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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周恩来对台湾问题的最后嘱托第28节：不留骨灰，心系台湾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敬爱的周总理和我们永别了。就在这一天，邓颖超同志向党中央提出了总理生前的请求：骨灰不要保留，要撒掉。 总理留下了对他的骨灰处理的遗嘱，也体现了他对台湾问题的关心。邓大姐（邓颖超）根据总理“不留骨灰”的遗嘱，尽快作了处理。 1976年1月12日，邓大姐对总理生前的两位警卫高振普和张树迎说：“恩来同志（周总理去世后，邓大姐就不称呼总理了）不保留骨灰的请求，毛主席、党中央已批准。你们俩跟随恩来同志工作多年，已向中央请示并得到批准，由你们2人执行撒骨灰的任务，这是你们俩为恩来同志办的最后一件事……” 邓大姐说到这里嗓子哽咽了，她强忍着眼泪，克制住自已的感情，继续对他们说：“接到中央批准的消息，我高兴。高兴的是，恩来说过，他担心我替他办不成这件事，今天可以办成，就要成为现实了。咱们要共同为实现他这一愿望而继续工作。我很想亲自去撒，但是，目前条件还不允许我去做。再说，天气太冷，我岁数也大了，出动目标大。恩来同志是党的人，我委托你们二人去办，你们二人是党支部成员，我们靠基层支部。我相信，你们俩会很好地做好这一工作的。” 听了邓大姐的一番话，我们更加理解邓大姐此刻的心情。总理去世后的这几天，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非常悲痛，人们冲破各种戒律，用各种方式悼念总理，以寄托自己的哀思。为了给人们以安慰，给广大群众更多的悼念机会，高振普向邓大姐提出，是否可以把总理的骨灰多保留几天，然后再撒。邓大姐摆了摆手说：“我的请求，中央已批准，已有了安排，就不要再提了。我再向你们俩说一遍，你们要认清，撒骨灰也是一场革命。由土葬到火化是一场革命，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又是一场革命。我死后骨灰也不保留，也请党支部负责。这是我和恩来同志的一次革命啊！我们一定要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邓大姐让她的秘书赵炜和高振普、张树迎去找一找，哪个地方可以撒，最好撒在有水的地方。但当时天气寒冷，很多地方都结了冰，没有选中一个合适的地方。最后中央决定派飞机去撒，并规定了投撒的时间、地点。 罗青长说，晚7时半左右，邓大姐带着我和总理生前的工作人员缓步走入大会堂西大厅，总理的骨灰盒已安放在那里。我们随邓大姐向总理的遗像默哀，然后总理生前的卫士张树迎、高振普同志打开骨灰盒，邓大姐双手抚摸着骨灰，双眼含满了泪水，她喃喃自语，像是在向总理倾吐着心曲：“恩来同志，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你安息吧！我们要永远跟随毛主席战斗！”在场的人无不动容，恸哭失声。原来，总理生前早已和邓大姐有约定，死后骨灰不保留，撒向祖国的大地。邓大姐将总理的遗愿向党中央作了汇报，得到了党中央的同意。党中央决定由我和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代表中央治丧办公室，由张树迎、高振普代表总理生前党支部去执行这次特殊的使命。我们一行人穿过大会堂地下室，护送着总理的骨灰，离开了他生前熬过无数不眠之夜的地方，邓大姐的车紧随其后。大约晚8时许，我们到达坐落在北京东郊的通县机场。我们迈着沉重的步伐，登上飞机。这是一架平时撒农药用的安—2型农用飞机。巨大的马达轰鸣声掩盖不住送行人的哭泣声，飞机缓缓升起，在深沉的夜幕下，透过朦胧的泪眼，仍然能看见邓大姐久久地、久久地挥动着双手，向他的亲人、战友做最后的告别……总理骨灰撒放的地点，是邓大姐根据总理生前的遗愿，与中央有关领导反复商量后确定的，极具象征意义。第一个地点是长城，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我们民族的灵魂，周总理曾提议将长城作为我国的国徽和国歌歌词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激励民心、凝聚民心；第二个地点是北京密云水库，这是总理多次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与劳动人民一起劳动的地方，在这里他与人民群众结下了深情厚谊，这里也倾注着他对首都建设的心血和对首都人民的关爱；第三个地点是天津海河，这是总理参加革命的发祥地，他在这里认定了自己终生不渝的奋斗目标，他也是在这里播下了爱的种子；第四个地点是黄河入海口（原垦利县，现在的滨州），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为中华民族哺育了无数的仁人志士，最后又无私地融入浩瀚的大海。总理正是从这里走向世界，走向全人类。总理也要从这里走向他魂牵梦萦的台湾岛，去看看那里的台湾朋友……我们眼含着泪水，按照预定的地点将总理的骨灰撒出，那晶莹洁白的骨灰在风中飘啊、飘啊，他是多么眷恋着他的祖国、眷恋着他的人民、眷恋着他的未竟之业…… 在山东滨州黄河入海口，我们撒下了最后一包骨灰。整个过程经历了近4个半小时的飞行，中间没有停留，没有惊动任何人，更没有搞什么仪式，完成了总理生前的遗愿和邓大姐的重托。
第七部分：邓颖超当“对台小组组长”的日子第29节：出任“对台小组组长”
邓颖超十分关注祖国统一，在对台工作上表现了非凡的胆识和能力。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1979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任命邓颖超同志为组长，廖承志、罗青长为副组长。1980年元旦，作为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邓颖超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讲话时说，“《告台湾同胞书》所明确宣告的大政方针不是权宜之计，更非所谓的‘统战攻势’，完全是以中华民族的大义和整个国家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希望台湾当局审时度势，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朝着祖国统一的伟大目标前进。同时，我们相信富于爱国传统的台湾人民一定会为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作出积极贡献。” 赵炜说，邓颖超对对台工作抓得很紧。她出任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后，马上就在中南海找到一处地方作为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场所。1980年１月１日，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在中南海西花厅召开会议。邓颖超在会上强调，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８０年代以至９０年代全党的重大任务，要动员全党实现这一重大任务。 赵炜，1932年出生，１９５１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１９５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干事、秘书，邓颖超秘书；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１９８５年任全国政协第六、七届副秘书长；是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特邀）、提案委员会副主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提案委员会副主任。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了对台工作的九条建议，即“叶九条”。赵炜说，这是邓颖超领导的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在广泛调查研究和征求意见的基础之上，对海峡两岸的经济、贸易、文化、商务、交通、民航、邮电等方面情况制定的具体对策，经过反复修改，拟定了两岸实现和平统一的具体化方针政策。邓颖超参加了中央书记处会议的讨论，并详细研究定稿，报中共中央常委审批。“叶九条”发表后，引起了海内外的震动，体现了我们的博大情怀，也体现了我们对台湾人民的切实关怀。“叶九条”受到台湾民众的普遍欢迎。 紧接着，廖承志致蒋经国的公开信在《人民日报》发表，又是引起海内外的极大震动，触动了民族的深情。这封公开信的撰写和发表也是在邓颖超领导之下进行的。1982年7月，邓颖超看到了蒋经国的一篇悼念父亲的文章，文中思乡之情浓浓。邓颖超立即召集对台领导小组开会研究，建议由副组长廖承志来给当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窗蒋经国先生写公开信。邓颖超和廖公一起推敲文句，文中引用了周总理当年在张治中给台湾故旧公开信中增加的“寥廓海天，不归何待”的话；引用了鲁迅的著名诗句“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极为感人，又道理铿锵。 赵炜说，邓颖超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工作艺术，对于对台工作，邓颖超高屋建瓴，思虑缜密，她多次指出，统一祖国大业维艰，不可能一蹴而就，要立足于长期的埋头苦干，要采取细水长流的办法，不要断，然后汇成江河大海；同时要见缝插针，对台工作的政治性、政策性、策略性、时间性都很强，机不可失，要插得有效果，不要把针插歪了，也不要插出血了，也不要拔不出来了，要有耐心和韧心，埋头工作。每件工作都要扎扎实实地去做。这些话朴实、形象而又深刻，对指导当前的对台工作都有现实意义。 1984年，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设想，邓颖超在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强调指出，“赞成统一就是爱国。在统一的大前提下，一切问题都好商量，总会求得合情合理的解决”。 赵炜说，1985年，邓颖超去沿海地区视察，在厦门，邓颖超听取了厦门市台办的工作汇报，还饶有兴致地通过高倍望远镜看对面的金门，感到特别高兴。邓颖超听到厦门广播“解放军进行曲”，当即要求有关部门研究改为“五星红旗”歌曲，并指出对台宣传要讲究方法，考虑到对方的接受与否。邓颖超还谆谆告诫当地政府领导，你们掌握着第一手材料，要为上级领导决策提供参考。 赵炜告诉我，邓颖超曾说，对台工作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工作。她了解到我们对海外宣传工作力度不够时，就反复阐述：“我们有很好的政策，很好的内容，我们的同志要学会做宣传工作。一定要准确地按照中央的有关方针政策进行阐述，要实事求是，要有针对性，要注重实效。宣传工作很重要，宣传你的政策，宣传你的任务。你的做法要有说服力，要使人家增进对我们的了解，宣传是前哨。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