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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西方的社会等级次序与东方的社会等级次序似乎是恰恰相反。在中国，最受到重视的就是学者，然后是抵住、农民和工匠；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是商人，然后是士兵和不法之徒。在处于最低层的这两类人中，后一种经常干些小偷小摸的事情，the
former did a lot of bowing。
在西方，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军人和拥有土地的贵族们——包括教士——站到了社会等级金字塔的等短。接下来是商人和学者，然后是工匠，处于最下层的是农民。有些西方人认为盗贼总是处于社会顶层。
这种颠倒过来的社会等级秩序对于后来的历史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因为中国强调学者可以作为统治者，在其帝国内运用和谐的工作进行统治，相对说来，中国变得比较内向，应有地抗击后来出现的入侵者。通过压制外贸活动，中国统治者使得商人阶层永远都处于低人一等的地位。相反，在西方世界，军人的卓越地位最终孕育了一个肮脏的、充满战乱的封建时代。从事商业贸易的西方人则成为西方商业和工业革命的直接引导者，这反过来又推动了现代西方经济的发展。中国则错失了这些革命机会。
第五章 传统（4）
如何在商业领域取得成功
如果你生活在500年以前，要写一本题目为《如何通过真正的驱力取得商业领域的成功（How to Succeed in Business by Really
Trying
Hard）》的书，你会写到哪些内容呢？如果你生活在中国，你的书中将涉及到有关政府方面的事务以及如何左右统治者使他们为你的目标的实现提供帮助。如果你生活在西方，你书中的内容则会重点讨论如何在极其不确定的环境中从事商业活动以及如何利用最新技术获取赢利。在西方，你所拥有的最大资产逐渐成为你所拥有的人——这些人越聪明越好。在中国，所有最聪明的人都在政府部门工作，向你征收赋税。
一切皆未发生变化——一个商学院的成功故事
最近，我亲自了解到这一现象——在商业领域和政府里，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任何变化。2001年秋，我在北京的清华大学为该校的eMBA班的同学做报告。清华大学是中国一流的工程技术类高校，相当于美国的MIT。在我开始讲有关“跨文化与跨语言商业技巧”的有关问题之前，我收集了一些有关该校管理学院的背景信息。似乎这个学院的名气直接来自于那些成功的毕业生及其前任院长——朱鎔基——的领导才能。朱先生从1984年开始担任该学院院长，直到最近成为中国的总理。在中国，学者仍然处于领导者阶层。
朱先生亲自将清华大学定位与北京大学的光华管理学院的主要竞争对手。（光华管理学院就相当于哈佛大学商学院，北京大学就是中国的哈佛——由此你可以看到所存在的激烈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他的这种做法体现了他有关哪些人可以吸收进他的MBA计划中来的哲学：只有那些有可能成为对中国有利的未来最杰出的商人的人才可以成为其MBA计划的一部分——这是一种相当中国式的思维方式。当然，美国最好的商学院招收那些最为优秀的个人。这里又出现了“合作群体与个人”的问题。
按照朱先生的哲学观点，他最器重哪些人呢？那些年龄在30多岁、已经在中国政府部门有一定的工作经历，并且已经或者即将开始他们的商业活动生涯。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比较独特，实行一党执政并且只有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规范商业行为方式。因此，在中国，要在商业领域内取得成功，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要了解政府系统是如何运作的，尤其是那些直接实施各种规章制度的地方性政府的运作机制。（在东欧也存在大致相似的情形）。在中国，古老的儒家市民服务传统仍然存在——那些最精明、最不留情面的人进入了政府部门。今天，对从事商业活动来说，所能经历的最好的培训就是某种政府职位！
为什么朱先生以前教过的学生都相当成功呢？清华大学培养出来的中央政府官员要比其他任何教育机构都多。这里的毕业生占据着中国中央政府300个最高职位（副部级以上）中的60多个。与这些官员之间所具有的校友关系，使得清华大学的MBA学生们大为受益。这种现象再一次确证了那句古老的谚语——不是你知道什么，而是你认识谁。
凭直觉而言，牛仔们对于这种看上去似乎乱伦的关系的反映是很消极的。但在美国也存在一个与此相当相似的机构，即所谓的“旋转门（revolving
door）”，主要存在于“military…industrial
plex”以及其他受政府管理的行业中。在旋转门制度下，那些最为优秀的商业领导人不仅仅是被吸收进政府部门，而且被吸收进政府的管制实体中——这些管制实体试图控制的恰恰就是他们在其中工作的企业！政府的成功取决于要了解企业是如何运作的：以贼擒贼。赢得了政府抚恤金以后，这些商业界的领袖们就利用他们的关系而被吸纳进那些与此相似的受政府管制的企业中去，进一步为他们提供帮助。乱伦是最好的。
在中国，这种门通常只是向着一个方向敞开；而在美国，这扇门在不停地旋转。不管在哪个国家，使一切真正运转起来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或者说是关系。传统中所积淀的人类本性总是能战胜当时流行一时的潮流。
具有分歧的传统
东方代表着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形成的稳定性：
和谐就是一切。由神和人类所组成的整个宇宙都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万物都是彼此联系的，and peace and abundance can only e
about through it。
保持人类和谐需要那些经受过训练的学者兼管理者对所有的男人和女人进行日常管理。
文明的最重要的支柱是儒家学说中的五伦：天地关系、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妇关系和兄弟关系。每个人都必须尊重这些永久存在的关系。
家庭远远比个人重要。个人存在的目的就是使家庭得以延续，现实中存在的是所有家庭关系——包括已经去世的祖辈们——的集合。
商业上的成功只能来自于管理者的currying favors。
西方代表的则是动态的——有些情况下是不稳定的——变化：
个人是市民社会中最重要的因素。其余所有的一切都必须服从于人类个人自由。
市民社会依赖于非个人的法律准则，而不是依赖于人的统治。
要使一个市民社会处于最佳的运作状态，所有男人和女人都必须是个体的人，拥有思考和自我选择的自由。因而在一个处于不断变化中的市民社会秩序中，法律准则决定着动态的结果。
第五章 传统（5）
所有的人类关系都有暂时性的特点，始终处于一种不断变化的状态。没有什么是永恒的。
要取得商业上的成功需要雇佣最优秀的、最聪明的创新者。
对于当今商业活动的几点建议
1、
关系。在中国，商业上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地方政府、区域性政府以及中央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在美国，牛仔们喜欢在尽可能的情况下都将政府部门排除在商业活动领域之外：Government
slows things down and screw things
up。而在中国的情形恰恰相反：政府能够促进商业活动的成功，并且降低所面临的风险以及遭受失败的可能性。要充分利用你的中国合作伙伴所具有的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
2、
有利的合作伙伴关系。在中国，独自行事是相当困难的——如果有可能这样做的话。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是否与一个中国组织合作，而是与哪一个组织合作。那些在政治方面有着良好关系的合作伙伴通常能够对商业活动的成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案例研究
上海的犹太人集会
在我第一次去上海的旅途中，一位美国管理者问我：“查理斯，上海有犹太人集会吗？”“我找找看，”我这样回答道。这个单纯的问题引起了对我一系列的要求，正如大多数中国人所遇到的情形一样，似乎并不存在简单的答案。
我在佛罗里达认识了一位在中国长大的、年事已高的犹太妇女，了解到关于犹太人在中国的起源的如下故事。似乎是大约公园800年左右，一大群来自中东的犹太人由于遭到穆斯林统治者的驱逐，来到了湖南省的Kaifang一带。为了免遭迫害，他们的足迹遍布了整个危险的丝绸之路。汉族人民很欢迎他们，很快他们就定居了下来，彼此之间开始通婚。有些人继续前进，顺着长江流域来到沿海地区的上海。到现在，他们看上去已经相当中国化了，但他们仍然坚持其犹太人的信仰和风俗习惯。
1100年后，在俄罗斯革命时期，白俄罗斯的犹太人也大量涌入中国。他们历尽艰难来到上海，因为他们直到这里有一个日益走向繁荣的犹太人社区。这样俄罗斯人也逐渐定居下来，与汉族人通婚，并且被融进中国沿海地区的文化中，同时仍然保持着他们原有的犹太人的信仰。他们看上去像中国人，却说着西伯来语。
我还了解到，二战之前，纳粹德国的部分犹太人也来到了上海。中国是为数不多的接受被德国希特勒政权驱逐的犹太人的国家之一。有些犹太人也定居在上海——这里存在着充满生机的犹太文化。令人伤感的是，在毛主席统治下的20世纪40年代，上海的犹太人遭到了迫害——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也不是种族迫害，而是因为他们的组织机构似乎对中国的国内和谐造成了威胁。今天，中国政府也是处于同样的原因而对“发轮功”感到恐惧。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东方人并不像西方人那样专注于准确的历史事实。从西方人的角度看，我们描述的这些情况可能并不是十分准确的。在中国，神话与历史实际上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然而，犹太人机会在上海的确存在，并且可能会多次出现。
我还了解到了一个二战之前到上海参观的西方商人——我就是向他了解有关有犹太人机会的情况——的故事。酒店服务生引导他参加一个犹太人集会，他去了，结果发现它是在场所有人中唯一一个白种人。其余所有得人看上去像是中国人，但他们所举行的所有仪式都是犹太人的。礼拜仪式结束后，他来到犹太法师跟前，用西伯来语告诉他，自己对于这种服务感到很满意。法师听后，同样也是用西伯来语表达了自己喜悦的心情。接着那个商人说：“顺便说一声，我是犹太人。”那个法师回答道：“真的吗？你看上去根本不像是犹太人！”
Look at what has happened not only for Jews but also for Mongols and
Buddhists。首先，外国人要么是平静地迁入中国，要么是通过武力入侵进入中国，然后与当地中国人通婚而逐渐被中国文化同化。最后，他们已经变得完全中国化了，并且同时仍然保留其种族和宗教方面的根基。中国并不是一个完全同族的人群，而是一个大熔炉——尽管在中国，非汉族人仅占其总人口的5％。并且，作为“第一个美国”，甚至早在美国人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