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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这套文件对外交委员会考察越南政策问题有极大的帮助，请送一套来让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一阅。
莱尔特马上表示收到了富布莱特的信，但是拖了一个月才正式回复。在回信中，国防部长正式承认有这样一套文件，但是随即说明，这套文件含有高度敏感、高度机密的原始资料，麦克纳马拉的出发点是将这套资料用于遥远将来的研究，所以，这套文件的使用是严格限制的。很多涉及总统和内阁人员的通信，在政府的分权结构中一向被看做是不受其他分支干预的行政特权；很多涉及个人的原始资料是在保密的前提下才用于编入文件的。所以，国防部长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富布莱特的要求。
富布莱特立即再给国防部长写信，希望国防部长能够采取“更合作”的姿态。他告诉国防部长，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能不能接触这一套文件，涉及宪法所规定的立法分支和行政分支的权力平衡问题，特别是在外交政策方面。如果参议院要行使自己在对外关系方面的宪法责任，外交委员会就必须能接触到有关外交事务的背景资料，而这种资料只有行政部门才掌握。
这个道理，莱尔特难道不懂吗？当然不是。莱尔特在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以前，自己就当过联邦众议员，他自己是从立法分支转到行政分支的。可是，现在在国防部长的职位上，他自己也不愿多受国会的约束。他客气地给富布莱特回信，说以后再联系，然后就杳无音信了。
与此同时，艾尔斯伯格千方百计在背后推动富布莱特，想要参议员先生用五角大楼文件采取行动。在1970年初，他一下子给富布莱特的助手送去了从25卷五角大楼文件中复印下来的3000页文件，有些他干脆直接就从邮局寄过去。因为反正美国的邮局是不检查印刷品内容的。
富布莱特有这么些文件在手里，他在考虑怎么做。参议员有参议员的思维习惯，他不会贸然公开这些文件。他后来说到，他知道可以用这些文件做一些文章，但是不经过官方的正式发布程序而公开文件内容，就在程序上留下了漏洞。这样做不仅可能使外交委员会招致攻击，而且破坏程序是对制度本身的伤害。他认为，他还是必须遵从合法的听证会的程序要求。作为国会外交委员会，他们以前也曾经要求行政部门送交保密文件，用于国会的不公开的会议。在保密规定上，只要有一个细小的失误，行政部门以后就可以拒绝向国会递交同类文件。这是他无论如何必须避免的。 结果，富布莱特就处于一种十分微妙的状态：他知道有这样的文件，他甚至看过一些文件复印件，但是在任何公开场合或在听证会上，他不能提到五角大楼文件，更不能引用其中的内容，因为它们还没有正式发布。富布莱特再一次给国防部长写信，要求正式调阅五角大楼文件。这一次，他连回信也没有收到。
这个时候，艾尔斯伯格在另外想办法。他出席了一个有关审判战争罪的讨论会，在会上他向一些国际律师说明，如果国际上有对战争罪行的审判，那么他知道有这么一批五角大楼文件，他宣称这些文件对于审判的意义，相当于“二战”末的纽伦堡文件。他甚至向一些律师描述了五角大楼文件的内容，并且表示，只要有审判的机会，他个人可以作为被告，或者作为证人出庭，从而让法庭发出传票，强迫五角大楼交出文件。他甚至怂恿一些宪法律师发起民事诉讼，想用这个办法促使法庭发出命令，把五角大楼文件作为证据公布出来。
这条思路，就是走司法程序来公开秘密文件，尽管很困难，因为美国的法庭一向避免涉足国防和外交领域，这也是分权和制衡的结构决定的，但是并不一定走不通。美国的法庭有司法自制，对接受案件有明确的要求，但是一旦法庭认为有理由启动程序，别的政府部门通常尽量避免公开对抗法庭命令，这也是三权分立的游戏规则决定了的：法庭是平时权力最小的分支，一旦动起来，威力最大。
可惜，律师们没有被他说动，因为他们认为启动司法程序的条件还不具备，法庭还不会就这样接受他们的案子的。
1970年5月，美军入侵柬埔寨，国内反战运动风起云涌。在反战示威骚乱中，肯特大学的四名学生被维持秩序的国民卫队枪杀。我们多次看过当时的资料和纪录片。至今为止历史学家也难以搞清，在一片混乱之中，是怎么开起枪来的。很多大学为此停课。基辛格的一个助理，安东尼·雷克，愤而辞职抗议入侵柬埔寨。富布莱特召开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艾尔斯伯格在听证会上作证。他指出，美国对越政策所依据的国家战略利益的内在逻辑严重不足，所以，要理解美国对越政策的连续性，必须考察这些决策的国内政治背景。他指出，历届行政分支对越政策有一个从不在正式文件上反映的动机，就是都想避免在自己手上遭受“失败的屈辱”，为此而长期在越南支持一个腐败的、不得人心的独裁政权。
富布莱特再一次向国防部长写信要求五角大楼文件，国防部长回信，再一次明确表示拒绝。
富布莱特发现，他仍然无法摇动白宫和五角大楼的固执，机密在行政分支手里，而且他们一意孤行，而他自己在发表讲话的时候，还得小心不要在程序上破坏保密规定。1970年8月7日，富布莱特在参议院讲话谴责了国防部在五角大楼文件问题上的态度。他说：“行政分支又一次让国会吃了闭门羹。”但是，他警告说：“有一句老话，在华盛顿，没有什么可以长久保持秘密的。我希望第一个得到这套历史文件的记者，能够和我们委员会分享。”
国会这条路不通，下一条路就是新闻界了。
好了，下封信再给你聊五角大楼秘密文件走进新闻界的故事。
祝 好！
林达
18。 柳暗花明找报纸
卢兄：
我接着把“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案”给你讲下去。
艾尔斯伯格试图通过美国政府的正规途径发表五角大楼文件的努力，屡遭挫折。其根本原因，是国会议员们受严格的保密规则制约，即使是在特殊情况下，也不会越轨行动。因此，艾尔斯伯格试图发动立法分支来制约行政分支的努力，无法得到预想的效果，这是很好理解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自然想到要走的路，就是寻找更为民间的途径，这样的途径更为间接，但却是永远可以走的，而且这样的途径受宪法的保护，因为涉及言论自由。权力制衡的路不通，就走言论自由的路。这条路最有效的是新闻途径。
在这期间，艾尔斯伯格成为一个反战积极分子，多次出席民间会议，有些是反战组织的，有些则是学术界的。同时，他还继续给报刊杂志写信，发表他对越南战争的看法。在这一阶段，艾尔斯伯格的观点更加明确了。他不再相信很多人的观点，即美国是由于不了解情况，由于粗疏而在“二战”后误入越南的泥淖。通过对五角大楼文件的研究，他认为，“二战”后历届总统一步步踏入越战是有其主观原因的，他们有时明明知道决策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他们睁着眼睛往里走，其根本原因是国内的政治逻辑，谁也不愿意在自己手上认输，谁也不愿意在下一次大选前表现出失败。
艾尔斯伯格已经准备通过媒体把五角大楼文件暴露出来。既然国会议员们不公开五角大楼文件，那么只有找新闻界，看看新闻界有没有这个胆量。因为他知道，新闻界有“新闻自由”的宪法保护，或许胆量要大一些。可是，当他和一些律师朋友商量的时候，律师们无一例外地劝他还是走国会的路。因为只要找到一个国会议员愿意在国会公布五角大楼文件，那么至少这个国会议员由于立法豁免权的原因，还不至于进监狱，而他自己把文件捅到新闻界去，新闻界或许没事，他却免不了要吃官司的。
艾尔斯伯格感到，他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只有走向新闻界。主意一旦打定，然后就是找谁的问题了。他去找《纽约时报》华盛顿分部的尼尔·希汉。希汉是新闻界报道越战的一个名记者，当年为合众国际社派驻越南的时候，艾尔斯伯格刚好也在越南，他们在越南的时候就相识。希汉的反战观点和他对越战的报道是非常有名的。在亲临越战前线报道的西方新闻界，合众国际社的希汉、《纽约时报》的大卫·霍布斯坦和美联社的布朗，被记者们誉为“三无畏”。希汉在《纽约时报》的书评中指出，决策越战的美国领导人，根本就没有好好读过美国法律对战争权力的规定，也就是说，他认为，美国领导人在指导战争中的行为，是违反法律的。
1971年春天，艾尔斯伯格要希汉到麻省理工学院所在的坎布里奇，交给他几千页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的复印件。
希汉拿到这批匪夷所思的秘密文件，立即向他的顶头上司《纽约时报》华盛顿分部主任福兰克尔通报。他们俩商量下来，认为有几点是必须考虑周到的。第一，当然是这批文件的真实性，即使它们是真的，它们是不是全面地、客观地反映了越战决策的真实历史？因为片面就不是真实。
第二，当时，尼克松总统已经开始逐步从越南撤军，在这样的时候，如果发表五角大楼文件，民众的反应将会是什么？
第三，希汉的消息来源，即艾尔斯伯格的动机是什么？他们必须确定，他们是在和怎样的一个人打交道，这是不是一个正直的人。美国新闻界的道德标准是，他们必须保护他们的消息提供者，为消息来源保密。这里不仅有新闻界利益的成分：你不为消息来源保密，久而久之就没有人敢冒风险向你提供消息，等于断了长远的消息来源。还有在新闻业成熟之后，有一种自我要求的文化和道德完整性：新闻报道是在做一件道义上正确的事，保护冒着风险提供消息的人，就是必然的道德要求。即使这种道德要求和法律冲突，也要去做。《纽约时报》记者Caldwell曾经报道过60年代闻名的黑豹党，后来在加州的一件刑事案件中，大陪审团要求Caldwell秘密作证，提供关于黑豹党的消息来源，Caldwell断然拒绝，宁可以藐视大陪审团的罪名无限期入狱。现在，同样，希汉和《纽约时报》明确约定，他将不公开五角大楼文件的来源，甚至连他的顶头上司也不告诉。
第四，用这一批五角大楼文件作为材料写的报道，是否能提供足够的反面意见，也就是说，《纽约时报》的规矩是，不愿意任何报道表现出自己有倾向性。这也是成熟的美国新闻业的行规。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纽约时报》写出来的东西，不能是苏联《真理报》的，不能一边倒。
对报纸的生存来说，当然是新闻性第一。希汉的顶头上司，华盛顿分部主任福兰克尔在读了希汉提供的部分文字以后，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金矿”。他马上向《纽约时报》的总编罗森塔尔等高层人员通报，说有庞大的阅读工作量，要求增援人手。
艾尔斯伯格告诉希汉，参议院富布莱特手里也有这套文件，他一直在促动国会公布这套文件，只是至今暂时还不成功。他还告诉《纽约时报》，关于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的事情，他已经在一些学术界会议上提到过，有些民间反战组织也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