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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根本不存在这样中产阶级的亚洲和非洲，国家政体分解了种族和部族忠诚。如果这相应导致了自相残杀的内战，那么人们还会认为民主总是能够产生美好的结果吗？
远在1861年，约翰·密尔曾经指出：“在不同民族组成的国家，民主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便更早时，约翰·杰伊（John Jay）在《联邦主义》的著作中强调，美国人“具有共同的祖先，使用同样的语言，信仰同样的宗教，遵循同样的政治原则，风俗习惯也极为相似”。他还补充道，“美国人的确是同胞兄弟”，他们“决不应分裂为许多非社会、相互猜疑和相异的主权国家”。在早期的民主理论家看来，在不考虑发展阶段或内部分裂的情况下，民主完全可以应用于任何社会，这样的20世纪幻想简直让人惊诧不已。
为了避免误解，我要强调的是：我并不认为在当代的第三世界社会，民主体制与发展必然对立。从学理上看，二者是可以共生共存的。在某些情况下，二者甚至能够和谐发展。但是，冷静地观察一下第三世界的条件，就可以看出：在政府强大、坚定并承诺进行激进变革的时期，就有必要摆脱贫困的恶性循环，这是由于既得利益集团抵制任何实质性变革的社会结构所形成的。日本二战之后能够维持高增长率，部分原因是麦克阿瑟将军强制实行的广泛社会经济改革。任何民选的日本政府都无法做到麦克阿瑟将军所做的一切。与此相对，美国在菲律宾推行了类似的社会经济变革，但是失败了。其原因之一是菲律宾的经济在战后若干年里表现不佳。
当然，菲律宾的事例说明了独裁政府与经济发展是相互对立的。但是，一些独裁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已经有出色表现，韩国和中国台湾在早前若干年里戏剧性的经济增长就是例证，这同样也是真实的。如此看来，其要点也是简单的：决定第三世界社会是否进步的关键变量不是其政府是否民主，而是是否有一个“好政府”。
“好政府”是很难界定的，这在美国人的语境中尤其如此。在美国，这个词语几乎就是一个矛盾修饰词，“好政府”通常意味着“小政府”。而在具有巨大发展需求且任重道远的第三世界社会，在成功的东亚社会发现的共同特征有助于提供一个“好政府”的有用定义。这些特征包括：（1）政治稳定；（2）建立在精英治理基础上的健全官僚机构；（3）经济增长，并辅之以平等；（4）审慎的财政政策；以及（5）相对少的腐败行为。有了这样的标准，像世界银行这样的多边组织就应该可以制定出具有操作性的概念，以决定对外援助的条件。
西方对第三世界政策的如此重新定位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它们很少关注第三世界政府的行为过程，而更多地关注它们的业绩。如果其业绩将导致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而持续的改善，那么对于以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为基础的西方政策而言是令人满意的：符合人道主义，那是因为饥馑和苦难将更少；符合现实主义，那是因为生活条件的改善意味着流向西方的移民将更少。
西方政府通常将人权战描绘为一种绝对的道德善行，必须无条件地推行之。实际上，它们是谨慎而选择性地运用人权这个工具。比如，只要在沙特阿拉伯具有安全方面的强大既得利益和稳定的石油供应，那么西方就不会向这个国家输出人权或民主标准，这是因为西方知道：任何改变沙特政府稳固统治的行动将极有可能对西方不利。
第二部分：亚洲价值观经济之马 民主之车 2
最近阿尔及利亚的经历说明了西方鼓吹的迅速民主化的又一复杂性。西方对阿尔及利亚军事政变的反应显示了道德和政治的含糊性。从官方的立场看，大多数西方政府谴责了这次政变。但是，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公民对阿尔及利亚的民主是否对它们国家有利提出了质疑，大多数西方政府悄悄地欢迎了这次政变，它们基于西方的利益而采取了明智而现实的立场。在许多第三世界的观察家看来，这次道德价值观的现实运用使其相信，所谓西方促进民主只是发生在符合其自身利益的时候。同样的看法在人权战中可能继续演变下去。
以秘鲁为例。就像阿尔及利亚一样，秘鲁的民主化进程同样面临着引人注目的逆转。但是，秘鲁因此遭到了西方的制裁，而阿尔及利亚则没有。欧洲人聪明的算计是对阿尔及利亚的制裁将使该国爆炸性社会经济状况更加动荡，并加剧阿尔及利亚难民的外流。因此，它们什么都没做。秘鲁与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相距遥远。即便秘鲁的社会经济状况像阿尔及利亚一样具有爆炸性，制裁也会导致同样的后果，但是它还是遭到了制裁。
西方人确实应该了解一下藤森政府是哪种类型的独裁政体。他将成为又一个马科斯（菲律宾军法统治独裁者，后被放逐，遭国际法庭审判———译者注），聚敛个人财富？或者说，处于崩溃边缘的他将绝望地颠覆社会进程吗？这样的问题是重要的。令人奇怪的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如果现在的西方政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贯彻执行，那么韩国和中国台湾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长可能在要求当时在位的政府下台的时候就已经终止了。
在秘鲁，令人关注的一个额外理由是：如果制裁成功地实现了将藤森政府轰下台的目的，那么可能的骚乱或波尔布特式的拉丁美洲版本就会使秘鲁人民更加不幸。坚定鼓吹对秘鲁进行制裁的人应该准备为这些制裁的良好或糟糕的后果承担道德责任。果真如此，世界将会避免柬埔寨悲剧的重演。当时在柬埔寨，也有许多鼓吹更换朗诺政权的声音，但是没有人为随后发生的集团屠杀而承担责任。如果西方谨慎地选择那些与其利益关系密切的践踏人权的目标，那么当其他社会可能会受到这些人权战的影响时，它们还有审慎而为的义务吗？
在这些道德政治复杂性面前，西方政府基于其利益，就会向其公民解释审慎政策是促进人权和民主至关重要的考虑。遗憾的是，在西方政府采取审慎政策的同时，它们发现在这个话题上让其公民了解真相几乎是不可能的。从哲学的角度看，在促进民主时讨论审慎是困难的；这不是令人振奋的、具有灵感的优点。但是，诚实和自我利益要求西方政府应该这样做。
在决定其特殊的人权和民主政策时，西方政府都没有公开承认这与其重大的国家利益相排斥，但是事实上每个政府都这样做。德国对土耳其的人权采取了强硬的政策，但美国却没有。美国和英国对卡扎菲极为严厉，但意大利却没有。在名义上的受益者和第三世界社会看来，这种不连贯的方式相应削弱了西方人权政策的价值。这是因为除了遭受西方政府的道德鼓吹的压制之外，他们还注意到道德原则的现实主义和精心谋划的运用。
西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发起的人权战已经有所成效。比如说，它们已经建构了一个新的全球共识，阻止了像波尔布特、阿明和博卡萨这样大规模粗暴践踏人权的家伙重返历史舞台。这些政权的受害者可以长长地松口气了。同样，反对存在于全球许多地方的大规模严刑拷打的强大全球共识也是人权历史上的巨大进步。
但是，从许多第三世界社会公民的视角看，人权战总具有一种稀奇古怪的性质。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人权战就像这样的现象：他们像一艘破船上贫病交加的乘客，超载的客船正在飘向危险的水域，许多乘客将会死去。船长通常是严厉的，有时也会公平待人。一群富有的、衣食无忧、且貌似友善的看客恰好就站在河岸上。一旦这些看客看到某个乘客遭到鞭打或监禁，或者被剥夺了讲话的权利，他们就会来到船上进行干涉，保护这个乘客免遭船长的压迫。但是，一旦这些又饿又病的乘客游到堤岸，想投到其恩人的怀抱时，看客又会坚决地将其递解到船上，乘客们的苦难依然不减。这不是抽象的类比。这准确地描述了海地人的感觉。
从长远看，西方在发展中社会鼓励更可行的转型进程可能更为明智。一种将马置于车前的对策，也就是说，在推行民主之前，通过好政府促进经济发展。这不是主张只要它们促进经济发展，国际社会就应该容忍像波尔布特或阿明那样的邪恶独裁者。准确地说，西方应该像欧洲政府应用于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的现实主义政策一样对待其他的第三世界国家。
对于大多数西方政府而言，贯彻这种明显简单的逆向政策是非常困难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促进民主很少采取付出代价或牺牲这些方式。但是，促进经济发展就要付出直接和间接的重大代价。从长远看，对第三世界有益的事情（经济发展优先）从短期看可能会对西方社会带来痛苦。比如，欧盟需要放弃对其无效率的农业进行大规模补贴的政策。如果西方坚持走短期的平坦大道，采取促进民主优先的措施，最终它会付出痛苦不堪的高昂代价，这是因为广大第三世界的贫穷及其动荡所产生的影响必将波及西方。遗憾的是，短期与长期的民主政治之间存在着冲突，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更有把握的是断定短期考虑将会盛行。
第二部分：亚洲价值观西方民主挑战西方利益
西方民主在克服所面临的各种挑战方面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与雅典人不同，西方迄今在处理和平与战争问题上取得了成功。决不能低估西方社会的灵活性。但是，假定它们没有任何制度缺陷同样是非常危险的。
在没有一个明确而紧迫威胁的情况下，大多数西方政府发现在冷战后各种严峻挑战面前要求人民准备接受痛苦的变革和牺牲，人民是很难理解和信服的。问题并不是这些社会缺乏领导能力，而是制度安排使然。
两个例证可以说明民主制度缺陷的全球影响，这两个例证都严重损害了非西方世界社会：那就是美国的预算赤字和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CAP）。
尽管美国财政赤字必须加以制止已经成为广泛的共识，但是预算已成为一个巨兽，没有任何政府制度能够有效制服这个巨兽。格拉姆…鲁德曼方案痛苦地失败了。这些问题都是民主的制度缺陷产生的。不同游说团体的投票连锁网络意味着这些团体在预算过程中具有强大影响力，由此导致了巨额赤字的永久化。
在其他方面，私人游说集团扭曲了美国的经济竞争，并衍生到美国边界之外。比如，20世纪80年代初期，通过美国政府的干涉以迫使日本接受自愿约束的方式，美国汽车业要求缓解日本同行的激烈竞争。在随后的10年里，美国汽车业不是努力学习日本以提升竞争力，而是继续为其股东和管理者支付了可观的红利。他们没有努力检查一下，政府干预是否对大众或私人利益有益。日本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则具有清晰的理解，那就是长远国家利益的基础是提高而不是削弱日本工业的国际竞争力。美国却不如此，其政府制度只是对来自私人利益的特殊压力的反应。
共同农业政策是产生于西方民主制度缺陷的另一个巨兽。欧盟领导人私下里的确难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