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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保证北朝鲜独立地位的两个大国现在对朝鲜半岛的继续分裂并没有多少兴趣。正如戈尔巴乔夫的所作所为所显示的那样，现在的俄罗斯在由韩国主导的朝鲜统一方面具有既得利益，其理由是这样可以使俄罗斯在反对日本时能够打“韩国牌”。中国在该半岛的利益不是如此清晰。北京政府可能并不希望看到另一个意识形态盟友的出局（虽然访问北京和平壤的人证实这两个城市处在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世界）。但是，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现实主义，中国人提出的“权变”概念要比马基雅维里的权术至少早几个世纪。如果中国的长期利益支持一个统一的朝鲜半岛，中国将会毫不犹豫地放弃一个意识形态盟友。因此，日本应该假定：虽然韩国已经观察到西德在统一之后面临许多困难，因此会支持一个更缓慢的统一进程，但是一个具有产生所有潜在危险的统一的朝鲜正在酝酿之中。
随着朝鲜将要开发核武器的威胁的显现，现在的日本感到十分郁闷。如果韩国拥有核能力，日本同样会感到危机四伏。只要传统的日韩关系继续相互反感，几个日本官方人士就会声称：日本可以与具有核武装的俄罗斯和中国相安无事，但是一个核武装的韩国则是不可接受的。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反应就是开发自己的核力量。
北朝鲜的核问题显示了东北亚安全环境的复杂性。美国和日本领导了反对北朝鲜核开发的斗争。但是，可能中国也认识到北朝鲜的核能力将触发日本的核开发。中国知道她不能阻止日本开发核武器，更严格地说，她知道只有美国才能阻止日本的核野心。因此，虽然中国原则上反对美军在东亚的存在，但是她担心的事情莫过于美国军事力量的撤离可能会诱导日本人获得自己的核武器。
第三部分：亚洲 太平洋难处的邻邦 2
对日本而言，冷战后在三国之中最难处理的关系是与中国的关系。与俄罗斯不同的是，中国不能被当做纯粹的敌手。随着苏联威胁的消失、美国可能内转的趋势，中国与日本开始推测：他们是否是拳击场上两个未离开的巨人拳手。他们已经在以警惕的目光相互打量，每一方都想探知对方的意图。
对于中国而言，日本的出现可能让人不悦地震动。日本在二战投降之后，实施了和平宪法，对美国的对外政策表现出十足的奴态，因此中国并未将日本视为一个威胁或一个对手。随着中国具备核能力、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在冷战期间享有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求爱”，中国明显地感到要优越于日本。中国因此快乐地忽视了日本不断上升的经济力量。无论在毛泽东时期还是此后，中国都没有试图构思与日本之间的长远妥协方案。
日本并不喜好在一对一的基础上与中国相处的想法。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日本非常尊敬中国。无论是二战的战败投降，还是日本是中国的一颗文化和政治卫星的传统关系，都使日本人很容易接受一个不平等的地位。但是现在，日本人不再尊重中国，也许中华文化例外。日本领导人和官员不得不掩盖其对中国的轻蔑。他们尤其蔑视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一百多年的中国，当时日本开始推行改革以应对技术上先进的西方文明的挑战，而中国还不知道如何与现代世界打交道。
从长远看，日本担心一个崛起的中国将再次使日本黯然失色。虽然现在这样的可能性很小，但是日本人敬畏地认识到海外华人科学家与企业家的活力与创新能力。他们看到连接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的一个新经济联合体的出现。他们同样认识到一个组织良好的中国会将日本远远抛在后面，就像唐朝时期一样。
在东亚地区，中国掌握着解决许多紧迫性问题的钥匙，比如朝鲜半岛危机、印度支那问题和中国台湾问题等。虽然存在一些共同利益，但是日本发现，或许除了朝鲜问题，向中国提出这些问题可能是不明智的。中国拒绝讨论中国台湾问题，她认为这个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如果美国减少在东亚的军事存在导致日本和中国台湾之间更密切的政治关系，中国领导人将陷入深深的恐慌之中。但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台湾问题上，日本一直表现出了敏锐的政治正确性。
中日误解的可能性很大。只要北京依然相对孤立，她就可能不会做任何刺激日本的事情。但是，相对平静的状态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日本在本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可能更为显著。为了“牵制”对中国周边的影响，一些中国计划者开始思考由中美日组成的“小三角”取代中美苏组成的“大三角”。一个新的权力结构正在酝酿之中。虽然日本与美国、邻邦之间的关系将面临许多新挑战，但是对日本人而言，承认其面临着问题重重的新战略环境具有心理上的困难。在冷战结束之际，他们并未感到任何急迫的痛苦。但是，看起来日本的全球显赫地位已经丧失，在近期，在裕仁的葬礼上名人汇聚的数量远比以前少。
第三部分：亚洲 太平洋漂泊的力量 1
即使日本人认识到面临许多新挑战，但是依然有五大力量迫使日本继续漂泊下去。
第一，重构日美关系将是困难的。两国之间的需求、态度、认识和权力关系都存在着失谐。在安全方面，日本需要美国，而美国则无求于日本。自从培利不邀自来以来，美国一直都在向日本提出各种要求。日本从未处于提出自己的要求的地位上。日本人将自己看做是庞大的美国遮盖之下的一撮小国。但是，美国公众越来越认为日本远比实际上大，并对美国经济统治地位构成了惟一真实的威胁。种族差异加剧了这种威胁感。力量的失衡可以用一个类比来加以说明。华盛顿将日美关系视为国际象棋友谊赛。但是，华盛顿将比赛看做是一对一的比赛，而东京在同样的棋盘上看到了其他三个选手：中国、韩国和俄罗斯。日本反对美国的任何行动都将会影响其与其他三国的关系。在日本人看来，比赛根本就没有任何“公平的表演舞台”。
表面上看，日美之间在安全领域似乎没有什么麻烦。虽然存在驻日本的军费问题，但是美国人从未对日美双边安全协定的承诺表达过怀疑。“为什么危险改变了？”是日本决策者的态度。为了重构日美关系，日本将要说服美国人继续保护日本，与此同时要求美国视日本为一个平等的伙伴，但同时要求保护和平等并不轻松。对于日美两方来说，认可防御关系的形式维持不变（意味着双边安全协定将不会改变）、与此同时其实质将发生变化，这都是极其困难的。安全协定不是保护日本应对已经消失的苏联威胁，而是制约日本的核开发和军事化，最终使日本的邻国确信日本将是和平国家。概言之，日美安全协定的主要目的是遏制日本成为军事大国。当然，主要的问题是要公开明确达成这样的相互理解，以便美国人民理解并支持该协定，但也不要得罪日本人民。
第二，如果日本承认他们面临着新的战略环境，且美国的长远安全承诺存在疑问，那么替代日美安全协定的惟一明确选择是日本独立自主的军事力量以及核能力。日本绝对不是一个军事侏儒。其当前的防御性军事能力是令人尊敬的。但是，如果没有核保护伞和强大的攻击能力，日本就不要指望与具备核力量的邻国进行对抗。某些日本人渴望获得独立的核能力，但是他们明白这将敲响全球的警钟。西方一些人已经表达了关于日本人的自卑情结的看法，并以深深的疑惧心态注视着日本将其经济优越性延伸到军事领域。即使日本是“西方”集团的一个名义成员，但是西方还没有准备接受像日本这样的非西方国家在所有领域都卓越超群的可能性。
第三，如果日本试图改变方针，去接近邻国，那么它就要放弃相信日本的命运来自西方的世纪政策。明治时代的伟大变革家福泽俞吉曾经说，日本应该“脱亚入欧”。如果现在改变这个方针而“脱欧入亚”，那么它与西方伙伴之间的关系就会紧张起来。比如说，冷战结束之后，促进民主与人权已经上升为西方的优先政策。虽然更多的是出于利益而不是信仰，但是日本多多少少赞同这个政策。当西方现实地在它们认为重要的国家应用这些新政策（比如阿尔及利亚）、并对不重要的国家不采取这个政策时，日本与西方之间地缘利益的差异就表面化了。日本人清醒地意识到建立在促进人权基础之上的政策只会导致几个亚洲国家质问日本二战时的罪恶记录。因此，日本在作为一个“西方”国家的利益与作为一个亚洲国家的利益之间实难求得平衡。
第三部分：亚洲 太平洋漂泊的力量 2
第四，为了反思并改善其与三个邻国之间的关系，日本必须面对自从二战结束之后就有意忽视的历史幽灵。为了重新构建与中国、韩国的关系，日本必须能够平等地看待他们，并承认对他们历史上的痛苦一页负责。没有这样的认可，就很难设想信任的纽带能够建立。迄今为止，日本人总是小心慎重地表示“遗憾”和“后悔”，但与德国人不同，他们还没有向受害国人民直接表达过道歉。
只要裕仁天皇还在世，许多日本人在讨论战争问题时就感到压抑，这是因为他们希望避免让裕仁感到不安。为了在朝鲜战争期间得到一个强大的盟友，美国决定忽略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残暴罪行，这就强化了在战争问题上的沉默，并加剧了回避痛苦话题的自然趋势。许多日本人感到这样的沉默应该继续下去，因为日本在朝鲜和中国的罪恶行径与西方殖民者在其他地方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差别，南京大屠杀与英国人在印度阿姆利则屠杀抗议者也没有什么区别。他们质问，在西方人不反思殖民罪恶的情况下，为什么日本就应该这样做？但是，日本赢得其邻国信任的能力与其承认历史事实的能力是密切相连的。如果日本像孟加拉国一样落后，那么就很少有人有讨论其历史的兴趣。但是，随着其影响力的不断上升，日本的邻国需要重新确证这个新的强国表现良好。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第五，要制定一个新的方针，日本必须面对内置的文化和政治缺陷。日本人已经建构了一个相当和谐的社会，但是这个社会也是以一个种族为中心和排外的社会。无论他或她在行为方式上多么像一个“日本人”，一个外来者实际上没有任何希望以平等的身份被接纳。日本人不能或不愿意吸收成千上万定居日本几十年的朝鲜人就是这个社会排外的有力说明。正如南非所体现的那样，种族排外是不会孕育出亲善友好的。
这些文化障碍与软弱、分裂和丑闻缠身的日本政治领导阶层相互混杂。首相的频繁更迭、软弱者提名为高级政府官员以及缺乏高瞻远瞩的政治领导人等与这个国家的惯性相互混合。日本在亚太经济合作委员会会议上的行为说明了这个问题。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日本代表团有两个团长，一个来自大藏省，另一个来自外务省。包括多重机构的国际代表团是常有的事，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