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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中，东亚的现实是充满自信地深信他们的时代即将来临，即便在此之前，他们必须遭受一次、两次或多次的挫折。现在，许多亚洲理念已经跻身于西方文明的最高层次，在科学技术、商业和管理、艺术和文学等领域均是如此。在这些层面上，大部分亚洲理念已经繁荣昌盛。业已苏醒的亚洲精神近期内不可能再度沉睡。当亚洲社会再次腾飞之时，一个新的话语将在东西方之间开始出现。
这个话语出现时，他们将会回顾20世纪90年代关于亚洲价值观的争论，以此作为将持续若干世纪的话语使用的第一回合。在过去几个世纪历史的时间点上，无论是殖民统治的尖峰时刻，还是冷战终结之后的历史阶段，西方都体验了许多支配性时光。他们据此产生了一种自负感，认为人类最终都会融入到西方文明的网络之中。V。 S。 纳伊珀，一个西方的亚裔孩子，激烈地坚持这个信念，他声称西方文明是惟一的普世文明。的确，对于过去几个世纪的大多数人而言，任何其他的看法似乎都是难以想像的。不适当地称为亚洲价值观争论的主要历史贡献是呼唤关注这种可能性，那就是：其他文明也能像为人类发展与进步大有作为的西方文明那样做出同样的贡献。这是本书出版的一个根本原因。为了确保历史事实的准确性，所有文章都是原文再版。因此，在某些基本观点上，读者可能会看到一些重复。
第一部分：序言序言 4
我出生于英国附属地的新加坡，孩童时曾经向英国国旗致敬，我幸运地经历了许多历史的变迁，清楚地了解到所有国家的潮起潮落。历史决不会停止或终结。在我们这个正在缩小的星球上，东西方关系越来越紧密，许多古代文明之间将直接和谐交往，这在以前的人类历史上是无法看到的。
预测文明间密切交往的后果是愚蠢的。虽然亨廷顿“文明冲突”的观点听起来让人毛骨悚然，但是那也必须严肃对待。但是，正如某些有幸经历亚太崛起年代的人那样，我绝对坚信：未来取决于文明间的融合之上。这是1994年9月“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温哥华年会上，我的演讲所要阐释的观点。该研究所的月刊《生存》出版了编辑后的演讲文本，题目是“太平洋动力”。该文被收集到本书中。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还发表了关于其他话题的文章。其中一些再版于本书。只要我依旧相信亚太地区继续成为世界经济的力量中心，我还将撰写几篇关于该地区若干问题的文章。我也准备再版“漂泊的日本”（写于哈佛）、“亚太共识”以及“关于亚太安全的七个悖论”。
我同样是来自东南亚的一个学生。东南亚已经显示出是世界上最为和平与繁荣的地区，这简直就是一个历史奇迹（东南亚在人种、语言、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多样性甚至比欧洲的巴尔干还要显著）。如此奇迹委实令人费解。为了向日本听众解释之，我撰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东盟的魔力”，该文发表于日本外务省的官方月刊上。
我是一个新加坡人，如果没有关于祖国的文章，那么本书将是不完整的。能够成为世界上发展中国家最为成功的国家的公民，我一直深感荣幸。虽然新加坡成就非凡，但是它不时也有遭受有害新闻的不幸，这些新闻对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所取得的光辉业绩并未给予应有的认可。因此，当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请我撰写一篇关于新加坡发展经验的短文时，我乐于从命。
最后，为了维持这些文章的激情，我决定本书以一篇煽动性的短文结尾，题目为“9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九大戒律”。这“九大戒律”是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发展会议撰写的，英文、法文和德文版均已出版和再版了。我已经认识到，只有简洁才会广受欢迎。因此，序言部分就此打住，其他的故事就让文章去说吧。
第二部分：亚洲价值观西方与其他世界
从1991年9月到1992年6月，在哈佛大学的这段时间开拓了我的眼界。我得到的一个主要见识是生活在西方的那些人并未意识到他们对其他世界具有多大的影响，或者说，他们没有意识到其他世界是如何看待西方的。西方人坚信他们了解全世界，因为西方社会对所有的观念都是开放的，决不会拒绝任何观念。这个根深蒂固的想法产生的荒谬结果是：西方确实没有意识到其了解和理解存在的局限性。发表于1992年夏季《国家利益》杂志上的这篇文章就是要在这个西方观念中打开新的窗口。
在我发表的所有文章中，其中的两篇招致了最坏的名声。第一篇就是本文。第二篇是我对亨廷顿的“文明间的冲突”一文做出的反应。
8年后重读本文，我为我的一些长期预测如此迅速地得到应验而深感惊讶。在该文中，我指出：“在北非人看来，曾经作为划分文明标志的地中海已经变成了一个池塘。如果能够改善其生活状况，什么人不会跨越这个池塘？”
当我撰写本小序时，穿越地中海的非法移民还是涓涓细流。在2000年的今天，细流已经变成了河流。欧洲报纸对这些偷渡事件不断地示警。但是，他们为什么没有看到发展的趋势呢？2000年中期，19个躲藏在一个集装箱中试图偷渡进入英国的中国人的惨死，提供了远比我的论述更有说服力的证据。
8年之后，我曾经提出的论点还是有效的。二战时荷枪实弹的新加坡守卫者瞄准的方向是错误的，我的这个印象还是准确的：西方还存在构筑壁垒的强烈冲动。但是，西方政治权力的普世主义动力与西方技术推动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的世界之间，还存在尖锐的矛盾。这个尖锐的矛盾爆发时，我希望有些人回顾一下本文的若干观点。
西方赢得了冷战。传统的观点认为，这不是根源于西方的军事优势，而是根源于西方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方面的力量。因此，一个关于西方仅仅在冷战期间维持了稳定的共识很快出现了。这并不令人惊奇。弗朗西斯·福山抓住了这个历史时刻的本质，极力欢呼西方价值观的胜利。其他世界如果要从历史的“泥潭”中摆脱出来，就必须适应并吸纳西方的各种方式。西方基本上是正确的，并且不会面临任何紧迫的威胁，因此没有必要对自身做出大的调整。
本文将对这些论点提出挑战。本文认为，对于西方而言，“稳固不变”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西方不会面临任何紧迫的军事威胁，与此同时，西方却会面临其他形式的越来越严重的危险；因为冷战结束了，因此西方不会为了拉拢第三世界而付出；在一个收缩的、人满为患的世界上，西方人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因此，它需要一个全方位的新型战略；强硬地向非西方世界输出西方价值观并不符合该战略，这只会恶化各种严重的问题。
由于长达数十年的冷战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习性，致使在良好的环境下制定一个有效的战略变得十分艰难。真正的危险是错误地决定和界定各种问题，如此这般，西方的战略视角将会指向错误的方向。对于具有我这种背景的人来说，这个危险性让我回想起了1941年12月新加坡的英军大炮。当日军以自行车和步行的方式悄悄登陆，并悠闲自得地占领新加坡时，自称固若金汤的防御工事中的大炮却信心十足地瞄向大海。这种类比是完全合适的，因为在新的时代，西方所要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之一同样也是以自行车和步行或类似的方式实现的：第三世界的大量移民导致的挑战。西方精良的军事技术在抵制这些“入侵部队”方面束手无策，因为这些移民是些手无寸铁的穷人和家庭，他们没有使命、没有秩序，通过千疮百孔的边界线而流动和渗透。
一旦这种局面成为事实，那就是一个多重危机的问题，是一个产生于两个因素之间相互结合的危机，即西方对第三世界基本态度的变化，以及一些众所周知但难以预测的世界趋势之间相互结合的危机。
第二部分：亚洲价值观西方的退却
在40年的冷战期间，对抗的两方赋予了第三世界以重要意义，并将其视作在全球争夺中最重要筹码，没有任何一方感到能够随心所欲地应对任何国家，但是小国、穷国或边缘国家则被视为无足轻重。任何事情都被算计，没有事情是无关的。即使西方脱离其殖民帝国时，第三世界继承国在战略层面上还是具有相关性，对美国而言尤其如此。由于其他每个国家都加入到了一个阵营或另一个阵营，这些国家就构成了竞争的主要舞台，以及冷战激烈争斗的领域。
虽然多数第三世界国家至少名义上都属于“不结盟运动”的成员，但是这个组织并不能为其提供有效的安全保障。因此，大多数国家感到，它们只有两个可行的选择：程度不一地倒向西方或苏联阵营。因此，庇护者和委托者相互分割的体系分布于全球，共同构成了对抗战略的战术系统网络。第三世界国家决不是这种安排下超级大国支配的被动目标，其中许多国家能够熟练地利用冷战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但是，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要求精确地算计。介入其中的国家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像柬埔寨和埃塞俄比亚这样的国家发生的事情，这两个国家是20世纪悲剧的形象象征。它们同样注意到如果苏联在埃塞俄比亚维持门格斯图的统治，那么西方就要维护蒙博托在扎伊尔的权力。这是战略规则不允许敏锐地考虑道德问题的时候。
随着冷战的结束，这种态势不再适宜于新的形势了。苏联消失之后，其代理人要么垮台了，要么毫无保护或补偿地被遗弃了。西方同样重新安排了其优先选择。在国家安全的名堂下，它们不再有同样的义务去扶持令人厌烦的盟友。西方推行更为严厉的人权和民主公正的政策，没有遵照执行和难以适应这些更高的标准被充当为西方毫无愧疚地抛弃这些盟友的正当理由。
不论抛弃盟友的伦理价值是什么，苏联和西方突然舍弃从前的盟友的共同点向第三世界国家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号：游戏规则已经改变了。的确，游戏本身也已经变化了。第三世界政府开始认识到它们以前的“利用价值”已经一去不复返，现在西方在寻求任何现实利益时并未看到它们的价值。这样的结局并不完全糟糕。超级大国较量的结束为消除许多冲突创造了条件，这些遍布从萨尔瓦多到纳米比亚、阿富汗、柬埔寨的冲突因为冷战而持续紧张。许多独裁政府已经消失，这是值得欢呼的。但是，冷战压力的撤除同样意味着这些社会得到控制的力量现在能够释放能量。
要理解西方撤离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划时代的意义（比如，观察一下有多少西方国家关闭了驻非洲国家的使馆；近年来，英国关闭了其驻布隆迪、刚果、加蓬、利比里亚和索马里的使馆），那么就思考一下自从16世纪殖民时代开始以来，这些第三世界国家一直在遭受西方大肆干预内政的事实吧。因此，现在西方从第三世界解脱出来的趋势不仅仅是40年，而是四个世纪干涉的结束。或者由于城市的压力，或者由于全球力量制约了他们，几个世纪被窒息和压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