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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之后，我提出的这个论题经历了严峻的考验。1997—1998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是20世纪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一。这场危机给许多东亚国家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西方思想家们普遍认为伴随着权力动荡的经济危机通常会导致战争，就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形一样。
今天在亚洲舞台上所发生的权力动荡比世界其他地区具有更大的规模，同时这个舞台上也布满了地缘政治的条条虚线：俄中关系，日中关系，中国和东南亚诸国的关系，更不用说世界上最重要的新兴战略伙伴关系———中美关系。
为什么这个地区在经历过严峻的危机之后仍然能够保持和平？为什么这种紧张状态没有重新出现？对此我不得不承认，在我写作那篇演说稿六年之后，我更加坚信我当时所提出的有关“太平洋动力”的主张。事实证明我的观点并没有死亡，它是有生命力的。然而，持怀疑观点的还是大有人在。大多数西方战略思想家坚持认为亚太地区仍像是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只有时间会证明谁是对的，看在儿孙们的面子上（如果我有的话），我希望最后持有正确观点的人是我。
21世纪将会出现一场介于“大西洋动力”和“太平洋动力”之间的争夺。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大西洋动力”主宰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如果我的假设是正确的，那么太平洋将取代大西洋成为世界发展推动力的中心，因此那些以欧洲为中心的战略分析家们将不得不重新审视他们的概念和假设，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21世纪将会成为独特的世纪，因为世界上将会出现三大权力中心（欧洲、北美和东亚），这和只有两个中心（欧洲和北美）的20世纪以及只有一个中心（欧洲）的19世纪是不相同的。在以往的几个世纪里，欧洲的确决定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它把世界上大部分领土都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动摇了其他帝国的根基（包括中国、日本和伊斯兰世界），同时通过移民的方式占有了其余的大陆空间（北美和澳洲）。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甚至随后发生的冷战从本质上说都是泛欧洲的争斗。与此相反，东亚对本地区之外的事务几乎毫无影响。
第三部分：亚洲 太平洋太平洋动力 2
如果战略分析家们不能从欧洲中心观中解放出来，对于欧洲和世界来说就是很危险的事情。世界上各个地区都有其辉煌的时代，欧洲也曾经为整个世界的前进贡献了巨大力量，然而今天的她已经精疲力竭了，其他地区推动世界进程的时代来临了。
东亚的崛起
在21世纪，东亚将摆脱以前的被动地位。这个地区巨大的经济分量将会为它在国际上赢得相应的地位。1960年，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经济只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GNP）的4％，而同期的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却占到了37％；今天，这两个地区的上述指数已经十分相近了（大约都占23％—24％）。然而，由于20世纪90年代世界经济增长的一半以上是在东亚地区实现的，所以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和欧洲的经济规模将会呈现日益下降的趋势（相对而言）。最早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巨大影响的将会是东亚的巨大经济规模。这一点也许能解释两个相对的现象：欧洲的经济学家和实业家对待东亚的态度十分尊敬，相反，欧洲的理论家和战略家却由于在东亚暂时没有看到有效的智力挑战，就坚信他们从这一地区无法学到任何有用的东西。
几乎所有的战略分析家都认为只有欧洲经验才能够解释东亚未来的发展。在东亚和欧洲发生不可避免的相互比较的时候，前者总被看做是次好的。理查德·贝茨（Richard Betts）说：“我们对欧洲和平持乐观态度，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每个大国都有其确定地位，我们对此十分满意。”然而在对东亚却有这样的描述：“两极分化的趋势虽然使地区争端不再进一步扩大，但同时这里成为一片充满烦恼和不满的湖泊，里面潜在的冲突比冷战时期还要多。”据佛莱堡（Aaron L。 Friedberg）所说：“从长期来看，欧洲周边潜伏着不断的内战和民族纷争，而东亚却最可能成为大国争斗的主战场。近500年来，欧洲一直是世界战争的主要策源地（当然也是财富和知识的发源地），现在这个时代即将终结。但是，不论是好是坏，欧洲的过去即将成为亚洲的未来。”在重温了东亚斗争的历史之后，巴里·布赞（Barry Buzan）和吉拉德·西格尔（Gerald Segal）写道：“考察了这个地区的历史遗迹，我们看到的是破碎的政治体制和充满敌意的国际关系。这里的国家和社会之间很少有彼此联结的纽带，反而存在不少相互分离的因素。我们一直在寻找这一地区抵抗西方世界的共同基础，但是至今没有发现。冷战强加给这一地区的种种政治扭曲现象现在正在慢慢拆解，在这个过程中重新出现了一些历史发展的模式，这些模式在当时却由于意识形态和大国对抗而遭到了压抑或践踏……因此，历史坚定了我们的观念，亚洲的未来正处于倒退的危险之中。”许多亚洲人担心这些段落不仅仅是分析家们的预言，更反映了欧洲人的心态：他们不希望亚洲崛起，更不希望亚洲超越欧洲。
第三部分：亚洲 太平洋东亚浪潮 1
上述文章有一个最显著的缺陷，它没有看到一股由普通常识和自信心构成的浪潮，这股浪潮对东亚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也正是东亚经济发展的根本推动力。过去的一二十年，亚洲人经历了一次广泛的心理变革，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他们的先辈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试图跨进现代社会，但都以失败告终，他们已经无法承受再次失败。现在，他们成功的转折点到来了。为什么要将时间浪费在微不足道的地区争端和历史争论之中呢？
欧洲人或北美人无法理解亚洲人头脑中的这次重要变革，因为他们无法真正了解亚洲人的思想。他们的思想从未受到殖民主义的束缚。他们在潜意识里决不会认为自己的种族也许是第二流的，永远赶不上那些是最优秀的种族。然而今天更多的东亚人却意识到，即使他们的社会发展和文明程度不比其他地区更优秀，但至少是平分秋色。这种想法刺激了他们自信心的加速膨胀。
由于东亚人意识到他们用于赶超发达国家的时间已经十分紧迫，所以他们的信心得到了更有力支持。世界各国用于使它们主要产品的数量加倍的时间正在不断缩短———英国用了58年（从1780年起），美国用了47年（从1839年起），日本用了33年（从1880年起）印度尼西亚17年，韩国11年，中国只用了10年。各国发展的原因虽然复杂，但都包括先进科技、理念和实践的广泛传播以及跨境资本的迅速流动。
许多东亚人渐渐意识到他们正在为自己的社会做一些适当的基础工作，而这一点在欧洲社会却恰恰相反。许多欧洲思想家把他们社会中长期灌输的民主传统视为绝对正义，尤其是因为民主可以避免战争。然而民主体制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美国国家预算局最近做出一项预测，当年出生的每一个婴儿在现行体制下要缴纳的税款相当于他（她）一生收入的82％。威廉·里斯莫格（William Reesmogg）指出：“这项数据显然让人无法忍受。”但他接着说：“欧洲的政府支出实际上比美国还要多。”
欧洲的多项社会经济政策是根本无法维持的。自1977年以来，欧洲仅仅创造了900万个就业岗位，而同期的美国和加拿大却创造了3000万个。在这段时间里，美国新增的就业岗位大多属于私营产业，而欧洲更多的却属于公共部门。这样一来，欧洲的税收额不断增加，同时与工资相应的社会支出平均达到美国的两倍。
一些预言已经暗示：在未来的25年，欧洲人可支配收入将会每年递减1％。欧洲的儿童将会面临比父母收入更少的局面。与此相反，东亚人意识到他们正处于一股巨大的上升潮流之中。以实际购买力作为标准，亚洲各国25亿人口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大致相当于欧美800万人口的一半。到2025年，亚洲的GDP将达到欧美总和的两倍。
100多年前，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为走上现代化道路的第一个亚洲国家。随后，日本卷入了数十年无休止的纷争。在起初获得了对中国和俄国的胜利之后，日本随后也遭受了接连不断的灾难和耻辱。100年后，我们也许在想东亚国家会不会重蹈日本的覆辙：经济现代化导致了最终的军事冲突和无尽的灾难。
但是100年前的日本和今天的东亚国家存在着至关重要的差异。日本坚信只有跻身世界一流的大国俱乐部才能够成功的发展，所以它加入了殖民的行列。正如理查德·萨缪尔（Richard J。 Samuels）所言：“日本早期的工业化是以军事工业为先导的，目的在于维护本国安全超越西方强国。”这种动力最终形成一句口号———“富国强兵”（福泽渝吉）。正如欧洲在以往的世纪里展示的那样，经济现代化并不是最终的目的，而只是进一步军事征服的基石。
东亚地区今天的鲜活生命力和日本在19世纪末所处的环境截然不同。东亚各国只想实现最根本的目标：它们不再试图成为欧洲俱乐部的一员，而是想在保证自身权利的同时获得成功。把人们的思想从社会、政治和哲学规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是一场长期的战斗，这需要我们全神贯注的投入。一个东亚国家所做的最愚蠢的事莫过于逃避这个无法避免的挑战，转而从事传统的军事对抗行动，这无异于再一次从胜利之罐中寻找失败。
地缘战略环境比较：欧洲与东亚
通常情况下东亚舞台上的表演不会打动欧洲的思想家，他们只把战略眼光投到古老的战略对手以及军备竞赛上面。如前所述，传统观念告诉我们东亚所处的战略环境比不上欧洲那样优越。
通过观察“国际社会”的各个成员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上所起的作用，布赞和西格尔再一次强调了上述传统观点。他们说：“国际社会对政体制度有着特殊的观念。在国际社会中有着一整套的政治体制，各种国际组织和规则，这些机构的存在保证了各个国家能够进行有秩序的交流，能够建立磋商与合作机制，能够协调彼此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