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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农业政策是产生于西方民主制度缺陷的另一个巨兽。欧盟领导人私下里的确难以为这项政策辩护。但在公开场合，无论法国、西班牙还是意大利的领导人为了选票绝对不会批评该政策。
共同农业政策消耗了欧盟三分之二的预算，这些资金本应该用在促进欧盟竞争力的工业领域。非欧盟国家认为在富裕的欧盟国家继续推行该政策的情况下，它们没有看到应该接受痛苦改革的理由。这已经破坏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的有关谈判进程。例如，在富裕的欧盟国家不承担任何牺牲的情况下，为什么印尼、巴西和扎伊尔这三个能够形成“氧气卡特尔”的国家就要约束其有利可图的森林采伐业？只有理解了这些问题，才能解释为什么西方任凭1990年12月乌拉圭回合谈判失败。这种挫折极大地加剧了冷战后西方面临的新威胁。
为了避免大量的穷人移民到富裕社会，全球需要意义深远的经济发展。启动如此广泛的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全球工具就是关贸总协定（即现在的世界贸易组织）。如果所有的社会都遵循其规则，该组织就会建立一个巨大的单一市场，贫富社会都包含其中。世界贸易组织容纳了具有重要比例的生活在西方的人民，这是人类历史上最舒适和富裕的群体。这充分显示了该组织的力量。通过创立一个“公平的竞赛场地”，每个国家都可以在这个场地上发挥自身经济的比较优势。因此，它对全球生产力的影响是相当显著的。
当1990年12月乌拉圭回合遭受挫折之时，几乎没有多少抗议者。也许这仅仅被看做是一个贸易问题，因为欧盟极力保护其某些工业免受全球竞争的冲击，因此布鲁塞尔会议失败了。由于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最终将证明这些举措是徒劳的。试图保护其工业免遭新的竞争，实际上，这是西方正在试图冻结一个不可冻结的进程。
只要世界贸易组织具有历史影响以及它与将来的核心问题密切相关，那么战略家不关注该组织就会令人困惑。不关注是错误的。如果否认发展中社会的大众改善生活水平的机会，从关贸总协定及其后身世界贸易组织后退到保护主义将会迫使他们撞击西方的大门。
在冷战后的年代，西方战略的重新定位是一项主要任务，这要求美国在战后熟练地提供合适的领导类型。遗憾的是，随着冷战的结束，在西方领导的必要性从未如此重要的时刻，西方的领导在美国、欧洲和日本之间分化了。遗憾的还有，在应该面向外部世界的时候，西方社会面临着向内看的强大压力。西方已经创建了各种科学技术，给世界带来的各种问题和希望由此延伸到了西方的门口，现在西方有关闭大门的强烈冲动。这是毫无意义的冲动，因为新技术已经建构了一个“相互联系”构成当代秩序的世界。
就像新加坡的保卫者一样，旧的挑战应接不暇的同时，新的挑战已经泛滥成灾了。西方认识到这一点已经太迟了。这是真正的危险。
第二部分：亚洲价值观亚洲视角的人权与新闻自由
1993年1月，纽约的亚洲社团和三家新加坡机构———东南亚研究所、新加坡国际基金和政策研究所———在新加坡举办了题为“亚洲和美国视角的资本主义与民主”的研讨会。我应邀发表“亚洲视角的人权与新闻自由”的讲演。我的小组同伴詹姆斯·法鲁斯对我的论文感到吃惊和困惑。我清晰地解释了“十大异说”，我相信西方无视或压制了这样的观点。与此同时，我补充了可能导致亚洲与美国之间进行平等对话的五项原则。自从我触及了如此之多的“圣牛”后，我认为喜欢论争的西方刊物不会出版我的作品。但是，无人理睬的局面直到《华盛顿月刊》勇敢地发表了我的一篇短文，题目为：“年轻人，到东方去！”随后更长一点的版本出版在一个文集中，题目是“关于人权的争论”，是比特·冯·内斯编辑的。
很明显，这是我迄今所撰写的最令人恼怒的文章。如果是现在写的，我不会使用同样的语调。我还犯了其他错误：我引用了一个瑞士经济学家的论述，他断言美国政府的债务问题是难以解决的。在干预期间，债务问题就已经得到了纠正。与所有的预期相对，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经济保持着繁荣的态势，而亚洲却碰到了麻烦。世界在许多方面已经发生了变化。
但是一些严峻的事实却没有变化。严格地说，我在1993年描述的“异说”今天依然存在。西方记者在第三世界的绝对权力还是未加抑制。确实，只要世纪末的美国具有绝对的权力，那么美国媒体的力量就会增强，而不是减弱。美国国内对这些媒体有各种非正式监督和平衡的措施。但是在美国之外，美国媒体就没有受到什么限制。
如果我可以提出另一个令人难以容忍的观点，我会提出：所有的这些已经导致了西方对亚洲看法的巨大歪曲。西方媒体惟一倾听的声音是西方记者的声音。他们中的许多人以硬要别人领情的腔调写了许多关于亚洲和亚洲人的著作，充分说明了西方保存亚洲某些方面的必要性。在新闻界，根本就不存在公正的表演场地。这就是我相信年轻的西方学生应该阅读本文的原因。
我将从一个类比开始本文，同时要对那些此前已经看到此描述的人表示歉意：
从许多第三世界社会公民的视角看，人权战总具有一种稀奇古怪的性质。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人权战就像这样的现象：他们像一艘破船上贫病交加的乘客，超载的客船正在飘向危险的水域，许多乘客将会死去。船长通常是严厉的，有时也会公平待人。一群富有的、衣食无忧且貌似友善的看客恰好就站在河岸上。一旦这些看客看到某个乘客遭到鞭打或监禁，或者被剥夺了讲话的权利，他们就会来到船上进行干涉，保护这个乘客免遭船长的压迫。这些乘客还是又饿又病。但是，一旦这些又饿又病的乘客游到堤岸，想投向其恩人的怀抱时，看客又会坚决地将其递解到船上，乘客们的苦难依然不减。这不是抽象的类比。这准确地描述了海地人的感觉。
这正是西方在冷战结束的时候攻击性地推销其人权理念的许多荒谬之处中的一个，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荒唐事。当我试图在哈佛大学的研讨会上挑战民主、人权或新闻自由的普遍意义时，我发现这些价值观已经成了真正的“圣牛”，没有人可以挑战西方的固有价值观。更糟的是，当我坚持我的看法时，我遭到了他们的窃笑、自鸣得意的打量和普遍的嘲弄。普遍的看法是挑战这些概念的任何亚洲人，尤其新加坡人的意图是掩盖其政府的罪责。
现在，我就像当时一样确信，冷战结束之后，西方在第三世界富有侵略性地促进民主、人权和新闻自由的做法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这场战役不可能让生活于发达世界之外的43亿人民从中获益，或许对发达世界的7亿人民也没有什么好处。这场战役只会恶化，而不是改善世界大多数人民的困难状况。
但是，为了让西方人了解到这个核心论点，人们必须首先消除使这些话题成为西方话语中不可触摸的“圣牛”的障碍。在与非西方人士讨论这些话题时，西方人首先必须承认有意或潜意识里站在“布经讲道”的出发点上了。如果这能够让人得到安慰，那么我要急切地说这种态度并不新奇。《观念历史词典》中的一段话指出，这种态度几个世纪前就存在：
专制主义概念起源于欧洲对亚洲政治及其实践的特殊观察：与东方的奴性本质相对照，欧洲在本质上被看做是自由的。专制主义通常与对奴隶制、压迫、殖民或帝国主义统治的合法化、解说或质问密切相关。将专制主义归结为敌人可以利用为动员一个政治单位的成员，或者动员一个地区的人民。因此，希腊人将波斯人打上了专制的烙印，基督教的作者同样将土耳其人打上了这样的烙印。通过有目的地反对专制主义的自由战，或者通过历史学家的描绘，这些主张通常就成了基本原理。比如，亚里士多德这样具有自由传统的学者对其他从未体验到如此快乐条件的学者的强大影响力。⑧
21世纪前夜，欧洲对亚洲的这种态度必须终止；道德优越性的观念必须放弃。为了在亚洲人和美国人之间进行富有意义的讨论，就必须建立一个公平的表演舞台。这是本文的第一个目的。在第二部分，我将提出一个亚洲人对人权和新闻自由的看法。
公正的表演舞台
从基石之上跌落决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经历。我要对我的论述可能导致任何的心理不适深表歉意。但是，为了在一篇文章里实现这个目标，我不得不无情地简洁一些。为了撤除围绕在人权和新闻自由这些主题上的“圣牛”，我将罗列出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忽视、压制或被视为无关或不合适的十大“异说”。如果这些“异说”具有任何的合理性，那么我希望这将使西方学者接受这样的看法，那就是他们并没有在这些问题上具有垄断性智慧或美德。当他们对非西方听众演讲时，应该保持更谦卑的态度。
第二部分：亚洲价值观异说 1
“异说”之一：西方记者并不信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基督原则。
从加里·哈特到比尔·克林顿，美国已经形成了一种尊重新闻的传统，政治家婚姻问题的每个细节都是要公布于众的公共财产。但是，分享该传统的人并未感觉到，他们已经被耶稣的名言“让无罪之人投掷第一块石头吧”所束缚。
就我在华盛顿短短的逗留而得到的有限知识看，同样失真的层面在国会或新闻媒体等社会各个领域都存在。权力真是一剂伟大的春药。政治家和新闻记者要拒绝流向他们的各种诱惑是非常困难的。一个团体的行为被看做是不道德的，并遭到各种的质疑，与此同时，其他团体的行为则被视为隐私问题。但是在华盛顿设计的强弱次序里（就像任何其他部族社会一样），许多知名记者比国会议员享有更有效的权力。但他们还得面对各种不同层次的监督。同样的不平等应用到了私人财务中。所有有抱负的政治家，甚至少数已经投身政治、为国服务的政治家不得不公布其每一美分的财富。华盛顿的记者拥有更为可观的财富，他们并没有感到有公布其财产的义务；他们同样没有感到澄清这一点的必要性，那就是，讨论一个有抱负的政治家的财产将怎样会增加其自己的财产收益。由于对部分人收入和财产的揭发，公共决策（包括游说者和新闻记者）将会在实际的决策者和寻求影响决策者的人之间的财产干预方面造成严重的失衡。虽然进行了这些合理的讨论，但这也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制定了如此之多的不合理公共政策。
“异说”之二：权力堕落。西方记者在第三世界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堕落。
一个记者所珍视的最大神话是，他是一个受压者：为了揭示真正的事实，他就像一个通常要冒巨大个人风险的孤独行者，与强大的官僚机构进行搏斗。我在华盛顿的时候，我从不理解这样的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