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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来说，中国的哲学绝大部分都可以划到人生哲学这个范畴里面，都是探讨人生问题的。但是我觉得从质上来说，从追问人生问题的深度上来说，我觉得中国哲学在这方面是有欠缺的，我觉得中国和西方的人生哲学，它们所追问的问题是不一样的，西方人生哲学它追问的问题是，人为什么活？实际上西方哲学它很重视一个死亡的问题，像柏拉图、苏格拉底都说过，哲学就是预习死亡。那么实际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像柏拉图就往那个所谓的唯心主义的方向发展，认为有一个理念世界，这个理念世界是一个真正的世界。而我们的灵魂都是从那儿来的，还要回到那儿去。这个东西实际上后来就跟那个，就是希伯来的那个旧约，圣经的旧约结合起来就变成基督教的一个基本的信念。就是有一个天国，他们之所以这样，这样来解决一个问题，实际上还是为了解决，因为有死亡，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有什么最终极的意义。实际上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他们问的问题是人为什么活？这是一个人面对宇宙大全的时候，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所以它本质上是灵魂哲学是宗教。但是中国人生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呢？是人怎么活，怎么样处世做人，怎么样处世做人，是问的这个问题。寻求的是妥善地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寻求的是这个。所以这是一个人面对他人的时候，面对其他人的时候，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所以我说它本质上是伦理哲学，是道德，所以我觉得在深度上是有区别的。而为什么发生这样的区别，我自己的看法是认为，它根源于对死亡问题的不同看法，实际上西方哲学它不回避死亡，它去直面死亡，去思考这个问题。中国的哲学，尤其是儒学，它是回避死亡问题的。
周国平：中国哲学另外一个薄弱环节就是形而上学，中国的形而上学是很欠缺的。所谓形而上学就是对世界的本质，追问世界的本质是什么，这是形而上学本来的含义。它是追问终极的东西，那么中国哲学里面形而上学是很弱的，不但我刚才说了知识论是一个薄弱的环节，形而上学也是一个薄弱的环节，应该说是尤其是儒学，儒家里面形而上学很薄弱的。另外中国没有本土的宗教，可能原因都可以从这个问题上来查，我就说都是灵魂的不认真造成的，灵魂不认真造成的。
周国平：另外我们不是很注重内在的灵魂生活、精神生活，你看西方有很多这样的精神圣徒，或者说精神探险家，他们可以为纯粹的精神性的问题痛苦不安，可以献身于某种超越性的信念。但是我们就比较缺少这样的人，我们的理想人格是能够恰当地处理人际关系的君子，这是我们的理想人格，所以我们在精神上比较容易安于现状，人生的模式容易比较雷同，那么这是超越性的第二点。超越性的第三点，就是在精神上，和宇宙的某种精神本质，某种宇宙的精神本质建立联系的渴望。这一点实际上就是跟科学精神的第三点已经是很相近的了，基本上最后都会殊途同归。你追问世界的问题，头脑认真也好，灵魂的认真，追问人生的问题也好，最后你走到最后，你都要走到这一步。你要对这个世界本身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有没有一个精神本质，最后都要面对这么一个问题。
周国平：我记得像柏拉图也说过，还有一个法国有个哲学家叫帕斯卡尔也说过这个意思，实际上他们都有所怀疑，就是说世界背后到底有没有精神本质呢？不知道。有没有上帝呢？不知道。柏拉图说这是一种冒险，帕斯卡尔说这是一场赌博，他就说上帝可能存在，也可能也不存在，现在我把赌注下在存在这一面，如果上帝存在了呢，我赢了，我就完全赢了。如果上帝不存在呢，反正也不存在，结果是一回事。但是如果我把赌注下在上帝存在这一面，我从这个立场出发来度过我的人生，我就有一种信念，我就会有不同的人生，有没有信仰、结果人生你最后你怎么安排人生，你怎么对待人生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哪怕这个信念我无法证实，但是我需要它。
周国平：我刚才讲的三点归纳起来，我认为人文精神是什么呢？我就简单地说，就是说包括“人道主义”精神、包括科学精神、包括宗教精神。那么这三种精神我用三句话来概括，一个是人的尊严，一个是头脑的认真，一个是灵魂的认真。所以我觉得“人文精神”就是说，一个人他活着，他要活得有尊严。同时他要有自己的头脑，自己的灵魂，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问题，用自己的灵魂去安排自己的人生。在那个对世界的认识，对人生的态度这样最根本的问题上，他能够自己做主，如果他这样做的话，我认为他就是有人文精神的。一个社会如果为这样的追求提供合适的环境，这个社会就是有人文精神的。这是我的基本观点请大家批评。
主持人：关于“人文精神的哲学思考”，其实最终的结论大家需要记住的，就是认真两个字，认真两个字。那么关于认真两个字，我想周教授的思考，他已经不完全是在西方的这样一个，从古希腊开始的欧洲的这样一个思想传统里，如果他仅仅在那个传统里头，我想他得不出认真这两个字来，他是在和我们中国的哲学精神，我们中国的这样一种文化传统的对比之中，他才突然发现了，原来欧洲人过得比我们认真，欧洲人比我们过得认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人文精神”和我们不一样。他的“人文精神”的方方面面，不管是在做人的方面，还是在做事情的方面，还是在科学研究方面，还是在自己的宗教信仰方面，在各个方面他就是坚守两个字，就是认真。那么坚守了这两个字以后，就产生了整个西方的“人文精神”的这样一种传统，产生了我们现在大家看到的西方的这样一种文化，那么对比之下的话呢，的的确确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感觉有点惭愧，因为我就属于中国文化中间不认真的那种人。
那么在这点上，我想跟周教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西方人已经习惯了，追问为什么活？他就爱那么认真，那就让他认真去，可是中国人已经习惯于追问自己怎么活？老是把那个心计，把那个聪明劲全部用在琢磨人际关系上头了，怎么活怎么活，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改变这种状态呢？
周国平：我也没看出有什么必要，但是我想是这样的，如果说不问那些根本问题的，当然有好处了，譬如说可以不得精神病是吧？但是如果说你一旦想到了那些问题，我是这样想的，你如果没有想到那些问题的话，你可以平平安安地过，糊糊涂涂地过，这当然未尝不可，但是如果想到这些问题的话，我可能就是没有办法不去思考了，同时我以一个想了那些问题的人的眼光来看那些不想这些问题的人，我就会觉得他们活得太那个糊涂了。
周国平：而且我觉得是这样的，你如果说你光问自己怎么活，不问自己为什么活？怎么活这个问题也不能解决的。实际上你是在一个非常狭小的范围里去思考怎么活的问题，其实人可以活得更有气派一点，更有气象一点，有一个大气象，但是如果你仅仅是考虑怎么活，不考虑为什么活？人活着是没有气象的。
主持人：那么我这里还替网友问一个问题，这个网友这个问题，他是这么说的，哲学在你看来是玄虚的还是可以触摸的？一定存在着那个关于世界，关于生命的真知和真理吗？
周国平：这是两个问题，哲学是玄虚的，还是可以触摸的？如果是从哲学和我的生活的关系来说，我觉得哲学是很具体的。我觉得哲学，如果一个人，他真正是钻到哲学里面去了，有一些哲学的基本思考的话，恐怕会和他的生活会发生很密切的联系，不知不觉地会有联系。因为我想人总是会遇到很多那个挫折，甚至苦难灾祸，我觉得在那种情况下，哲学是特别，尤其可以触摸到。我就曾经说过，我说哲学实际上是一个分身术，哲学你可以把你自己一个人分成两个人。譬如说当你在一个灾难中间受苦的时候，如果你是有哲学思考的话，你会同时会感觉到有另外一个你，有另外一个自我，站在另一个立场上，一个更加高的立场上，一个更加开阔的立场上，来看那个受苦的你，他会来劝导你，给你特别好的劝告，因为哲学实际上是面对一个整个世界的问题，整个人生，因为他看的是全局。所以一个有哲学思考的人，当他站在哲学立场上的时候，我就说，他就类似于站在一个上帝的立场上来看自己人世间的苦难，比较容易超脱出来。
同学：周先生我想问您，牛顿一生都在对科学世界进行研究，但是他老年却皈依宗教，我想问您对他的转变认为是一种飞跃呢，还是怎样的一种转变？另外我想问您，如果因为研究哲学而精神失常，您认为他是生活的强者还是弱者呢？
主持人：你不是在暗示周国平不要这样吧。
同学：我只是想问一下您的看法？
周国平：其实牛顿他研究科学，但他从来没有说他不相信宗教吧，他是一直相信宗教的，他不是最后晚年皈依的吧，但是他最后是从宗教里面找到了一个，对他的一个最困惑的无法解答的问题，从宗教里面找到了一个答案，就是所谓的第一推动力的问题，认为是上帝给了第一推动力，但他是一直相信宗教的，我想许多科学家是这样的，其实很多科学家他都是一方面相信宗教，一方面从事科学，那么宗教这边其实更多的是为了解决自己的精神问题。我自己认为科学总归是这样的，因为科学它所能解决的是经验范围内的问题，实际上对那些超出经验的问题，譬如说世界的本质是什么？那个人生的终极意义是什么？这些问题科学是无法解决的。所以科学家相信宗教这一点并不奇怪，我觉得完全可以并存，至于一个人从事哲学最后发疯了，比如说尼采就是这样的例子，我想他在生活中肯定不是个强者，他是个弱者。尼采事实上在生活中也是一个弱者，我想，我跟他来比的话，我可能在生活中比他强一点，原因在于我的天才不如他，我在哲学上走得没他那么远，如果我在哲学上走得有他那么远的话，恐怕我也成了一个弱者了。
主持人：还有一点你可能没有他那么较真，他比你可能更较真一点。
周国平：他更认真一点。
主持人：这就是中国文化拯救了你，使你没有走到那一步。这位男同学。
同学：周先生您好，我们在提到“人文精神”的时候，总会联想到知识分子的一种责任，那么我们会发现，中国知识分子在建设中国“人文精神”的参与程度较之西方的知识分子有一些差别，那么您怎样看待这种差别？这种差异的根源在于哪儿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今天在普遍讨论一个中国人的信仰问题，就是说大家普遍认为中国人可能缺乏一种普遍的，具有支柱性的信仰，您怎样看待中国人的信仰问题？谢谢您。
周国平：中国知识分子这个社会责任心呀，从表面上看来，也挺强的，譬如说九十年代上半叶，那个“人文精神”讨论，就表明那种社会责任感，但是我总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这种社会责任感太多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