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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关资本剥削以及对无产阶级的奴役等观点，但他们并不信奉马克思。如果讨论有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有关问题，中国人强调的则是这一意义上的平等——同一社会阶层中所有成员的结果平等。中国人从来不提倡奴役，但曾经也存在奴仆。传统上看，同一工作群体中的每个中国人都可以得到完全相同的工资报酬与分红——对收益进行集体分配。作为一种政治宣言的结果平等导致中国人倾向于将利润与贪婪两者等同起来。
自从邓小平提出上述名言，就将“改革后的市场经济”这一概念合法化了，同时也强调这种经济带来的是社会性的收益，而非个人贪婪；据说有助于“财富的再分配”。中国人已经认识到，没有经济收益则职能停留于物质贫困的水平。他们的目标变成了引导财富从那些高收入阶层流出，以确保分配的结果平等；而西方世界则是依靠下层人创造利润，接受分配不平等这一现实，并将其作为获得更大的社会收益的一个必要条件。
第十章 利润与贪婪（3）
一旦来自美国的私人企业家与代表国家的中国人讨论有关合资企业的问题，所有这些差异都会在谈判过程中显现出来。每个特点都有其历史渊源。
井里捕鱼
没有哪一个神志清晰的渔夫会在井里捕鱼，但一旦西方人很不明智地将西方的有关企业利润的概念强加给与其合作的中国同伴的时候，用这句话形容就再恰当不过了。毕竟，中国仍然是一个讲究人际性顾客关系的国家——而并非是一个顾客不再强调人际关系的国家。即使中国仍然有许多人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受到西方顾客文化的影响，中国人也并不像是坐以待捕的鱼。中国可能在经济领域是落后的，但中国社会仍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复杂的。牛仔们不应该承诺高额利润，而必须学会探察中国人对于未来的社会收益有怎样的预期。反过来，中国人必须了解更多的有关西方人投资的问题，这样，原来已有的投资就不会白费。
尽管我们之间在有关投资收益问题上的差异是巨大的，西方的一个概念有助于牛仔们克服理解上的困难：非金融资本（nonfinancial
capital）。西方人理解的非金融资本有几种重要的表现形式：人际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事实证明，西方人对这些资本形式的理解与中国人所理解的利润、投资以及社会和谐相当相似。所有这些概念都源自相同的基本原则，就是风险与索取。他们都是与“井”有关的概念，而非与“海”相关的概念。
例如，就何时动用社会资本获得帮助这一问题而言，牛仔就有相当成熟的想法。牛仔只有在认识到自己已经为第三方提供了某些帮助的情况下才会向别人求助。否则，他们就承认自己“欠”别人的——以一种隐含的方式承诺他们会加倍偿还所欠的东西。对待社会资本与政治资本乃至道德资本，他们也秉承相同的原则。所有这些情况下，资本都很有必要至少是部分地保持充足；否则，在人际、社会乃至道德等领域就存在出现破产的危险。
龙并不对“支持”这种资本进行分配。他们有所奉献并获得收益：东方的一切都以奉献为基础。西方人实际上完全误解了这一风俗习惯，并将其看作是不道德的行贿活动加以谴责。美国政府对于这种行贿行为有着相当准确的界定——价值超过100美元的所有东西。在东方从事商业活动的美国人就会发现，这是一种最令人遗憾的误解，通常采用奖金和宴请等方式避免这种误会。
如果向你的来自中国的东道主解释，为什么你的公司和政府对你所奉献的东西加以限制，你也可以避免出现这种冲突——然后你就可以非常谨慎地选择礼物取悦对方并表达你的敬意。这种做法与你用来解决有关对利润概念的不同理解所造成的冲突的方法非常相似——即向对方解释为什么你的公司要把追求短期收益放在首位。这样，你和你来自中国的合作伙伴就可以齐心协力，努力使双方成员都满意。
捕鱼与攫取利润
一方眼中的利润在另一方看来则成了贪婪。如果对一个中国人提到利润这个词，他很可能会想起19世纪西方人对中国的劫掠。
个人的与社会的。牛仔认为利润是个人收益；龙则把利润看作是一种社会财富。
对牛仔来说，赚取利润就像是捕鱼。市场就像海，其中有大量鱼。海里总是有更多的鱼待捕：你必须不断地将过去的收益用来进行现在的投资。否则，就不会有将来。
对龙来说，利润来源于一口深井。利润之井是过去挖掘而成的，只要我们不在某一时期过度使用，这口井现在和将来都会不断地喷水。投资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过去所做过的事情，如果我们不滥用过去的投资，将来这些投资仍然会带来丰厚的回报。
没有人在井里钓鱼。每一方的成员都必须向对方解释对自己来说利润意味着什么。
建议
1、 不要映射出贪婪。避免使用西方式的利润概念来确定合资企业的目标。相反，要从社会收益和经济收益的角度确定企业目标——除非你被问及有关利润前景的问题。
2、
放弃投资回报模式。在实际与中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要彻底忘掉西方式的有关时间价值和时间投入的形象说法；相反，要从进行非金融资本投资、相互交换帮助和礼品的角度思考问题。这样，如果某项交易实际进行的时间比你所学到的理论上需要的时间更长的话，你就不会感到茫然不知所措。
3、
解释、解释。中国人仍然在学习诸如投资的时间价值等概念。要认真地向对方解释：西方的投资资本并非像它看上去那样是神秘的“赌注”；中国人也就会理解西方人的意思所在：资本是来自于过去的一种珍贵的东西，不是被浪费了，而是一种富有成效的利用。
第十一章 竞争与和谐（1）
设想一下，2008年夏，在北京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新闻记者正在采访美国的金牌得主与中国的金牌得主。记者分别向两位冠军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为什么你会如此努力地争夺奥运会金牌？”两者的答案中都包括三个主要方面。牛仔说：“我是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我努力争取做到最好；我希望拿到金牌实现我的梦想并使之更为充实。”龙说：“我想让父母因为我而感到骄傲与自豪；我想使我所在的社区与单位感到光荣；为国家赢得荣誉我非常自豪。”自我与国家。
当他们的回答在电视上原声播出的时候，每一方都不免会对对方的诚意表示疑问。中国人对美国人明显表现出来的幼稚的自我中心主义感到震惊。毕竟，他们都是致力于夺冠的美国运动员团队中的一员；每位参赛者必然要为自己的家庭与祖国而努力拼搏，这是毫无疑问的。另一方面，美国人从中国人身上看到的则是虚伪的一面。他们认为，中国人实际上是出于某些个人原因而努力拼搏，他们的话仅仅是装装门面而已。毕竟，获胜的中国人只有三人参加，并且也是通过竞争而来的。
竞争与和谐
牛仔强调竞争；龙则强调和谐。竞争与和谐并不是作为对立的两极——如亮与暗、正极与负极——而存在。相反，它们看上去像是一个连续体的边界——一条衡量你究竟是外向型的还是内向型的线。大多数人都处于两个极端的中间状态。因此，我们的假设是双方运动员都拼命地参与竞争，否则他们就拿不到金牌。他们都属于某个运动员团队——团队中的成员都以一种合作的方式共同生活并展开竞争；差异就在于龙与牛仔对竞争的强调程度相对说来是不同的。
对任何群体或社会的生存来说，竞争与和谐各自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所有的进步——或破坏——都依赖于竞争冲动。重要的社会机构——诸如家庭与工作群体——的日常存在都离不开合作性的和谐。过度竞争会破坏社会秩序，社会性危害也会惊人地增加。过度强调和谐则会造成经济、社会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陷于停滞——萎靡不振的人或群体会遭到那些更具有竞争力的群体的掠夺。
所有的社会中都是竞争与和谐并存，否则就无法长久存在。纯粹强调竞争的结果就是西方哲学家所谓的“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一种异常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彼此合作，偷窃财产、掠夺他人自由乃至生命的现象屡见不鲜。如果杜绝最后仅存的一点点合作的话，这样的社会就不会存在。纯粹强调和谐则会导致社会无法适应外界环境，无法自我保护，终将走向灭亡。当然，富于竞争精神的美国人身上仍然具有许多和谐的特点，受儒家和谐思想影响的中国也有彼此之间存在激烈竞争的家族和统治者。中国人将所有这些现象看作是“阴”“阳”的外流。
毛主席打破了传统秩序
毛主席的行为就像是第一任皇帝，采用竞争性的力量进行强制性变革，打破古老的以家庭为中心的儒家社会秩序。新“皇帝”毛主席所创建的主要的竞争机构采用非家庭式的工作单位的形式，在群体内工作的每个个人都可以因为自己所做的部分工作而得到报酬。事实证明，毛主席所倡导的工作单位这种形式是对中国妇女的真正解放。这种组织形式与儒家所规定的妻子服从丈夫的传统家庭相对立。当最初的竞争结果没能够引发足够的变革的时候，毛主席于1966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使得同龄人之间彼此敌视。由此引发的竞争的破坏性如此巨大，以至于严重破坏了整个社会的文化基础。年轻人横行霸道。
主导与服从
几千年来的文化基础都表现为复杂的成对关系。成对关系的秩序首先是儒家著名的五伦：天与地、君（当权者）与臣、父与子（一种“自然的”关系）、夫与妻（一种“人造的”关系）以及兄与弟。这种成对关系进一步深入社会各个层次角落——如，顾客与供应商。
在上述每一种情况下，关系的秩序从来都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关系中的后者通常都要服从前者。两者的互动通常表现为一种因果关系——行动与反应。每一种社会环境对社会性反应都有明确的要求；同样的一个人，在一种社会关系中可能处于服从者的地位，而在另一种社会关系中则处于主导者地位。例如，儿子要服从父亲，但相对于他妻子而言则是拥有权威者。在这种社会秩序中，激烈的竞争仍然存在，但永远都不会出现在具有成对关系的双方。在上述成对关系中，竞争被看作是邪恶的、具有破坏性的，因而将受到惩罚。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竞争总是间接的，但西方的竞争则是直接的、显而易见的。
就这种“主导者－服从者”组成的成对关系而言，仅存在一种例外情况：亲密朋友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关系意味着平等。牛仔之间也存在亲密的友谊，但与中国的成对化的友谊不同，他们之间有时也存在激烈的竞争。在牛仔与龙建立起来的商业关系中，最终目标应该是使合作双方通过中国人的方式成为密切的朋友。
如果牛仔能够了解西方一个思想流派的来龙去脉，他们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