重,你们回来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