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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觉得要有正确的名利观，正确的名利观对人的成就影响非常大，我很赞赏欧美的一句话：“一心想得诺贝尔奖的，得不到诺贝尔奖。”老想去求诺贝尔奖，他怎么可能会专心致志去做学术研究，取得成就呢？一个人不要为暂时的利益所迷惑。我当时选择激光照排作我第四个重要抉择的时候，在计算机同行里也被看不起，当时很时髦的项目，什么数据库管理系统、操作系统的结构等等，搞这些研究的人就说：“王选怎么去搞黑不溜秋的印刷。”其实印刷行业中要用到很多计算机方面尖端的技术，而且印刷厂很多，我想不出有什么厂比印刷厂数量还要多，这么一个充满挑战、前景美好的领域，当时在计算机领域被人看不起。我觉得经常是这样的，赶潮流往往不行，一个人最可贵的是把一个冷门的东西搞成热门。我们千万不要跟潮流，要预见到社会的需要，来锻炼和培养自己。所以正确的名利观就是我们不要去追求科学以外的东西，应该把自己的未来，把自己的能力培养跟社会需要结合在一起。我很赞赏北大博士生的一句话：“在大学、研究生期间，不要致力于满口袋，而要致力于满脑袋。”满脑袋的人最终也会满口袋，我是相信这点的。（笑声、掌声）而且我相信有些现在坐冷板凳的，将来会物以稀为贵。好比我们当年致力于商品化、产业化，当时是“物以稀”，很少人这么干的，时代转变了，我们一下子成为了典范。
一定要看得远，而且不要由于暂时的清贫而困惑，我听到有一位北大搞基础研究的博士生，从来都是优秀的分子，就因为一次到赛特购物中心以后，心态一下子不平衡了。看到人家大把大把买东西，自己口袋里没钱，不如别人，因此怀疑自己走的道路是不是对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大家一定要有远见，不要为暂时的一些问题所困惑。我到1985年，家里还是一个9英寸的小黑白电视机，工作非常的辛苦，当时还没有任何奖金。但我几次出国，到香港、日本、美国，在大的商场看人家买东西，我从来没有羡慕过，或者心态不平衡。有一次在香港看到许多人买高级首饰，我忽然产生一种奇怪的想法，觉得在那儿买首饰的所有这些人，未来他们对人类的贡献，可能都不如我王选。（热烈的掌声）我一下子觉得我比他们高，没有任何一点不平衡，我后来把它称之为“精神胜利法”。（笑声、热烈的掌声）当然这个不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这是对知识的价值的一种信任，我们要相信知识的价值最终会体现。1992年4月24日，江泽民同志召集了一部分当时的学部委员座谈，要我发言，我讲了十分钟，江泽民同志不断插话，问我工资多少，当时我的情况可能是奖金还低于工资，但收入还是可以的。江泽民同志就问苏步青，说你当时做副教授多少钱，他说五百大洋，相当于五千块。1992年五千块的月薪当然很高了，所以当时江泽民同志非常感慨，就说了一句话，赞扬中国知识分子这种精神，说：“中国知识分子真是价廉物美呀。”（笑声）听完以后我的感受是，我为中国知识分子感到一种自豪；这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献身精神的高度评价，我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感到无比的自豪，同时我也担心，长期价廉就会不再物美。（笑声）江泽民同志讲完这段话以后，非常真诚的说：“我们今天努力在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但是我们现在真是杯水车薪啊！我们做的还很不够，很不够。”我们看现在六年下来，局面改变得很大很大，脑体倒挂已经得到很大的改善。
今天我们有一些“大款”们，是利用我们国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法制不健全的空子冒出来的，层次、品质也不高，一旦有了钱就变坏。我就觉得我们不应该让这些不靠知识，而是靠投机倒把的这些人成为百万富翁，我们应该培养一批真正靠自己的知识，靠对国家的贡献而成为的百万富翁。所以我提出2010年以前，北大方正要培育100个百万富翁，这些人应该靠自己的辛勤劳动，靠自己异乎寻常的努力、奋斗，自己的知识，成为我们国家民族高科技产业的脊梁，我们国家真正的民族英雄，把我们的高科技产业打到发达国家去的民族英雄。他们理应成为百万富翁，假如他们不能成为百万富翁，我就觉得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因为中国的一些优秀的人才，北大、清华的毕业生到美国硅谷，工作三年到四年就有可能达到年薪十万美元，我一些学生在硅谷工作三到五年的，差不多都年薪十万美元。我们当然需要在中国国内体现他们的价值，这是应该的。
我第五个抉择，致力于产业化，今天看来是一个世界的潮流，也是高校的一个潮流，包括美国。我原来以为高校办产业是中国的创举，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因为中国国有企业吸收新技术能力不够，人才不够。目前看来不是，美国也流行高校办产业。这是最近两年的事，以前你教授要办产业，就请你出去，外头办去，所以很多人都从高校出来办企业。现在美国的大学想清楚之后，也干脆在学校里头办，因为可以用学校的丰富的资源，也可以活跃研究气氛，学校也有回报，双方都有好处。现在美国大学兴办校办产业成为一种风尚，这是最近两年发生的新的事物，看来我们走的是对的。今天上午李岚清同志跟我们座谈，讲到美国向我们和日本学习这种做法，法国《科学研究》杂志主编（《科学研究》是世界三大科学杂志之一）到北大方正和清华看了以后，觉得法国大学也应该克服保守倾向，向中国学习，向北大、清华学习，也要搞校办产业，把研究和市场紧密地结合。
我非常赞赏斯坦福大学的一种风格，把远大的学术抱负和追求利润紧密结合，我觉得这种风格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北大方正也准备把北大有些系的宝藏挖掘出来，在学校领导的支持和倡导下，我们跟很多系结合，比如说我们的稀土、合成麝香跟化学系合作，把它产业化，变成独立的公司；我们把数学系两位院士和一批年轻人共同奋斗了19年的指纹研究――这个成果的水平和创意程度决不亚于方正的照排系统，――由方正来完成商品化和市场的推销，取得很好的成果，两年下来市场占有取得了第一位，达到了50％。指纹识别充分体现了北大基础研究的优势。
我们希望实行一种“顶天立地”的模式，“顶天”就是不断往高的技术发展，“立地”就是大量的占领市场，从市场得到进一步需求的刺激。在从事激光照排项目过程中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当时我为什么能够提出这种数学的描述方法来解决信息量大的问题呢？（后来美国也用了这种方法，但比我们晚了八年，比我们推向市场也晚了一年）因为我们1975年就得到这种需求刺激，中国大量汉字，几百亿字节的含量，迫使我们提出这种新的办法，日本人也同样得到这种需求刺激，但日本人并不开窍。（笑声）所以我作为一个终身的体会，或者作为一个工作原则，就是年轻人如何出成果，如何出创造性的成果，一个必要的办法，就是把他们推到需求刺激的风口浪尖上，这会使他们创造出难以想像的成果。
下面我就要谈到我第六个重要抉择，在1992年，开始花大的力量来扶植年轻人，让年轻一代出来逐步取代我的作用。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榜样。比如说，英国的凯文迪许实验室，出了25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它就有很好的扶植年轻人的传统。凯文迪许第一代主任是麦克斯威尔，电磁波的发明人。第二代主任是瑞利，获得诺贝尔奖，曾经做过英国皇家学会的主席，瑞利曾经有过一段名言，他讲：“我到六十岁以后，对任何新思想不发表意见。因为六十岁以后很多时候会对新思想起阻碍作用，而且我们有很多例子说明，权威有些时候会反对新思想。”他致力于培养人，让28岁的汤普森（就是发现电子的人）做第三任凯文迪许实验室的主任。汤普森继承了他这个传统，培养了七个人获得诺贝尔奖。第四代出了卢瑟福，著名的原子物理的奠基人，他培养十二个人得到了诺贝尔奖。到了第五代，凯文迪许实验室主任布莱克，做了一件大家当时痛骂他的事情，说他背叛了恩师卢瑟福，把如此有名的基本粒子的方向关掉，但二十年以后，当初大骂贝克的人认识到，即使卢瑟福还活在世界上，当时已经难以改变这么一个趋向了，再要搞基本粒子需要投入非常昂贵的大型的加速器，英国根本没有这种财力。布莱克看到了这种趋势，他赶紧抓住机会，鼓励年轻人开辟新天地，取得了杰出的成绩。所以实际上扶植年轻人是一种历史的规律。我觉得世界上有些事情也非常可悲和可笑。当我26岁在最前沿，处于第一个创造高峰的时候，没有人承认。我38岁搞激光照排，提出一种崭新的技术途径，人家说我是权威，这样说也马马虎虎，因为在这个领域我懂得最多，而且我也在第一线。但可悲的是，人们对小人物往往不重视。有一种马太效应，已经得到的他使劲地得到，多多益善，不能得到的他永远得不到。这个马太效应现在体现在我的头上很厉害，就是什么事情都王选领导，其实我什么都没有领导起来，工作都不是我做的。有时候我觉得可笑，当年当我在第一线，在前沿的时候不被承认，反而有些表面上比我更权威的人要来干预，你该怎么怎么做，实际上确实不如我懂得多。所以多数情况下，了解我的人还相信我，还能说服他，对我不太了解的人我很难说服他，我也懒得去说服他，就采取阳奉阴违的方法，一旦干到具体活，他根本不清楚里头怎么回事。我现在到了这个年龄，61岁，创造高峰已经过去，我55岁以上就没什么创造了，反而从1992年开始连续三年每年增加一个院士，这是很奇怪的。院士是什么，大家不要以为院土当前的就是权威，就是代表，这是误解，现在把我看成权威，这实在是好笑的，我已经五年脱离第一线，怎么可能是权威？世界上从来没有过55岁以上的计算机权威，只有55岁以上犯错误的一大堆。（笑声，掌声）我发现，在人们认为我是权威这个事情上，我真正是权威的时候，不被承认，反而说我在玩弄骗人的数学游戏；可是我已经脱离第一线，高峰过去了，不干什么事情，已经堕落到了靠卖狗皮膏药为生的时候，（笑声）却说我是权威。当然一直到今年61岁我才卖狗皮膏药，讲讲过去的经历、体会，所以有人讲：“前两天电视上又看到你了。”我说：“一个人老在电视上露面，说明这个科技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