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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弹劾案开始之后，我就一直有些疑惑，因为，按照它的程序，参议员们是对克林顿总统“是否作了伪证”，投出“事实与罪名相符”或者“不相符”的选择票。根据当时公布的确凿证据，“伪证”几乎已经是一个人皆尽知的事实。
通常来说，正因为参议院的投票是公开的，那么，他们的态度，其实是在选民面前的一个亮相。我在想的是，假如依据对事实的判断来投票的话，全票通过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可是，弹劾没有被通过，几乎又是大家事先都已经预料到的结果。这里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美国政坛面对从未料到的、已经走得十分尴尬的棋局，依据他们对宪法的理解，运用了他们政治实践的智慧。
站在今天，我们回头去看这个事件。一个总统犯下“伪证罪”，假如国会什么都不做，听之任之，这个国家的立国根本——法治，就形同儿戏了。因此即使在今天去看，弹劾程序的启动，都不是过分的。对总统来说，弹劾启动本身，已经是一个警戒或者说惩罚。但是，是否弹劾成功、废黜总统，又是另一回事。
弹劾总统成功，美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发生过。追溯费城制宪会议的制度设置，最基本的出发点之一，是防止政府的行政、立法两大分支失去平衡。最危险的事情，是一头过大。也就是说，最怕的是总统可以轻易地合法解散国会，或者是动辄国会能够合法地赶总统下台。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的话，说明政府的建制本身是失败的。国家也就可能随之动荡。
因此，在真的面临是否弹劾的时候，议员们又是在非常谨慎地对待这个美国历史上的先例。好在，弹劾本身并不是司法程序，而是一个类司法的国会投票。因此，参议员们有一定的法理上的回旋余地。毕竟克林顿不是卖国贼，事件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慎重地对待弹劾，其实是慎重地对待两大分支的平衡。
因此，虽然你可以说，一方面，这确实是两百多年前，费城会议设计制度的成功。因为，宪法规定了，弹劾必须达到2/3的票数，方能成功。根据两党席位，当时在野的共和党一方，还没有占到2/3。
可是，从投票情况来看，参众两院的两次投票，分别有20％和10％的共和党参议员，投了否决票。也就是说，假设当年的费城制宪会议，定下弹劾不是以2/3、而是以超过一半的多数票为准，那么，在这个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对克林顿的弹劾仍然不会成功。因为在对手党中，也会产生相当比例的、以克制的态度，来对待可以名正言顺、合法地把对方党总统赶下台的机会。而当年定下众议员以半数票启动弹劾，参议员以2/3票实现弹劾这样的比例，表现了制宪者保持政治稳定的智慧和技巧。
给你讲着费城会议审慎对待两大分支平衡的过程，我重提克林顿的故事，是让你看到，一个宪法条文的精巧设置，固然重要。可是，它依然只是“纸面文章”。它需要执行者的自律，来完善制度实践的另一半。
这一点，也是费城会议最担心的地方。因为他们知道，要使一部宪法在13个主权州的联合体、在一个复杂的移民国家正常运作，大半的成功，不是纸上的制度构筑，而是在今后的实践操作。
他们知道，每天，一船船的移民还在到来。他们知道，贫困的美国人正怀抱着希望，兴致勃勃地向西部开发挺进，在日日开拓扩大美国的疆界。他们因此在讨论着新的州如何加入美国的宪法条款。他们在预料一个迅速成长的美国。可是，他们仍然无法料到，美国今天会是这样的规模。因此，他们一边在起草宪法，为管理美国打下基础，一边又很悲观，其中一位代表的想法很典型，他说，“我们的宪法能有20年的正常运作，就算很不错了。”
结果是，这个宪法成功地运作了200年，仍然保持着生命力。
好了，下次再把费城制宪的故事聊下去。
祝 好！
林达
5。 民主的困惑
卢兄：
你来信提了个问题。你注意到费城会议在避开民众，你问：这是不是违背民主原则呢？
你确实问在点子上了。除了美国开会议事的老规矩，费城会议还有一条很不寻常的保密原则。会议一开始就约定不公开，议事的内容、过程、结果都不能随意向外界透露。会议代表们都是美国最杰出的社会名流，费城又是当时美国最大的城市，会议开始之后，费城的上层社交圈子，经常把他们当做贵客，轮流邀请。人们至少是好奇吧，都会试着打探会议的内情。可是，一提会议，代表们都王顾左右而言他。
华盛顿将军作为会议主席，从来不发表什么讲话，也是出名的沉得住气的人。可是，在会议中间却发了一次脾气，起因是有代表捡到一页不知是谁遗落在会场中的会议记录，交给了会议主席。第二天，华盛顿严肃地重申了会议的保密原则，告诉大家，他不愿意再看到这样的失误发生。之后，他把那页记录留在桌子上，走开了，要“失主”自己领回去。
宪法制定的过程，牵涉到平衡协调13个州的利益。你可以想像，这一点不比把今天的欧盟变成一个“国家”的难度更低。他们估计，就这些代表自己讨论，要达成协议都千难万难，假如会议过程外传，再被媒体渲染一番代表们为各州利益发生的争执，就很容易酿成民众的激愤情绪。假如民众再涌上来逼迫自己的代表：非要如何，或者一定不能如何；那么，任何妥协就都休想达成了。而各方的妥协，看来是会议惟一的出路，他们可不希望这仅有的出路，被外面无端滚来的大石头堵死。所以，保密规定在费城会议期间得到了很严格的遵守。
这条保密规定我也想过很多次。和它非常鲜明的对比，就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民众经常冲进议会、参与议政，把议会变成群众大会。结果，民众的狂热和激进最终把一切逼进死角，法国的制宪和民众暴乱相互交相辉映。宪法是出来了，却没有效力，不能依据宪法建立一个稳定的法国政府，也控制不了混乱的局面。那是和美国费城制宪会议几乎同时发生的事情，晚了没几年。
可是，我们也看到，在两百多年后的今天，美国的议会又是非常公开的。在这里专有两个电视频道，总是在现场报告美国国会的辩论、投票、重大议题的调查听证会等等。并不是说，现在议会讨论的，就没有对民众造成重大刺激的题目。例如，在前一段日子，就有美国国会举行的有关在9·11恐怖袭击时，政府对民众是否尽了保护之职的调查。这样的议题除了总统的作证之外，其余的听证过程也是全部公开的。
那么，费城会议的这样一个措施，究竟说明了什么问题？他们瞒着大多数民众，却在讨论着一件和民众密切相关的大事，就像你问的，是不是违背了“民主原则”？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这辈子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位长辈，他曾经一次次地对我这样说过，“在你去分析一件事情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三大要素：时间、条件、地点”。很高兴我能在这里和你分享他的经验。
因此，你看，所谓民主原则其实也是一个过程，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地点”之下，是不同的。在两百多年前的美国，在民众的文明程度对于充分民主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已经先走一步的政治精英们，能理智地承认这个事实，避开民众可能发生的情绪激昂的非理性干扰，关起门来，理性制宪。然后，再把一个理智的结果，向民众公布，对民众进行解释和劝导、说服，最终得到民众大多数的认可，投票通过，使宪法得以批准。这是一个既尊重了民众意愿也务实的做法。
他们决议：宪法由各州民众认可批准。这个做法，在美国并不是首创，马萨诸塞州在七年前，就已经采用了州宪法交全民讨论批准的形式。可是，要分别在有利益冲突的各州这样做，困难重重。更何况，他们对当时民众的认知水平很不信任，也坦率地说出对民众的疑虑。所以，我还想对你讲讲他们对“民主”议题的讨论过程，很有意思。
“弗吉尼亚方案”的最后一条，讲的是批准权。所以，他们远在宪法出来之前，就因讨论“弗吉尼亚方案”而开始探讨：如果这次会议有幸达成比较一致的意见，出来的决议就是未来的宪法了。那么，由谁来认可呢？
当然，首先需要现有的邦联政府，即大陆议会的认可。否则，就成了两个政府了。这一认可大家估计不会有问题，因为费城会议几乎囊括了当时美国的全部政治精英，已经包括了大陆议会的骨干。问题是，随后到各州，是由州立法机构批准宪法，还是要由各州民众选出代表专门批准，即所谓“全民认可”。
看上去只是手续问题，实际上回到了前面麦迪逊关于国家制政府和联邦制政府的解释上。麦迪逊认为，费城会议的决议一定要经过“全民批准”，因为如果是各州议会批准，将来的政府又将和现有的松散邦联一样，是一些独立州的联盟，批准的东西只是各州之间的合同，想参加就参加，想退出就可以退出，联邦政府本身没有权威。就像今天的联合国，会员国只是“会员”，国民都是只属于自己国家的，不是“联合国人”，会员说退出就退出了。联合国叫成一个“国”，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这正是以往美国邦联的经验。可是，更多的代表对于“全民批准”、“人民的政府”这种说法本身，又深表疑虑，甚至不同意“全民批准”的做法。所以议题一度被搁置。
这一系列的讨论和搁置，花去很多时间。尽管有了“弗吉尼亚方案”这么一个政府雏形，尽管麦迪逊已经深思熟虑，可是代表们意见分歧，疑虑重重，都表现得优柔寡断，反映了他们内心双重的忧虑和防范心。他们既要防止一个英国历史上克伦威尔式的政府专制，又要防止多数的暴政。
出席费城会议的55名代表，有34位具律师身份，都精通法律。很多人在州政府的立法、司法部门工作过，还有如兰道尔夫这样的州长。他们熟悉英国的普通法系统，又富有实际经验。他们有一些人熟悉法国卢梭、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的理论，更多的人熟悉约翰·洛克、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的理论。尽管他们也各有自己的理念，或者说理论上的侧重点，可是他们知道，理论最终要落到实际才有意义。
现在他们要解决实际问题，理论必须让位于实际，让位于经验。所以，当他们谈起这些欧洲先贤，提得比较多的是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他们提到，未来政府只能是“共和形式”的，而不可能是“民主形式”的，也因此而引出了费城制宪会议留下的一个最大疑点，就是美国的国父们“反对民主”。
现在大家对民主制和共和制也会有困扰，有时会听到“我们应该要的不是民主制，而是共和制”的讲法。这种说法相当大的一部分来源，就是费城制宪会议。因为在这个会议上，确实一直在说，他们要建立的是一个“共和制”的国家，提到“民主”，反而是非常负面的批评。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