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们陷在热恋里。那时每天都没完没了地打电话。每天早晨；他会到我家门口等我；然后挤在公车上陪我去上班；在拥护的车厢里我们偎依在一起；如胶似漆。送我到单位后；他再坐车到另外一个方向去上班；所以他每天都迟到，而他又在政府机关工作。他对工作与晋升很看淡的；用他的话说；爱情第一；工作第二。
Ｆ０６和“处长”热恋时是１９９０年，到我访问Ｆ０６的２００３年，这位当时仅三十出头的处长，在历经十三年官场之后，毫无晋升，而且退到“三产”去了。我们并无确切的证据说他的“爱情第一，工作第二”决定了他的官场命运，但毫无疑问其影响不可能毫不存在。这，便是再分配机制对越轨者的处罚。
与通常人们的感觉和想象不同，演艺圈的人并非都很自由，并且对自己的风流韵事无所顾忌。如Ｆ１４的男友Ａ便很是小心：“Ａ婚前有许多风流史，大家都知道。他对我承认过婚后还有许多，但不会让大家知道了。”
A很注重自己的形象，很老练地隐瞒我们的关系。比如说，在剧组里常会像对一个晚辈一样拍拍我的头，叫句“好孩子”之类，给别人的感觉他待我像待下一代人，所以我们之间不可能有私情。
我也常会开些玩笑，比如在公共场合对他说：“Ａ老师，昨天晚上我拿着你的枕头回房睡的，你的体香一直伴着我哟。”这种公开的调情，别人反而更不会怀疑我们的关系。
……
在演艺圈，也有很不在乎，公开逐艳的，但这种人极其少，我知道的一个也是离婚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自由演员。但Ａ不同，他是有相当高职位的国家在编干部。（Ｆ１４）
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再分配机制与市场机制中不同生活者的差别。但是，单纯用一个是自由演员，一个是国家在编干部来解释演艺圈的差异略显不够了，好在，Ｆ１４为我提供了她的补充解释：
我以为名艺人比普通人更不愿意私生活外泄的原因，主要可归纳为这几点：
１， 他们备受关注，绯闻会传得很快；
２， 他们的配偶大部分也都是演艺圈子里的人，他们不想伤害妻子；
３， 一个事业成功的男人，总是会让他自己的生活少些枝蔓。
归根到底，他们认为这些绯闻会伤害他们的形象。他们性行为上可能很随意，但性观念上并不认为自己的性混乱行为是正当的。他们仍然认为好的形象是应该维持的，这也是一种洁身自好吧。或者说，他们非常爱自己，爱护自己的形象。（Ｆ１４）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即使当社会对普通人的控制减弱之时，一些处于公众关注焦点中的人物可能也会远比普通人更晚感受到这种自由。因为关注本身便是社会额外加给他们的一层社会控制，关注将他们的所有言行都放大了，他们便拥有一些回避控制的“特权”。
至于说到市场分配机制对个人自由的放大，除了上面几个特例，我们整个研究都提供着这样的例子，因为这些多性伙伴行为者几乎都是市场机制下的人，同样除了上面这几个特例。Ｍ０５的表述正可以说明市场分配机制给人带来的流动自由是多性伙伴行为者的一个支持力量，他说：“大家不怕，媒体里的人都是很自由的，这家让我不舒心了，我可以去另一家呀，北京的媒体遍地都是……”
第三章 控制的丧失与持续两个家庭，一松一紧（1）
两个家庭，一松一紧：“过程－事件分析”策略的应用
当我们讨论家庭对于多性伙伴行为者的控制之时，有必要注意到两个不同的家庭概念，一个是出生的家庭，即同父母和兄弟姐妹一起构成的那个家庭，还有一个是婚姻家庭，即与配偶和自己的孩子构成的那个家庭。
让我们先来讨论出生家庭。我们从本研究的受访者那里看到，父母对于未婚子女私生活的实际控制能力已经减弱，甚至瓦解。父母们试图加以干预，但效果并不好，许多父母不得已出于无奈而放弃干预。父母们对已婚子女，包括不在家里住的子女普遍放弃干预和控制，或者说，他们的干预和控制无法实施，在事实上也等同于瓦解。
从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来看，家长权力的丧失或曰放弃，还有必要考虑到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后喻文化”阶段。在前喻文化时期，知识和技能掌握在父母手中，年轻人要向他们学习。而在后喻文化时期，社会的快速发展使得知识和技能更多地掌握在年轻一代人手中，老年人会时常感到落伍了，社会由年轻人来掌控了。自然，年轻人也比上一代人赚更多的钱，他们对父母的依赖更少了。这些都使得父母要对子女行使权威时，手中缺乏了可以拿出来同子女的服从进行交换的砝码。
DeLamater曾提到七十年代美国的性自由除了纵欲主义思想之外，青年人较早离开家庭，离开父母，自己去居住，从而使得家庭的影响减弱，也是重要原因。（DeLamater；…John， 1981：２８３－２８６）
在研究中国父母对子女的性活动的控制消解这一问题上， “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给我很大启迪。
“过程－事件分析”看重对事件过程的关注。关注、描述、分析各种社会关系发生于其中的事件与过程，对其中的逻辑进行动态的解释，便是“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和叙事方式。“‘过程－事件分析’策略的基础，是对于描述方式的强调，即强调一种动态叙事的描述风格。这就意味着，首先需要将研究的对象转化为一种故事文本。这里的关键，是将研究的对象作为或者是当作一个事件性过程来描述。”（孙立平，2000）
当我仔细分析本研究中受访者的成长历程的时候，发现一些受访者都谈到他们的父母在他们年少时对他们是如何地严厉，这也成为后来控制瓦解的鲜明对照。在这样一个转变过程中，往往都有一个或几个关键性的事情，存在着一个博弈的过程，家长权力最后的放弃，是一种不得不如此的选择。
对于那些自己的多性伙伴行为没有曝露在父母面前的人，我们可以用离开出生家庭了，成年了，甚至结婚了来解释父母不再有必要也不可能对他们过多关注，但是对于其多性伙伴行为已经为父母所知的那些未婚者，这样简单的解释显然说不通。
Ｆ１３的家庭对她管束曾经十分严格，１７岁第一次性行为的当天没有回家，转天爸爸见到她二话不说便是狠狠的一记嘴巴。但是，虽然直到今天女儿仍没有结婚，他们也都意识到女儿的生活并不“单纯”，却尽可能地装作一无所知。Ｆ１３在接受我访问的时候已经搬出父母的家租房子住了，每周五爸爸会开车接她回家，周日晚上再送她回自己的住处。“爸爸很知趣，从来不到我的住处。”Ｆ１３这样说。
从下面我们的对话中，也可以看到Ｆ１３在搬出父母住处之前，同父母之间发生的一些“事件”与“过程”，无疑正是这些事件与过程，才使得父母放弃了对女儿的干涉：
方：你搬出家以前，晚回家，家里不会说吗？
Ｆ１３：通常十一点钟以前，如果要玩得晚，也只能是周末，十二点钟以前也必须回去了。
方：如果晚了呢？
Ｆ１３：情况不多，我在这一点上会比较注意。
方：通常会怎么样？
Ｆ１３：在我那一次差点结婚，没有结成时，父母对我很理解。因为有一阵我会经常欲哭无泪的样子。他们就很能体谅我。因为可以说是我很孝顺的，家里就我一个。那我能不让他们伤心的时候，我就会牺牲我的叛逆和我想要自由的那种感觉，去满足他们。所以在这方面也算是，因为我们家很民主嘛，他们会很顾及我的感觉。他们有时候会有一些话，会有怀疑，比如说我抽烟或者是我在外面和别的男人有关系，但是他们就不提，这个话题就不问。
方：哪些事有怀疑？
Ｆ１３：这件事要提到我那个变态男友，我跟他提出分手的时候，他甚至跑到我家，跟我母亲说我勾引他上床，还说我不仅勾引他上床，在他之前还勾引过别的男人上床。之后我母亲跟我谈过一次话，哭着跟我说，你要是没有男人就不能活，就赶紧结婚吧。就此之后，我很多事情，有可能有一点点苗头的东西我都不会让我父母知道，会更在意。
方：什么是有一点点苗头？
Ｆ１３：他们有可能知道我跟哪个男人在约会，或者有可能去做一些什么，我都不会让他们知道。我的性交往从来不跟他们说，而且回避。他们也是在尽量不提，除非我自己主动跟他们说。……如果我父母不在世了，我甚至可以在电视上说我这些所有的这些经历。我不在乎。但是现在我很在乎，在乎父母。我只在乎他们。
第三章 控制的丧失与持续两个家庭，一松一紧（2）
方：觉得这些东西让父母知道会很受伤？
Ｆ１３：对。
Ｆ１３之所以仍在有意回避父母注意到她的私生活，不再是担心被干预和“控制”，而是怕他们伤心。但这并不会影响她仍然故我地采取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
与Ｆ１３的父母相比，Ｆ１４的父母却并不想随着女儿的长大而放弃他们手中的权力，同样在经历了一系列的事件与过程之后，双方仍然没有达成一种默契，结果只能是Ｆ１４搬出家庭租房另住，同父母之间保持冷战的关系，一两个月也不回家一次：
从小和奶奶一起长大，一直到１２岁。奶奶的管束极为严格。读小学时，有男同学到家里找，即使是学习上的名正言顺的事情，奶奶也会大发脾气，显得十分凶恶。她在加给我这样一种印象：和男孩子接触是不好的事情。但是，并未影响我同他们接触，可能是因为我本性中的背叛性格吧。
小学时，同学中有人交男女朋友。我脑子里一方面会觉得他们这样不好，都属于老师常批评的那类比较“疯”的孩子；但另一方面，我又羡慕他们，觉得他们很自由，没有人管，比我成熟。
我的父亲是一个性格特别不好的人，脾气很大，不会关心别人，自私。他对我的管束十分严格，不让我看电视，等等，我们常常打架。我一直有一种反叛意识，不服管。
……
回到父母身边生活之后，我和父亲的矛盾便在积累中。在１９岁的初恋中，爸爸以强力进行干涉，反对我们的交往。对于父亲的干涉，我进行了坚决的反抗。如果哪天我晚上１０点之后回家，爸爸便会推我出去，我们之间便会吵架。
有一天晚上我１１点多才回到家，爸爸狠狠地打了我，把掠衣杆都打折了，打得我身体青肿，第二天无法去上班。
爸爸的暴力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威慑作用，但是也带给我一种反叛他的快感。
……
就是我２４岁那一年，父母偷看了我的日记，里面记载着我与七八个男人的性关系。母亲找我谈话，她说，你有一本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