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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小姐做爱的时候从来都戴安全套。和情人的时候，对方要求下才会戴。因为有病没病实际上看得出来，不想看也会看。艾滋看不出来，但艾滋太少了，在中国主要是吸毒人群。”（Ｍ０８）
有的女性提到，也有男性坚持要求戴安全套的情况，主要是完全陌生的性伙伴，如Ｆ１３曾经应约去一个网友家里，两人第一次见面，Ｆ１３进去后即被早已裸体等待的网友抱住按在地上做爱，连对方长的什么样都没有看到。当问及那天的性活动时，Ｆ１３说：“他有带，他们自己也会害怕。”
Ｍ０１的表述是：“我一直都戴，即使不是为了防艾滋，性病也是一种威胁。”这里需要说明的是，Ｍ０１是一位主要以男性为性对象，而男男性接触作为一种传播艾滋病的高危行为，经由政府、专家和民间机构多年的努力，已经在此人群中成为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观念。由此，我也得到一个乐观的启发：在中国，男男性接触仍然不是传播艾滋病的主要途径，但由于有力的宣传，已使这一人群高度警惕，那么，同样有力的宣传，也应该可以使异性性接触者高度重视起来，而不一定非要等到我们的身边都是感染者的那一天。
需要一提的是，那些在对回避社会舆论方面也谨小慎微的人，他们的性格在戴安全套方面也会有所表现，如Ｆ０１的那个作警察的男友，便一直坚持戴安全套。
有些男人要求戴安全套，并非为了预防性病或艾滋病，而是为了避孕。“Ｄ一直要求戴安全套，他说这样可以做的时间长一些，但我感觉他是怕我怀孕，虽然我带了节育环。”（Ｆ０３）我追问为什么Ｆ０３认为他不是担心性传播疾病，她回答说：“我想在这一点上他是相信我的，在我们交流中我是能感觉到。而且，我们也有过不采用的情况（在安全期），所以这种担心是不存在的。”
第八章 社会网·社会交换·社会性别拒绝安全套的背后（3）
由上面的陈述我们不难发现：男人想戴，就一定能戴；女人想戴，却很少真能让男人戴。
不戴安全套；很多时候并不是女性不想要男方戴，而是在权力争执中，女性更多地放弃了权力，顺从了男方的意愿。
“男人们都不愿意戴，我不好意思强求。”（Ｆ０１）
“我要求，但别人坚持。我软弱无能，很难对别人说不。与网友在海边后有许多红点儿，回来之后很害怕。”（Ｆ０９）
一位自称坚持要性伙伴戴安全套的女性也承认：“事实上做不到，他们要求不戴，我也就不坚持了，因为人到那种时候控制不住了嘛。”（Ｆ１０）
“艾滋病对于我们的威胁非常大。关于艾滋病，我97年底的那阵最关心，因为那阵刚开始和陌生人做爱，自认为确实是有高危行为，所以非常关注这个问题。但我是不喜欢用避孕套的，自控能力不够，人家一番花言巧语我就放弃了，所以没法勉强自己用。”（Ｆ０４）
需要说明的是，即使在从自己信任的男人那里感染了性病，Ｆ０６仍然不要求自己后来的性伙伴戴安全套，她对此解释说：“是因为男人不想戴。追了半天，好不容易弄上床了，再戴套子，多不爽呀。总是赌咒发誓地说自己绝对没有病。我一方面心软，另一方面那种情景下，真的很难再坚持，所以都没有坚持。”
我们便不难发现，由女人们提供的解释，无论是没有认识到性传播疾病也好，还是饶幸心理也罢，或者是信任与爱情的力量等等，最后，都可以归结到一点：对男人要求的遵从上。
也就是说，前面提出的那些理由都是遵从男人意图的借口，而男人在性生活中的主控位置，是决定女性不坚持让男伴戴安全套的根本原因。几乎只有是在当男人坚持戴的时候，戴安全套才能成为可能。
我们看到，男人的快感仍然是整个性交活动中的核心。与之相比，女人的不安全套（包括对怀孕的担心）都显得无力了，无法左右整个局面。所以，当我们考察在性生活中哪一方居主导地位时，女人是否有能力决定对方是否戴安全套，才是一个最可信赖的指标。即使对于这些“性革命”了的女人来讲，仍然无法从根本上成功反抗男人在性活动中的决定权和主导权。
一位女性的陈述也从侧面证实了这一点：“……我知道他说的不一定都是真的（关于和别人在一起时总戴套的陈述），但不知为什么，我相信他，而且那是他很多年前的事啦，他说：早就收山了，只是年轻时荒唐过。当然我不会全信。怎么说呢，只能说我喜欢他，也不太在意自己的生命，如果真的让他传上了，我会认了，绝对是无悔的，会非常平静的去选择安乐死。”（Ｆ０７）
还有一位女性提到，不使用安全套会带来和性伙伴“亲密无间的感觉”：“一次是跟前男友就没有戴，在安全期内，大家基于信任。当时我找到了真正亲密无间的感觉。”（Ｆ１２）当研究者进一步对这种“亲密无间的感觉”进行追问时，她描述说：“他说只有当他阴茎的皮肤直接接触我阴道的皮肤时，才算真正的做爱！否则，总会觉得隔靴骚痒。对我来讲这种感觉并不强，但看着他快乐，我才真正觉得快乐。”原来，这“亲密无间的感觉”，还是男人的。
那位唯一自称戴安全套会使自己感觉不舒服的女性Ｆ０４还说到：“如果你选择了做爱作为一种感受世界的方式，就像选择同性恋或者说生为同性恋作为一种生存方式一样，冒得AIDS的风险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和陌生人做爱并无不当，AIDS，只是一种不幸运。”
在我的这项研究进行当中，Ｆ０９怀孕了，她在给我的信中说：“我正因为不戴安全套而深受其害——刚做完药流，感觉很不好！我想以后不仅会要求必须戴安全套，而且即便如此也会多一层心理障碍。男人的自私和女人的软弱酿就的是女人无法言表的痛苦，我已不仅仅对不安全的性恐惧，还有更多……”
第九章 总结与讨论总结与讨论（1）
在本研究中，我们应用社会交换理论，对多性伙伴行为者深入访谈的结果进行了分析，从而对社会控制与他们私人性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解读。
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都是相互作用、相互回报的，当人们无法通过性行为的“自律”从社会换回“利益”的时候，追求自我满足与身体快乐的多性伙伴行为便难免发生。而当今中国的社会转型，确实使得社会控制与私人性行为间原有的交换关系破损
了。受控制者不再能够从控制中获利，遵守和服从社会控制对受控制者已无利可图，社会控制自然受阻。多性伙伴行为者的行为选择，是基于利益最大化原则的理性选择。
第一章，我们回溯了与多性伙伴行为者有关的既往研究，这成为我们此项研究的基础和起点。在第二章中，我们对这项极为敏感而又注定颇多争议的研究，在方法论上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在第三章，我们从分析社会控制的类型入手。
社会控制具有三种方式：正式控制、非正式控制、自我控制。我们的研究集中在后二者上面。我们通过对工作场所、家庭、社区这三类组织的考察了解社会对多性伙伴行为者的非正式控制情况。
我们注意到，市场机制引进之前，中国的工作场所为传统的“单位”，它具有对私人生活无孔不入、全面控制的特点。今天，由于市场机制的引进，旧“单位”的转型，新“单位”的诞生，正还单位以“工作场所”的本来面目，而不再是一级政治组织。中国当前的工作场所分化为两类，一类仍属于再分配机制下，它虽然仍具有一定的“单位制”色彩，但对私人生活的控制和干预也已有所减弱；另一类则是市场机制下的“单位”，对私人生活的影响几乎不复存在。我们同时借用学术界对于中国由再分配机制向市场机制转型的研究对此加以论述。对于处于市场机制单位里的多性伙伴行为者，他们已无需再用个人私生活的“节制”来和单位进行“不被干预”的交换。但是，对于那些仍在再分配机制中工作的人，不得不仍心有余悸，在采取多性伙伴生活方式时要小心一些。小心并不等于放弃，权力的弱化在此仍然可以看到。
在家庭这一组织中，我们同样将其分为二类进行分别研究，一类是出生家庭，一类是婚姻家庭。在出生家庭中，父母对多性伙伴行为者子女的控制权力已经放弃或者说是被剥夺了。中国社会进入“后喻文化”是对此的最核心的解释，年轻人掌握着权力与金钱，父母不再有制约他们手段。配偶对多性伙伴行为者的控制仍然十分严格，他们不得不采取回避、隐藏等手段，来交换到“平安无事”，避免由于婚姻受到冲击而可能付出的高昂代价。社会交换理论均可对此做出很好的解释。
居住社区对私人生活控制的退出最为全面和彻底，社区单纯居住职能的确认，社区管理者服务职能的确定，特别是新建商品房小区的兴起，都促成了这一后果。
第四章，我们提出，社会转型促成了一些有助于多性伙伴行为者自由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场域”，如个人的自由迁移，都市的现代化，观念开放的小环境，等等。这样的场域不再提供通过性的“自律”交换到社会“奖赏”的机制，相反，它已经成为突显“不自律”可以获得个人自由和快乐的场域。在这样的场域当中，对性的社会控制解体了，进行非正式社会控制的方式之一――性脚本也被个人改写了。
我们对性脚本理论进行了检省和丰富。首先，我们论证说，在一个人的生命周期中，他个人的性脚本是能够被改写的，亚文化的影响对这一改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还借用布迪厄关于“场域”和“惯习”的概念，来分析了研究中受访的多性伙伴行为者是如何改写自己最初接受的主流文化的性脚本的。
我们发现，迁移到新的居住地、生活在开放的大都市、工作及交友于开明的小环境、叛逆的异性的影响、通过互联网结识性伙伴的方式，这些都有助于多性伙伴行为者修改自我性脚本。
在本章中，我们还特别提出了性脚本的“反塑”功能，指出在主流社会不遗余力地向民众灌输自己的性脚本的同时，实际上在“反塑”着自己的对立面。在固有的针对性的社会控制破损之后，性脚本会显示出其“反塑”的独特功能。在长期的控制压力解除之后，人们的行为可能会走向另一个极端。笔者视之为对性脚本理论的一次丰富与发展。
中国文化下的性脚本中，从古至今，“处女情结”一直很强，“第一次”被烘托成一个女人生命中 “最宝贵的东西”，从而为失去它之后成为一个“坏女人”埋下了伏笔。本研究中受访的多性伙伴行为女性，很多人都是在“第一次”之后，彻底改变了她们的行为准则，因为“反正已经不是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