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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什么机会使用它?”预审员抓住李安东说的话,紧追不放。
“我和山口隆一共同说过。”李安东觉得这个说法不妥,立即改变语气说:“我说过可以在天安门那个地方试一试。”
“你是怎么说的?”预审员一脸严肃,不给李安东喘息机会,继续追问下去。
“1950年八九月份,我和山口隆一在汽车上谈到,要等中国政府要人在天安门开会时试一试。当时,山口隆一说,这是冒险行为,我说,只有冒险,才有希望,才能干出大事业来。”
李安东说完,看了一下预审员愤怒的脸,低下头来。一阵秋风吹进预审室,李安东不禁打了一个寒噤。
山口隆一在被捕以后的审讯中,百般抵赖,拒不交代自己所犯下的罪行,开始否认自己在搞间谍活动。当从他家内搜出大量情报底稿和往来信件等证据后,他才供认自己的间谍活动,对绘制天安门射击图这个重大问题,山口隆一一直闪烁其词,不敢承认自己的阴谋。直到1951年1月20日才完全招认。
“你把绘制天安门射击图的目的说清楚。”预审员直截了当地说。
“天安门这个图是我画的,主席台站的那个人也是我画的。”山口隆一看看预审员的脸色,慢慢地低下了头。
“接着说下去!”
“我知道政府开大会的时候,政府要人都在天安门上站着。”
“图上的那个人指的是谁?”预审员愤怒的目光使山口隆一有些恐惧。
“图上的那个人是毛泽东主席,后边一些政府要人我没有画出来。”山口隆一又瞥了一下预审员的脸色,低着头,说话的声音很低。
“你画的天安门射击草图,给谁寄去?”预审员继续追问。
“寄给东京盟军总部。”
“目的是什么?”
“10月1日是中国的国庆日,我想一定在这里开会。”山口隆一脸色煞白,说起话来吞吞吐吐。“我给盟军总部画这张天安门射击草图是指给他们天安门上毛主席所在位置的目标。”
“指给这个目标做什么?”
“他们怎么办我就不知道了。”山口隆一说完之后,叹了一口气。
“你还想过什么?”
“我也想过,知道李安东有迫击炮和枪。”山口隆一又抬起头,声音怯怯地说:“我想做冒险的射击。”
“还想些什么?”预审员紧追不舍。
“我只是想,并没有做出来。”山口隆一一再为自己辩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有仇视苏联共产党的思想,对中国共产党也敌视,这是我的思想……”
李安东和山口隆一的供词,赤裸裸地暴露出这两个冒险家的丑恶嘴脸和铤而走险的罪恶行径。然而,这些逆潮流而动的跳梁小丑,
最终没有逃脱历史的惩罚。
1951年8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依法对阴谋炮击天安门罪犯进行判决,七名罪犯受到应有的惩罚。
冒险家的一枕黄粱,犹如肥皂泡一样破灭了。
黄河九曲终要东流去,螳臂焉能挡车行,几个跳梁小丑怎么能挡住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50年代末期,中国艺术家以“阴谋炮击天安门”这个案例为素材,创作了名为《国庆十点钟》的电影片,风靡全国,引起轰动,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起到了很大作用。遗憾的是,影片中把美国间谍妄图炮击天安门的史实改为国民党特务所为,这大概是受当时各种条件的限制吧!
奔走于大陆与香港之间的“药商”侦破E。S。D—44沈阳潜伏组纪实(1)
1951年7月5日晨。
河北省境内的唐山车站。
天气阴晦,淫雨绵绵。唐山车站还淹没在黎明前的黑暗之中。
随着一声长鸣,一辆从北京开往沈阳的火车徐徐地开进了车站1站台内。它将在这里停车十分钟。
在这里等候多时的北京市公安局侦查员,等火车刚刚停稳,乘着车站昏黄的灯光,疾步登上火车,匆匆地朝13号车厢走去。
车厢里较为安静,除少数的上车下车的旅客说几句话外,大部分旅客在自己的位子上低着头,打着瞌睡,有的还沉浸在黎明前的梦乡里。
三名侦查员走到87号位子前,对着一个身穿绸布衣服、面色苍老、一副商人打扮的中年男子说:“你叫什么名字?”那男子睁开惺忪的睡眼,见三名公安人员站在面前,惊疑地站了起来:“我……我叫陈祖汉。”侦查员张刚迅速拿出逮捕证:“我们是北京市公安局的,你被捕了!跟我们下车!”另一个侦查员迅速地将手铐铐在陈祖汉的双腕上。
坐在陈祖汉对面的一位老者,被这突如其来的场面惊呆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从北京一上车,就和他海阔天空神侃的经商者,竟是被公安机关追捕的罪犯。
一
1951年5月21日,北京市公安局接到公安部转来的长春市公安局的一份材料,内称:“伪满军官陈守铭,现住长春市,今年3月18号由香港来长春潜伏。4月18号向长春市公安局主动坦白了他在香港参加美国间谍组织的问题。并交代其表弟方杰曾在沈阳德国商人拜耳药房任职员,日降后,与美国国务院取得了联系,并作情报工作(何组织不详),有电台两部。沈阳解放前接受潜伏任务并来北平活动。曾任辅仁大学助教,住半壁街16号,方杰的妹妹是中央医院妇产科大夫。方现在香港训练间谍,并向大陆派遣。其中方派遣的间谍组织之一为沈阳潜伏组,该组人员多在北京活动。负责人陈祖汉,住北京新开路乙42号之二。陈以贩卖西药为掩护,经常往来于香港、上海、沈阳、长春等地。北京解放后,陈将电台运至北京。1950年11月,陈曾赴香港领回该组织活动费3000美元。报务员王赓文,约三十余岁,住北京鼓楼西×街××胡同甲3号或3号,为辅仁大学助教。情报员于宝×在沈阳铁路局任职员。该组有电台与香港通报,并规定有密写通信等情报。”
长春市公安局在材料后还详细地介绍了陈守铭自首坦白的经过:陈于1950年11月从长春潜往香港,投靠其表弟方杰,被方发展为间谍。受训后,于1951年3月派回长春。当时,正值全国范围内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陈甚为惊慌。此时,陈祖汉又到长春索取情报,陈守铭见陈祖汉神色慌张,怀疑他们的间谍活动已被公安机关发觉。于是,陈守铭于次日向长春市局自首。北京市公安局侦查处经过研究分析,认为陈守铭交代的情况比较具体,交代的过程合乎情理,倾向可信,遂组织力量调查。经查,确有陈祖汉其人。但当时不在北京,家住东单新开路乙41号之二,为西药药商。方杰,原名叫丛克中,住西单半截胡同16号。1950年4月携妻及子女以行商为名逃港。其母和其妹丛克家仍在该处居住。
侦查员张刚核对了技侦部门的积累材料,发现在3月18日至23日,技侦部门曾捡获了从北京发出的三封给香港谢秋林的密写信。这三封密写信是向敌人提供我国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的,尤其苏联红军的情况较多,署名“于平”。明文是叙述药材生意,发信地址先后变换三次,显然是伪装。从密写内容、明信内容和香港转信人谢秋林等情况分析,作案人很像是陈祖汉。张刚汇集了陈祖汉的国内信件与密写信进行笔迹鉴定,认定密写信系陈祖汉所为无疑。陈祖汉的间谍身份得到了证实,同时也印证了陈守铭的交代是真实的。
根据陈守铭提供的王赓文是北京辅仁大学助教,住东城鼓楼西×街的情况,侦查员杨光从辅仁大学校内和陈祖汉的社会关系,以及鼓楼西大街一带居民三个方面逐人逐户的调查,没有王赓文这个人。但从中找出与王赓文这个人近似的两名对象,即一个叫王浚文的,解放前辅仁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考入国民党空军通讯学校。现是辅仁大学讲师,与丛克中曾是同班同学。住鼓楼西北官坊口甲2号。从王浚文的职业、地址看与查找的王赓文十分相近。但据学校介绍,王表现很好,是共青团员、团支部委员,“待人和气”的模范教师。另一个对象叫王强,是陈祖汉的连襟,住前门外打磨厂179号。系解放前南方无线电学校毕业,曾任国民党空军伞兵第三团中尉通讯员。现无正当职业,帮助陈祖汉跑生意。这两人谁是王赓文,一时难以确认,故将二人列为重点嫌疑对象进一步调查甄别。
另一个查找对象于宝×,因此人不在北京市,北京市公安局侦查处一方面从侦查陈祖汉中注意发现线索,另一方面函请沈阳市公安局从沈阳铁路局内进行侦查找寻。
二
一个周末,沈阳市东北铁路总局厂务部部长×××家里,气氛热烈,笑声时而从屋子里传出来,晚饭后,一家人坐在一起,兴致勃勃地谈论着朝鲜战争。部长的姐夫、东北铁路总局职员于宝濂和大家坐在一起。
“听说美国的空军很厉害,如果来东北轰炸我们,怎么办?我们的防御能力这么差。真够可怕的!”于宝濂显出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目的显然是试探。
“怕什么”部长不假思索地说道:“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最先进的喷气式飞机,这种飞机时速×××公里,今后我们空军完全可以制胜。我们各个机场都有高度灵敏的探测设备。敌人飞机还在×××公里以外,就可以探知了。特别是×××机场,设备很好,敌人飞机还未来到,我们的飞机就可以起飞迎击,这有什么可怕的!?”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现在我们每天都有×××节车皮的物资去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在那么困难的物资条件下,还打败了日本鬼子,今天我们物资雄厚多了,还怕打不败美国鬼子!”部长越说情绪越激昂。
这位部长以为都是家里人,于宝濂又是他姐夫,说这些话不会出现什么问题,恰恰相反,这位部长无意中向于宝濂这位间谍泄漏了国家极为重要的军事机密。
奔走于大陆与香港之间的“药商”侦破E。S。D—44沈阳潜伏组纪实(2)
于宝濂就是北京市公安局侦查处函请沈阳市公安局侦查寻找的于宝×。
经沈阳市公安局调查得知,于宝濂是哈尔滨铁路局一个科员,后来由这位部长把他调到沈阳东北铁路总局。于宝濂和这位部长从小是同学,后来一起上北京读大学。两人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七七事变”后,两人联系中断了,部长参加了八路军;于宝濂先到北京某大学当讲师,后来跑到天津当了汉奸,于曾担任“天津剿共委员会”科长、总务长、秘书处长等职。解放后,这位部长去北京开会,两人邂逅相遇,于宝濂隐瞒了他的罪恶历史,要这位部长给找个工作。这位部长满口答应,就将其安排在哈尔滨铁路局工作。后来,这位部长成了于宝濂的内弟。
从调查中还发现,于宝濂与丛克中是同乡、同学,陈祖汉几次去沈阳都找过于宝濂。
三
傍晚,华灯初上时分。北京王府井吉士林咖啡馆里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