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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进入政治领域时，我们就从“硬权力”领域转向了“软权力”领域，部分原因在于政治权力的运用正变得越来越微妙。在19世纪的殖民主义时代，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不过是任棋手———欧洲国家驱使的棋盘上的兵卒。到了21世纪，联合国所有成员国在名义上获得了平等。我们不能忽视这种名义上平等的价值，它让世界上很多人的自我价值和尊严得到提升。但到了决定如何配置世界资源时，我们就不应该再对“所有国家平等”抱有幻想了。就像19世纪那样，做出决定的只是少数几个国家。今天的核心国家包括华盛顿、柏林、巴黎、莫斯科和伦敦（东京和北京也开始进入这个行列），19世纪的名单应该也差不多。而决策由谁做出对实际资源的调度会产生很大影响。乌干达外交部长阿马马·马巴巴兹（Amama Mbabazi）的下面这番话生动地表现了这个事实：“在科索沃，你在那儿呆一分钟就要花几十亿；在东帝汶，你就在那儿呆着；而在非洲，到处都是借口。19 ”这番话准确地表达了不平等政治权力的后果。
当我谈及旧权力形式的延续时，我知道有些人会感到困惑。难道自从19世纪以来，世界就没发生过什么变化吗？当然不。世界变化了。但是我在这儿一反常理想要说明的是：虽然有过重要的变化，但是权力关系的内在结构并没有发生本质上的改变，不管是在军事和经济这些“硬权力”领域，还是在文化和知识这些“软权力”领域。
比方说在信息和信息技术这两个当今世界的关键领域中，那些控制信息流动的人决定了好几十亿广播听众、电台观众和英特网用户接受的信息内容。今天，所有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信息输出机构，不管是美国有线新闻网还是英国广播公司，不管是《华尔街日报》还是《金融时报》，不管是《时代》杂志还是《经济学家》杂志，都是西方控制的。而且是西方的知识分子决定了哪些新闻是重要的，值得全球传送，而哪些不值得，这造成了关键性的不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设一个亚洲、非洲或拉丁美洲的王妃过世了，那么几乎不会有新闻提及此事，但戴安娜王妃的过世却成了全球新闻，因为那些控制全球信息流动的人认为这是全球性的事件。需要强调的是，我对此不置可否，我只是试图客观地分析事实。
西方在其他很多领域也占据主导地位，如大学、研究和开发机构、诺贝尔科学奖以及新技术的发明上。实际上，所有自然科学领域甚至社会科学领域的突破性工作都是西方完成的。同样，探讨哲学和人的价值观的那些著述也大多来自西方。因此，一个来自火星的访客在看到一个才拥有200多年历史的年轻社会对一个拥有5000年历史的国家评头论足时会感到惊讶，我们却认为美国对中国人权状况的道德评价没有什么奇怪。简而言之，我们理所当然地把权力关系的不平衡看做是一种正常的甚至是一贯的现象。而我在第二部分正要讨论的是：我们认为正常和一贯的现象正在发生改变。相反的一面正在浮现，世界在发生剧烈的变化。
第二部分：亚洲价值观反 论 1
马克思留给我们的一个伟大发现便是“物质力量推动了世界的发展”。如果马克思能活到今天，他一定会对我们正在见证的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广度感到惊讶。他也一定会对这样一种通行观点感到迷惑，即迅速的经济变化并不导致世界政治、意识或文化景观的改变。当我把这篇文章的草稿拿给我的朋友们看时，他们质疑我对西方世界今天通行观点的论断，这种通行的观点认为不会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因此我需要引用两个例子来佐证我的论断。2000年5月，《金融时报》刊登了麦克尔·普劳斯（Michael Prowse） 的专栏文章，他这样写道：“我看21世纪属于欧洲。 20 ”另一个著名作家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 用更生动的比喻描绘了西方主导的继续。他把21世纪的世界比作是一辆停在纽约市一条住着无家可归的乞丐的、在崎岖不平的街道上的加长型豪华轿车。坐在豪华轿车里的是生活在有空调装备的后工业化地区的人们，如北美、欧洲和正在崛起的太平洋边缘地带的人（这体现了对少数西方世界以外国家的认可），而在豪华轿车外的人则朝着一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前进。我对未来的看法与这两位西方作家完全不同。
推动21世纪变化的最大动力将会是全球化。我们都知道关于全球化的利弊有激烈的争论。在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会议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华盛顿会议召开期间的那些抗议者，是想要引起人们否定全球化的共识。《纽约时报》2000年5月刊上由约瑟夫·卡恩（Joseph Kahn） 执笔的专栏似乎支持这种观点，它这样评论道：“无论是主流经济学家还是左翼批评家，都公认全球化遗忘了很多穷人。 21 ”从个人角度讲，我更赞同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最近表达的观点：“抗议全球化本身并不能解决问题。我认为穷人之所以穷，不是因为全球化势头太猛，而是因为全球化力度不够———穷人被排斥在全球化之外。 22 ”
所幸这种争论与我们无关，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它是由技术的迅速发展引发的，我们不能倒拨时钟。由于各个领域技术的飞速发展，地球变小了，从行星变成了宇宙飞船。所有人都织进了一张相互依赖的复杂的网络之中。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巨大的。
相互依赖的第一个后果是我们彼此互担经济风险，亚洲金融危机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当泰铢在1997年6月2日大幅度贬值时，主要资本强国对此不甚关心。那个时候的全球经济主要决策者认为，对发生在地球那一端的小小危机可以置之不理。
但是危机蔓延到了东南亚的其他国家，随后波及韩国，又对俄罗斯造成了影响。从俄罗斯，经济危机一跃而至巴西，然后进一步威胁到了美国市场。这个事件强有力地证明了世界各国相互依赖的程度。全球货币流动量是如此之大（每天1。5万亿美元），以至于没有人能控制它。随着全球经济体逐渐融入一个体系，经济强国现在必须考虑弱势经济体的状况了，因为如克劳德·斯马迪亚（Claude Smadja）所评论的那样：“在日益一体化的世界中，全球经济的发展取决于最弱的那部分的表现。 23 ”另一个证明全球相互依赖性的生动例子是“我爱你”病毒的迅速蔓延，病毒几天内就从菲律宾的一台电脑上传播到了全世界。
全球化的积极效果不能被忽视。它推动的新一轮经济浪潮把生活在第三世界的，尤其是在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印度和中国中的上百万人纳入了现代世界。虽然印度和中国还有大量的贫困人口，但是全球化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两国的社会和经济面貌。中国的经济成就举世公认，但很少有人了解印度的经济也在爆炸性地增长。最近的联合国千年峰会报道预测：到2008年，印度的计算机产业的资产会达到850亿美元，这从任何角度讲都是一笔大数目。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和四小虎（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经济成就显著。那时，人们就清楚地看到他们的成功会传播到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1997年到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一次大的挫折，但是它并没有改变经济发展的上升趋势。在经济领域，西方的主导将会逐渐衰退，一场水平更接近的竞争将会浮现。
我所说的经济领域的互相依赖在环境领域也日渐明显。切尔诺贝利事件给我们上了宝贵的一课：环境灾难并不顾及边界。新的流行病也不会被边界所阻挡，它可以在一夜之间从世界的一个角落传到另一个角落。印度工业化和发展过程中排放的大量有害气体不仅攸关世界上其他人的利益，也与所有西方人的利益相连。我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但我知道当印度的平均排放量赶上美国的四分之一时，全球环境将会受到严重的破坏。
第二部分：亚洲价值观反 论 2
到目前为止，我还仅仅只是说明了经济和环境领域的互相依赖。但是这种依赖性会自然而然地传播到其他领域。而且随着依赖度的提高，西方和非西方的关系将发生关键性的转变：如果他们想在一个日益缩小的地球上和谐共处，他们就必须合作。相互依赖减弱了一方控制另一方的能力，为双方提供了更公平的竞争环境。不为别的，就为了这个原因，第三世界也应该欢迎推进全球化进程。
但是相互依赖程度的提高和经济状况的变化并不是导致西方控制力下降的惟一原因。人口比重关系的变化也产生了同样深远的影响。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西方的人口增长速度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基本一致。比如说，19世纪在很多方面还控制着世界的英国，人口从1801年的100万到1901的370万几乎翻了两番。但进入21世纪后，英国的人口增长像其他欧洲国家那样停滞不前了。
这造成了人口比例的极大不协调。发达国家在世界人口中的比重将从1950年的24％降到2050年的10％。1950年，人口最多的12个国家中有6个是西方国家。但到2050年，只有一个美国才能挤入前12位。1950年，非洲的人口不到欧洲的一半（这里所说的欧洲包括苏联），而今天，两者的人口数差不多一样了。到2050年，非洲的人口将是欧洲的四倍 24 。很难相信如此巨大的人口比重的变化不会产生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影响。
部分是因为人口数量上的变化，部分是因为需要更多的经济和技术人才，部分是因为电视节目向世界上的穷苦大众传递了“他们可以过得更好”的讯息，越来越多的非西方移民涌入西方社会。最壮观和成功的例子莫过于硅谷了。它成功的因素之一就在于IC。IC并不是指“集成电路”（Integrated Circuits），而是指印度人和中国人（Indian and Chinese）。大批印度人和中国人为软件业和硬件业的发展提供脑力劳动。顺便提一下，虽然印度人和中国人的脑力劳动带来的大部分经济利益流向了加利福尼亚，他们杰出的表现还是促进了他们祖国文化自信和自尊的提高。
美国已经习惯于移民的不断涌入了，欧洲还没有。但在21世纪，这种情况会改变。2000年5月的那期《经济学家》在第6页至第12页上刊登了一篇关于欧洲移民涌入的长篇文章。因为欧洲的人口结构在老化，数量又在衰减，所以大多数欧洲国家需要更多的移民。让我再一次引用《经济学家》上的一段话：“为了维持工作人数和领取养老金人数之间的比率不变，德国一年需要360万移民，法国需要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