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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单位里我看的上的男人几乎都上过我的床，大概20多个吧。只有一个用手能让我到高潮，其他都不行，所以一般都是只有一二次交往。
……别的单位我不知道，但我们单位的人可能素质较高，多数是大专以上学历，好像关心别人私生活的人并不多，我私生活中的一切，对我在单位的处境，没有任何影响。相反，看得出来，单位同事对我都非常好。（Ｆ０７）
工作上没有任何负面影响，可能在那些保守的人心目中我的形象会受一些影响，但谁在意他们呢？他们并不是能够决定我命运的人，如果我的老板是那样的人，我会考虑换一个老板，或者在他面前掩饰，幸好我没有碰到过那样的老板。我遇到过的一个老板，比我还性自由，我还给他介绍过女朋友。
我的性伙伴主要都是通过工作关系结识的。如果没有这么广的社交圈，是不可能有那么多情人的。我知道有的人主要在网上找性伙伴，但我从来没有在网上找到过。
……
圈子里面的情人，我也没有特意回避。现在没有人会削尖脑袋探究这种事情。回避的效果也不一定好。不回避对我的生活和工作没有什么影响。
负面评价我不介意，当耳旁风。没有能够对我生活构成影响的负面评价，否则也许我会介意。从来没有出现过制裁等情况，也不需要我具体去应付。（Ｍ０５）
许多受访者都说，性爱原本就是隐秘的个人私事，如果不是当事人特意宣扬，别人想知道也不容易。所以，他们感受不到压力。
这本身便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私人生活空间的隐秘性强了，社会非正式控制已经弱化。在再分配体制无孔不入的时代，个人的一举一动包括私生活也都处于“群体雪亮的眼睛”监视之下。今天，公领域与私领域的相对独立和分隔，无疑是多性伙伴行为者少受社会控制的重要原因之一。
做爱这种事情本来就是两个人的事，较为隐私。如果不对外宣扬，别人很难知道。我的好朋友我不会介意让她们知道，但是长辈或别的不很熟的人，我还是会介意他们知道的，但一夜情这种事情，自己或是对方不对外说的话，别人还是很难知道的。
我现在没有工作，所以没有影响。我的生活方面嘛，因为性行为这毕竟是较为隐私的问题，对我的正常生活构不成威胁，也没有影响到声誉，在我周围人的印象里我一直是比较循规蹈矩，文静听话的人。而且我的人缘很好，朋友挺多的，大家也愿意和我成为朋友，所以我的性行为对这些事情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Ｆ０１）
非正式控制的弱化，还表现在，个人可以不在意别人的负面议论了。我的受访者都表示，可能存在的背后议论，并不会影响他们的个人生活。
没有人对我进行过负面评价，也许有我也不知道。但我想就算有人当面告之我的行为不对，我不会反驳的，但我想我会该怎样还怎样的。（Ｆ０１）
我不怕别人说三道四，也许他们背后说闲话，但这奈何不了我什么，我根本不在意。
我和Ｃ的关系，原来单位的很多同事可能都看出来了。
至于一夜情，我想单位的人即使知道了也没有关系，没有人会管。特别是像我们这些作ＩＴ业的，更没有人去关心别人的隐私。我也不担心别人知道会小看我。（Ｆ０３）
有一位受访者甚至表示，别人的关注反而会给她带来“快感”；
第三章 控制的丧失与持续单位制、再分配机制与市场机制（3）
我和他们的关系可能很多人会感觉到，但应该都没有证据确认。我有时会感到一些小的压力，比如一个名演员的女经纪人，就曾在饭桌等公共场合对我含沙射影，这时我会表现得非常从容，谈笑应对，这让我也有一种快感。（Ｆ１４）
完全一丝一毫的影响都没有也是不可能的，Ｆ０６自称不在乎社会控制，同时又不愿意让单位里的人知道，也许正因为在她身上确实因为私人性行为而受到了“干预”，但我们从
她的经历可以看出，这种干预其实又不是专门针对她的性活动的，而针对她由于性活动而来的一些“副产品”的，比如可能太“傲慢”了。而这便涉及到了工作关系中尚需要维持的另一种“交换”，即通过与同事间的“平等”、相互尊重关系来换回和平的相处。
婚后第一年，追我的人很多，那个大款几乎每天下午都把车开到办公室楼下等我。而处长则每天都和我通多次电话，还常来办公室找我。肯定大家都猜测我有情人，还有人常同我开玩笑：“小蒂，楼下那么高级的车接你呀？”“小蒂，那个特有魅力的男声又来电话找你了。”
一个同事和我说，有一个人见过我后要追我，她告诉他：你就别想了，多的是男人追她呢。
只有一次算是领导干预吧，那是我们的女总编，她说，那个大款我了解，他很花的，你要小心些。但这丝毫不会影响我什么，现在看来，这告诫与其说是干预，不如说是鼓励。
有一段时间我情场十分得意，“八年”、舞蹈演员、“四十万”（均是Ｆ０６的男友――作者注）前后几乎同时交往，每天许多电话打到办公室。情场得意了，待人接物上便也十分狂，年轻嘛。我当时在单位显得很张扬，太狂，同事不满意，领导也不满意，矛盾已经积累很长时间了。终于有一天和领导吵起来了，吵的很凶，翻脸了，我一气之下调到另一个部门工作去了。半年后在那边做的不好，又回来了。
吵架时，领导说我工作不认真，这肯定是指我的私生活。因为当时太多的电话找我了，而我领导和我们都在一个办公室。
另外，那是一个女领导，又处于更年期，便更难处了。有人说过，如果女领导在更年期，她手下的女孩子们就要倒霉了。
在工作单位没有特意回避过。许多人打电话、找我也没有什么，时尚记者就是认识人多，别人也一样。也有例外，有一次发现了一个情人除我之外还另有外遇，我很痛苦，决定最后谈一次。一开始约他到我的办公室楼下的酒吧，后来觉得不妥，怕同事看到我当时受伤的表情，又另改地方了。这是因为我不想让人看到我痛苦，受伤害的样子，如果是两个人在那里快乐地谈天，则无所谓。
Ｆ０６说，她曾经主动和一个同事讲了自己的经历，她后悔了，因为结果证实还是不讲的好：“和我们一个楼却不是一个单位的一个女孩子，她特别崇拜我，觉得我哪里都好。我同她说过我的情人。但那之后我们的关系就不像原来那么好了，可能是因为我各方面都太强了吧。”
Ｆ０６后来就学乖了，再也没有同别人说过：
我为什么要和同事说呢？为了炫耀？我是一个很低调的人，我觉得工作上要炫耀就炫耀你的工作能力。
自己说和别人猜测完全不一样。别人猜测没有证据，基本上干涉不了你。而自己说，别人会觉得太可笑了，领导知道了也肯定影响我的工作。比如我是一个特别懒散的人，如果我说了，以后再迟到早退或不去上班的时候，人家就会说：她又和情人上床了。（Ｆ０６）
由Ｆ０６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只要多性伙伴行为者能够很好地处理私人生活和工作的关系，不将自己私人生活的情绪带入工作中（自负、迟到，等等），单位对他的私人性活动便不会加以影响。也就远不足以构成促使他改变行为的交换机制。甚至是F06经历的这些来自单位的控制；其影响力之小也远远不足以使她放弃多性伙伴生活。
我们这里将一位多性伙伴行为者对大学校园内社会控制的表述也收入此处，因为大学校园在过去也同“单位”具有相同的功效。这位受访者，在大学里也没有感到压力，这不能不使我们想，那偶尔被曝光并会引起轰动的“女大学生怀孕被开除”之类的事件，只是极为有限的偏例。
没什么可以限制或影响我，这是我的自由。
读北大时，去做人流的时候我也是以未婚身份去的。
在北大的时期，被人管的唯一方面只在于去考试，修够学分，就可以拿到学位毕业了，平时不会见到班主任。何况我们班主任是个一心想往上爬的人，根本不关心我们。班长、党支书什么主要的学生干部都是我的好友，她们很了解我，经常和我交流，我总是鼓励她们也去体验性爱。别人就算知道我和任何人做爱又有什么关系呢？不会有人报告学校的，大家这点素质还没有，能上北大吗？所以我差不多是完全自由的，想去哪里过夜都可以，有时父母打电话来我不在，同宿舍的人也会替我掩饰。
至于毕业后一个人在北京，就更没有人管了。
即使真有负面评价我也不理会，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想。（Ｆ０４）
与上述大多数受访者不同，个别受访的多性伙伴行为者，或者他们的性伙伴，仍表现出工作场所对其有很强的影响力。仔细分析那些 “害怕”的人，就会发现，他们几乎都是在旧的再分配机制下生活的人，或者深受再分配机制影响的人。
第三章 控制的丧失与持续单位制、再分配机制与市场机制（4）
学术界对于中国由再分配机制向市场机制转型的论述中，很多对我们的分析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与我们在本节开始讨论的单位制可以形成呼应。
“社会主义经济从等级到市场的转型改变了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决定因素，进而也改变了权力和特权之源。”（维克多·尼，1996） “从再分配调节向市场调节的转型会导致社会经济地位获得背后作用过程的改变，这种改变有利于直接生产者而不利于再分配者。我认为
，社会经济地位获得背后作用过程的改变会在相当普遍的意义上削弱政治资本的价值。”（维克多·尼，1996）“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市场交换替代再分配的比重越大，政治资本的价值就越小，市场资本的价值就越大。”（维克多·尼，1996）
转型带来的是政治权力的衰退，而与政治权力衰退同时而来的，必然是自由的倾向。
“在过渡中，政治市场的自由化常常与经济市场的自由化是同等重要的。”（白威廉，麦谊生，２００２：５５５）
“市场过渡理论认为，当商品与服务的分配转向市场方面时，权力就更多地通过交易性交换而不是行政性命令来传递。因此，权力不再由再分配者垄断，而是变得越来越扩散到经济与社会的各个方面。……市场过渡理论认为，从等级制度向市场转变引起了在再分配部门的地位性权力的重要性的下降。” （维克多·尼，１９９４） “市场改革削弱了共产党对普通公民的监督制裁能力，因而国家控制随着向市场的转移而减弱。这一结论与市场转型论的‘再分配权力重要性减弱’假设相一致。” （倪志伟，马蕊佳，２００２：596）所有上述论述，为我们研究当今中国针对性的社会控制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