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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瞄我一眼，轻轻说：
“我是半个犹太人。”
“哦——”我仔细看看他，“所以你的鼻子只有他们的一半大……”
他笑起来，拉过我的手，无限纵容地说：
“在德国你就不能说这样的话，犹太人是很容易被得罪的。”
《在海德堡坠入情网》小说（下）在海德堡坠入情网（6）
他把我的手放在唇边，极温柔地亲吻着。当赛门和葛芬柯唱到“人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时候，他对我的手说：
“跟我去德国好吗？”
窗外是黑色的夜，白色的栀子花却在夜色里蠢蠢地动着，浓郁的花香缠绕在音乐里，像一缕一缕飘浮的轻烟。
“跟我去德国好吗？”
他的眼睛深深地注视我，那样诚挚的、信任的、充满了柔情的眼睛，好像世界上没有任何值得片刻怀疑的东西。
我值得你的信任吗？米夏？我自己都不信任自己。
你不信任自己什么呢？你在害怕什么呢？
他一直捧着我的手，亲吻着我的每一根手指。
我说不清楚，因为想不清楚（床底下有一只老鼠，你看不见它，但是半夜里，它就在抽屉与橱柜之间磕磕碰碰的，发出令人背脊发凉的声音。现在，即使在它安静潜伏的时候，看不见听不见的时候，你知道它的存在，虽然你或许提不出它在的证明）。我不知道我害怕什么。
不要怕——我会给你安全……稳定。
他的脸靠近我，让我闻到他衬衫领颈项间香皂的气息。他是那样地干净、纯洁……他的鼻息烘热了我的耳根，使我来不及思考。当他的手指轻触我裙下时，我已经晕眩，只觉得自己身不由己地在张开……张开……我柔软、潮湿、深不见底，我是一个陷阱、一片沼泽，冒着滚热的欲望的气泡，可以吸进整座坚韧的黑暗的原始的丛林。
今天的大学广场上却没有音乐。一个舞台搭了起来，两边架着巨大的音箱。绿色的警车堵住了路口。两个小时之后，德国总理和法国总统要在台上出现，对年轻人鼓吹德法友谊、欧洲一家。
这两个国家在一百年中打了三次仗，你们的友谊能持续多久？女性主义者说：战争全是男人搞的，因为男人是追逐权力的动物。如果女人来主导历史，让History变成Herstory，人类历史就不会是一部战争史。
这个理论，希腊的剧作家在几千年前就说过。林语堂在中日战争时也自以为幽默地写过，让女人治国。
女性主义者实在是不堪一击的，她们掀起一大阵烟雾和嚣声，但是这个世界不会改变。如果真如她们所说，女人天性爱好和平，好，那么她们想当然耳就不会向男人宣战，以战争手段从男人手中夺权；而男人占着既有利益，自然不会不战而交出权力。
反过来说，如果女人真以战争夺得了权力，那么她们必然也会以战争去解决其他问题。
Herstory也不过是一部战争史。不过，我压根儿就不相信History有变成Herstory的可能。
穿过广场，经过街角的咖啡店，CafeRomantique。习惯地往玻璃窗里望了一下，这一望，我抽了一口凉气。
那个老太太，戴着和那天一模一样的帽子、热情拥抱钢琴师的老妇人，就坐在那里。
她正戴上老花眼镜，准备看膝上摊开的报纸。
那天下午，她也去喝咖啡了吗？她记得素贞吗？
我冲动地走到咖啡馆门口，踌躇，又踅回来。
问有什么用呢？事情已经这么清楚。
那天晚上，素贞回来得比较晚。所谓晚，也不过是十点半钟，只是通常她不会超过十点，即使是和德文班的同学去酒馆喝啤酒。
“习惯了，”她说，“做女儿的时候，因为晚上要和爸妈一起晚祷，所以总是早早到家。做了阿铭的太太嘛，你也知道。”
那个在面摊上写作业的小孩怎么会和牧师的女儿结了婚，才是我觉得最奇怪的。或许不奇怪；在台湾的婚姻市场上，陈子铭有美国的硕士学位，在台北的电脑公司上班，眼不歪嘴不斜，他配一个苗栗乡下的小学老师其实绰绰有余。从一个多月的相处之中，我逐渐摸出了素贞婚姻形态的轮廓。
牧师欣赏子铭的刻苦上进，快慰地将女儿交出去，没想到从此父女相聚就愈来愈难。子铭孝顺母亲，事事屈从母亲的意思。刚结婚时，新居就根本没有装锁，任何时刻、任何人，都可以推门而入。
“上了锁，”阿铭说，“妈妈会觉得被我们隔离了。”
新婚夜，素贞僵硬地躺在床上，全身紧张地倾听房门外的动静，就怕有人闯进来。
“不过久而久之就习惯了。”她说。
子铭是个恋家的男人，一下班就回来，到了家门口看不见妻子的摩托车，脸就沉下来。开始的时候，素贞觉得他孩子气得可爱，直到有一个晚上，他当着伴她回家的女同事的面摔了一个盘子，她才知道情况严重。于是她渐渐不再参加同事之间的聚会，能够推掉的会议也就尽量推掉。到后来，连下了课之后和其他老师们谈谈天、交换一下教学心得的情绪也没有了，她收拾好东西就往家里跑，一定要让回家的子铭老远就能看见她的摩托车。
当年那个背着孩子两手下面洗碗的女人，已经成为一个身体孱弱、脾气古怪的老妇人；因为受过太多的苦，她认为别人受的都不够；因为站着付出太多，现在她坐着期待收回。这个世界欠着她的债；从前，她把别人的债记在一块黑板上，现在，她把它刻在自己脸上——每一条皱纹都是人生的债据。
《在海德堡坠入情网》小说（下）在海德堡坠入情网（7）
素贞不再有自己的朋友。
“可是，”她微笑着，“久而久之就习惯了。”
惟有不能随心所欲地回台南探望爸爸妈妈，使素贞内心深处隐隐作痛。
黄牧师心脏病发作，讲道时一头栽下，肥胖的身体压在他翻开的《圣经》上。
“爸爸半身不遂了，只能躺在床上让妈妈照顾。有一次妈妈关节炎疼得厉害，叫我回去帮忙，因为她没办法帮爸爸翻身，蒋妈又刚好不在……”
我们坐在我的阳台上。阳台很小，只够摆一张小小的圆桌、两张铁椅。这是海德堡的古区，阳台四边高低错落着古色古香的老房子。其中一栋，就是右手那栋盖着红瓦的，曾经是韦伯客居的房子。院落里有一株高过屋顶的茉莉花丛，五月里放出几千几万朵纯白的花。风把韦伯的花香吹送到我的阳台上，令人沉迷。
我们在花香里喝茶。太阳已在河边沉下，青苍的天空里——从我们的视角望出，天空只是一个不整齐的小方块——响着归鸟的叫声。
“我跟阿铭说，阿铭，我要多陪妈妈几天，她情况不好，我担心……”
“他怎么说？”
“哈！”素贞摇头，“他半天不说话，然后说，他需要我。然后婆婆接过话筒，说，已经嫁了的人应该知道自己家在哪里。然后就挂掉了。”
素贞转身，懒洋洋地倚在栏杆上，迷离地望着逐渐暗下来的茉莉花丛，幽幽地说：
“我第二天就回台北，妈妈看我整理行李；我走出家门的时候，她只说：‘阿贞，你不能这样下去！不能这样下去！’然后眼泪就下来了。”
牧师娘的眼泪我是见过的。别班的一个孩子在海港里的浮木上跳来跳去；两片浮木游开，他滑了下去；浮木又漂着合拢起来，孩子就再也爬不上来。
孩子的尸体用草席包着，看得出肚子的部分鼓得很高。因为是个常跟妈妈上教堂的孩子，所以牧师娘先被找来了，孩子的父母在比较远的盐田里做工。
牧师娘跪在草席边，手抚摸孩子的脸，低着头，不出声地落泪。因为不出声，所以肃穆的泪脸给了我特别深刻的印象。
最后一次见到她，大概是我准备大学联考的时候。一大早，她撑着伞上市场，瞥见在站牌下等交通车的、穿着白衣黑裙子的我。她特别走过来，问爸爸妈妈最近怎么样了，问联考填什么志愿。
外文系，我说，可是我真想读的是新闻系。
她疑问似的看着我。
可是爸爸说，女记者抛头露面，不分场合，和妓女没什么两样。不准填。
牧师娘把阳伞收起来，搁进菜篮，拍拍我肩膀，说：
“别担心，当女记者其实很好。我跟你爸爸说说看。”
她后来说了没有，我不复记得。可是对着她的背影，我当时就想说：“没用的！我爸不会听女人的话！”
何况她又是个基督徒，不拜祖先的。
我呢，上了外文系。主修英文，副修德文。
所以后来和米夏会到德国，也是理所当然的吧？！写信回家禀报父亲大人想和米夏结婚的事时，父亲十万火急地来了封信，里面列着可以结婚的人种排名：
第一优先，中国人。理由不必解释。
其次，美籍华人。虽属外籍，但终具中国血统。
其次，美国人（白人）。
其次，东南亚华人。
其次，欧洲人。
黑人与日本人不在考虑之列。切记切记！
米夏是等而下之的欧洲人，但父亲后来还是高高兴兴地接纳了他。我想父亲私底下大大松了口气，至少他的女婿不是该千刀万剐的日本鬼子，也不是都有狐臭像猩猩的黑人。（爸爸说，他二十几岁才第一次见到黑人，和一个中国女人一起，在南京。他很怀疑黑人和中国女人会生小孩，不是吗？）
德国人他只知道一个希特勒（虽然希特勒是奥地利人）；希特勒可是有魄力的领袖。你看他怎么整顿交通：第一天，他宣布，凡是违反交通规则的驾驶人全部枪毙；他枪毙了好多人。第二天，他宣布，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人全部枪毙；他又枪毙了好多人。
从第三天起，德国马路上就不再有任何交通事故。
正在给弟弟补着裤子的妈妈突然抬起头来，说：“好可怜哪！”
爸爸瞪她一眼，不屑地：“妇人之仁，何以治国！”
他戴上军帽，威武地走了出去。
没有几分钟，他却又“哐啷”一声推门进来，手里拎着一个活的东西。
“路上捡到的，”爸爸说，有点孩子似的兴奋。“晚上煮了吃。”
“鳖！”妈妈说，“是只鳖！你肯吃吗？”
她笑着。
《在海德堡坠入情网》小说（下）在海德堡坠入情网（8）
爸爸整了整脸色，不置可否，还是雄纠纠地出去了。
那晚，我们在阳台上一直坐到天色整个黑下来。这是北国的夏天，天色全黑、星星发亮的时候，起码已经午夜了。我自己有点惊讶，在这么多年之后，和素贞这么一个太过白净、太过沉重、太像天使的人，竟然能说那么久的话。黄色的月亮在屋顶上升起时，我竟然有依依的感觉。是因为久居异乡，我留恋讲母语的机会？是因为我的独立其实是寂寞？或者说，素贞的出现使我回头看那走过的、多半遗忘了的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