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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长，刘贵权任随从参谋。各纵队任命了司令、副司令、参谋长（实际上是空架子）。
1949年1月22日，张荫梧听到傅作义将军已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便慌了手脚，急急忙忙以书面通知各个“委员”称：“因时局将变，策动委员会立即停止活动。”当天晚上，佟寿山将“策动委员会”的一切文件全部焚烧。
1月25日佟又以“民众自救会”的名义在报上声明：停止活动，立即解散。
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张荫梧看到时局并没有按他的主观愿望发展，内心有了新的盘算，他认为，共产党搞不了大城市，把搞乡下的方法搬来搞北平这样的大城市是行不通的，他们没有人才，不能领导城市，将来必然要请他张荫梧出来干。如果共产党的政府不重视他，就以退为进，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到来，依靠美国东山再起。市公安局侦讯处曾多次利用内线敦促张荫梧交出全部武器，但张一直置若罔闻。
京都第一案智擒张荫梧
智擒张荫梧
市公安局侦讯处接到上级的命令：“应立即逮捕张荫梧。”如何逮捕张荫梧，在冯基平处长的主持下，侦讯处召开了专门会议，进行了多次研究。鉴于张荫梧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是“知名人士”，像张荫梧这样的高级军官，北平还有不少，加之张的面目一般人还不了解，连傅作义将军等人对张的有些情况也不甚清楚。考虑到公开逮捕张荫梧对稳定大局不利，决定于2月15日白天，派曾打入敌人内部并与张荫梧有过联系的刘光人同志和侦讯处干部刘永和弄清张荫梧的行踪，他们一起侦知到张荫梧在府右街“四存中学”的办公室内。晚7时许，侦讯处全体同志行动起来，在冯基平的组织指挥下，以侦查科任远、刘景平，预审科吕岱、吴文藻，执行科长常真等同志为主，其他科室也都做了逮捕工作的准备。尔后，冯基平派常真以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代表的身份，带领杨永暄驱车来到府右街“四存中学”门前。常真写了一个条子，自称是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的代表来访，让门房工友送给张荫梧。不一会儿，张从小楼上走了下来，他身穿长袍，头戴一圆帽，一副绅士打扮，很客气地接待了叶剑英的“代表”。常真自我介绍说：“我是市军管会叶剑英主任派来的，我军刚刚入城，对各方面的情况不太熟悉，今邀请张先生去谈谈教育界的情况，不知张先生今晚能不能同我一起去见见叶主任，有车子在外面等候。”张听了非常高兴，这是他朝思暮想的事情，心想这是共产党请他“出山了”，因常真的几句话与他当时的思想非常合拍，丝毫没有引起他的怀疑，便满口应允：“可以，可以。”说完，又换了件衣服，同“代表”一起出来坐上了汽车。这时，司机因不了解情况问常真：“咱们去哪儿？”常真当着张荫梧的面对司机说：“去市军管会。”当汽车开出“四存中学”的大门后，常真悄悄地告诉司机：“开到王佐胡同（侦讯处所在地）。”汽车向王佐胡同的方向急驶而去。张觉察到汽车并未驶向市军管会所在地——东交民巷，知道情况有了变化，又见常真和杨永暄在他左右，怒目而视不说话，自知大势已去，便无可奈何地低下头来。
汽车开到王佐胡同的侦讯处驻地之后，常真把张荫梧带到一间房子里，负责审讯他的吕岱、吴文藻已等候在这里。吕、吴二人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地对张说：“张荫梧，你的戏不要再演了，你放聪明点！不要执迷不悟，你在北平想干什么，你心里明白，我们也清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果你不走我们指给你的路，那你将自作自受！”这时，张荫梧已六神无主，慌慌张张，不知所措，他有气无力地说：“我错了，你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随即，侦讯处负责搜查的同志，把从“四存中学”地下室内搜出来的机枪、步枪、手枪和子弹以及电台等罪证摆在张的面前，张荫梧见罢，叹了一口气说：“我交代，我向人民低头。”接着，他交代了他们的行动计划及组织情况并写出了书面口供。
侦讯处根据原定的部署，为扩大战果，决定全线出击。当夜，由安林带领几名侦查员，以查户口、谈判等名义，逮捕了其他案犯。从15日晚至16日凌晨7时，张荫梧部纵队司令以上的主犯如佟寿山、张建候、李国昌、金明甫、马希援、赵连庆等全部被逮捕归案。逮捕时，这些要犯有的正策划于密室，有的已做好近日潜逃的准备。他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会这么快和他们的主子一起落入人民的法网。
市公安局侦讯处没有费一枪一弹，成功地粉碎了张荫梧武装阴谋集团。北平各界人士无不拍手称快。居住在府右街附近的居民说：“解放军真是天兵天将，没有听到动静就把张荫梧一伙逮捕了。”此次共缴获了轻机枪三挺、卡宾枪两支、长枪229支、弹筒一个、手榴弹两箱和电台一部。
张荫梧入狱后不久，即发现其患有胃癌，后保外就医，于当年5月27日病死。作为政治垃圾的张荫梧，就这样从政治舞台上灰飞烟灭了。
入城后破获的第一个特务案特务组织“华北督察组”始末
入城后破获的第一个特务案
——记侦破国民党国防部二厅系统的特务组织“华北督察组”始末
1949年1月31日，驻守在北平的傅作义将军顺应历史潮流，同意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提出的条件，他的部队到城外指定地点接受和平改编，北平宣布和平解放！
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盛大的入城式，这意味着五朝古都北平真正地回到人民手中，中国的历史将在这里掀开新的一页。
此时，古都北平穿上节日的盛装，到处旌旗如林，锣鼓震天，市民们笑容满面、欢呼跳跃，沉浸在欢乐幸福的海洋里，并以不同的形式来庆祝北平和平解放这一划时代的事件。
但是，提前入城的新政权的捍卫者们——北平市公安局的全体接管人员，深感北平敌情的严重：土匪惯窃肆无忌惮，明砸暗抢，暗杀纵火，无恶不作；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充斥街头，为非作歹。更有甚者，国民党在北平的各系统的特务，秉承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旨意，策划“应变措施”，变换不同的策略和手法，千方百计地寻机潜伏，疯狂地搜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生政权及人民解放军的情报，国民党国防部二厅系统的特务组织“华北督察组”就是其中的一个。
北平和平解放后，市公安局侦讯处获悉“华北督察组”这一敌情，遂将其列为专案进行侦查，在局属内二分局和外省公安机关的支持配合下，几经周折，终将该案的潜伏特务全部查获。
入城后破获的第一个特务案神秘的“景福汽车行”
陈悟生同志系北平人，上中学时就参加了中共北平地下党，先后隶属中共晋察冀中央局“中共北平委员会”下属的“平民工作委员会”领导，后改为由华北局城市工作部领导。北平和平解放后，组织上分配他到市公安局内二分局工作，参加对国民党警察局的接管。陈悟生听到这个消息，心里既高兴，又沉重：高兴的是我们胜利了，我们从“地下”转到了“地上”。沉重的是觉得担子更重了，过去我们搜集敌人的情报，敌人侦查我们。现在敌人搜集我们的情报，我们在侦查敌人。夺取政权不容易，巩固政权更不容易啊！
公安局内二分局局长狄飞办事干练，思维敏捷，是在革命战争中练就的一位优秀的基层指挥员。陈悟生报到的第二天，狄飞开门见山地对他说：“悟生同志，你在北平做地下工作多年，对北平的情况一定很熟悉，今天请你给我谈谈北平的敌情及治安等情况。”狄飞身着一身合体的灰色军装，右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的臂章熠熠生辉，更显得威风凛凛。
陈悟生得知狄飞意图，心里有了底，他太熟悉这些情况了，便把自己知道的情况一一作了汇报。
最后，陈悟生介绍说：“据我所知，目前国民党的特务活动很猖獗，他们有的在变换和迁移住址，隐姓埋名，就是想潜伏下来，搜集我们的情报。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是不是还有新派到北平来的？我看很有可能！”狄飞听完陈悟生的话，沉思片刻，果断地说：“悟生同志，你要通过各种关系，注意这方面的敌情，如有情况，直接和我联系！”狄飞和陈悟生对敌情的估计无疑是正确的。
一天；陈悟生在分局办公室里看市局下发的《敌情通报》时，忽然传达室的王老头匆匆忙忙地闯进来，告诉他：“有一个叫韩作文的人有急事找你！”
陈悟生一听是韩作文来了，就知道一定有重大事情！否则他不会来找他的。他忙告诉王老头：“让他来我办公室。”
韩作文是陈悟生介绍入党的中共党员。他是个老司机，在日伪时期就开公共汽车，在汽车行业的工人中威信很高，工人们心里有话，都愿意和他说。北平解放前夕，韩作文在北平地下党的领导下，团结广大汽车工人，开展护车、护场以及接送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进出城，工作得很出色。
韩作文向陈悟生报告说：“西单宽街12号的景福汽车行的司陈福录向他反映这么一件事，他的股东张景贤家来了一个年轻小伙子，名叫俞承泽，说是给张当助手的，但他什么也不干，来汽车行，既不会开汽车，又不会修汽车，每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很是可疑！”陈福录还说，汽车房旁边有一间根本没有人去的屋子，经常发出“嘀嘀哒哒”的声音，他听到就有三四次了。
“嘀嘀哒哒的声音，莫非是电台？”凭多年地下工作的经验，凭职业的敏感，陈悟生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应当立即向狄飞分局长报告。
狄飞听到报告，非常重视，立即指示韩作文继续指导司机陈福录，多接触俞承泽，进一步了解和掌握该人的情况，并随时与分局联系。并抽调三名侦查员和陈悟生一起，对景福汽车行进行全面的调查。狄飞还特意叮嘱陈悟生，将此情况报告给市局局长谭政文和侦讯处处长冯基平。
刚刚组建不久、专门负责对敌特机关进行侦查的市局侦讯处，以冯基平为首的一批从事隐蔽斗争的领导骨干，正在研究如何贯彻市委的指示精神，在全市进行“肃特”斗争的重大决策。听到内二分局的报告，非常重视，但不知正在活动的特务分子，是属于国民党特务机关中哪个系统的？冯基平指示侦查科：将此列为专案侦查，掌握情况，并派出侦查员协助内二分局调查。
经查，景福汽车行的股东张景贤，家住西单宽街12号，其父是伪国大代表。张景贤本人在日伪时当过县警察所督察。日本投降后，组织过河北省武清县的还乡团。后参加了国民党军统外围组织“新事业建设协进会”、北平“中国公民互助会”。北平解放前夕，张景贤经常和国民党特务们吃喝嫖赌，打得火热，有重大特务嫌疑。俞承泽来历不明，更是可疑。
陈悟生等人，从西单商场内开无线电行的宋某处了解到，他曾为景福汽车行的张景贤修过电台。一个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