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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官点点头。
子铭下飞机的那个晚上，在他的旅馆房间里，我就告诉他了。素贞的身体，在塑胶袋里找到；素贞的头，被丢在歌剧院后面的大草坪，由一丛巨大的玫瑰遮着。
他闭着眼睛听我叙述。
我是不是该省了这些细节呢？也许吧！可是，诚实是我的人生座右铭，讨好而虚假地和老叶共同生活了八年，在我搬出的那一天，我发誓今生再也不忍受任何假的事情——假的爱情、假的誓言、假的善意、假的幸福。
现在，我也不给子铭假的慈悲。既然他的妻子是这样死的，为什么他不该知道呢？如果素贞能够忍受人家用钢锯锯她的头，作为丈夫的陈子铭至少该忍受“知道”他的妻子被人锯了脖子吧？他的痛苦能跟素贞比吗？
“蚂蚁爬满了她的眼洞。”我再加一句，不眨眼地盯着他。
他紧闭的眼睛流下了泪水。泪水流过他唇边的胡须，滴在他白色的衬衫领。这么雪白的衬衫，而且显然烫过。素贞不在的这些日子，谁帮他烫衣服？他的母亲？子铭的妈是那种会在母亲节被选为模范母亲的妈妈。丈夫在海上失踪之后（在我们那个渔村里，经常有人出了海就不再回来，有一次我们还在沙滩上捡到一条被鱼咬烂了的泡得发白的人腿），她就在市场里摆面摊，干面、意面、肉丝面。子铭小的时候，她用一张小花被将他裹起来，紧紧绑在背上，空出来的两只手就可以下面洗碗。
《在海德堡坠入情网》小说（下）在海德堡坠入情网（2）
是上了小学之后吧，有人说陈子铭的腿是弯的。我们偷偷在他背后研究过，而后附合说：“对，背着长大的小孩都有O型腿。”
上了小学的子铭是个剃了光头、眼睛灵活却不说话的小男生。他每天穿着油渍渍的卡其制服帮妈妈招呼客人；客人少的时候，他就趴在摇摇晃晃的桌子上做功课；功课当然也得自己做，因为他妈只认得0到9的数字，什么人欠了几碗面钱未付、对面老张送来几瓶啤酒什么的，她用粉笔记在一张小小的黑板上。
她和卖蚵仔面线的驼背婶去标会时，就在一张小纸条里包上几枝火柴棒；火柴棒的枝数就代表她开出的价钱，一枝代表一百块还是一千块？我忘了。
素贞是牧师的女儿，白净净的脸蛋，穿着干净的衣服。教室外面有一个打水的帮浦，下课铃一响，我们争先恐后从窗子跳出去，一群孩子抢着帮浦用力打水，另一群就将头放在水喉下面把头发淋个湿透，然后设法把头上的水溅到别人身上去。素贞就站在一边看，带着有兴味的微笑，露出嘴里的牙齿矫正器——那个年代，乡下的孩子有许多连牙刷都没有，她却戴着牙齿矫正器。安静而彬彬有礼的素贞，让同学们喜欢、老师们宠爱，我，却嫉妒着她天使般的性格。我有仇必报，恩怨分明。有个傲慢的里长的女儿把我养的蚕打翻在地上，故意地；我一句话不说，冲到她桌前，把她的作业本子扯个稀烂。
素贞却是一头雪白的羔羊，她的纯洁只能激起人们的爱怜。
每个星期天，素贞一家人上教堂，当然，教堂——好像叫圣公会——就在她家隔壁。或者该倒过来说，她家就在圣公会的院子里。大概是三年级的时候，素贞开始为圣诗班伴奏。风琴的声音从教堂中传出，载着风的翅膀，飞到我们光复一村的村子里来。我们一窝人就钻出低矮的房子，坐在向风的墙头，听那美丽又带点哀伤的乐声。
然后素贞和牧师娘来到市场。我们打着赤脚，或者拽着不是太大就是太小的拖鞋，素贞却总是穿着黑色漆光的皮鞋，而且永远有白色的短袜。她们进入市场时，我们都要为她们的鞋子担心。地上有积水，是雨水、宰剁鸡鸭剖鱼的血水，还有腐烂菜叶的混合，呈酱油色。
她们母女俩撑着伞，提着菜篮，小心地躲避地上的坑坑洞洞。
“你每顿饭前都祈祷吗？”我问。
她点头，“还有睡前。”她的辫子上扎着红丝带。
“那么多次？”我惊异地再问。
她微笑。
偶尔，牧师一家三口到市场去吃消夜。是为了特别体恤女儿的同班同学，还是子铭妈的面实在好吃？他们总是坐在子铭他们的面摊上。右边是筒仔米糕四神汤，左边是蚵仔面线蚵仔煎。我和爸妈，当然还有永远流着鼻涕的弟弟和妹妹，多半坐在饺子大王老张的摊子上，就和子铭他们对面。生了一脸麻子的老张是广东人，爸爸的牌友。因为他老输钱，所以爸爸经常命令我们来到张伯伯的饺子摊，把他欠的钱一粒一粒吃回来。尽量吃！爸爸得意洋洋地说，再加几个卤蛋。
牧师一家人文雅地吃着面，不时用自己随身带来的餐纸拭嘴角。其他的客人，譬如开野鸡车的黑鼻仔、在海边站岗放哨的老兵（他们的名字多半是老张老王老什么的），他们都卷起裤管，一只腿高高跷在板凳上，拿起大碗酒往嘴里倒。
子铭很忙。他才九岁吧？我们二年级。他用一块稀烂的丝瓜布用力地擦桌子。人瘦小，好像整个人得趴上去擦，竹制的桌子在他身体下吱吱作响。然后他分筷子，那个时候还没有用了就丢的竹筷。他用两手从一个大水盆里捞出一把筷子，使劲地甩，把水甩掉。当然筷子还是湿漉漉的，但没人介意。只有牧师娘，掏出皮包里的卫生纸，细心地将一家人的六支筷子一支一支擦干。
子铭端面时，走得极慢，两眼盯着碗前的水泥地板，就怕摔跤。汤碗冒着腾腾热气，极大的碗，显得他的手特别地小。他的手指似乎对烫也没有感觉。他战战兢兢地把面碗搁在桌沿，牧师就微笑着摸摸他头。
我不记得子铭有过任何表情。他并不和我们打招呼，虽然我们早上还坐在同一个教室里。他只是低垂着眼睛，听清楚面的名字，回身告诉母亲。脑后扎了一个髻的母亲则永远站在不断往上泉涌的白花花的水汽里，时不时往围裙上抹抹油腻的手。
吃消夜的人往往半夜还来。子铭和母亲等着最后一个客人走了，才开始收拾桌椅。第二天早上八点就要上课，他到底什么时候睡觉呢？我不知道，也没想问过。他反正不和我们玩。下课铃响，我们一窝蜂冲出教室，他总留在教室里。上课铃响，我们冲回来，他还坐在他位子上。
这样的一个孩子，后来考上台大电机系，当然是乡里一件大事。蚵仔面线的驼背婶送去一大串红色的鞭炮，里长送给子铭一支钢笔，钢笔上刻着“万里鹏程”四个字。
这样的一个孩子后来得了奖学金到美国去读书，那更是大新闻，连我都辗转听见了这个消息。那个时候，我早已离开茄萣乡，我在柏林过着波西米亚式的留学生活。
在走道里遇见系主任迎面而来，我赶忙低头假装翻看手里的书本，却被他叫住：
“像昨天那样的事情，”他皱着眉头，“您下次能早点和我说一声吗？”
他指的是我让学生将一批过期的期刊移走的事。
《在海德堡坠入情网》小说（下）在海德堡坠入情网（3）
“也许。”
我皮笑肉不笑地走开，知道他愣在那里，正半恼怒、半困惑地瞪着我开始发胖的背影，后悔聘用了我。
他不喜欢我，我知道。但谁在乎呢？我不靠别人的喜欢过日子。和老叶决裂之后，我才知道“每个人都是一个孤岛”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哈！我不再靠取悦于别人过我剩下的人生。
教职员的信箱就在走道里。和往常一样，我打开自己的那一格，里头一大堆纸张，没有什么信件。我不太写信，久而久之，也不再有人给我写信。通知单倒是一大把；星期几什么人来演讲，请鼓励学生参加、新建系馆停车场开始出租、一年一度联谊郊游在几月几日举行请报名……
竟然底下有一封信，素贞的，不，素贞写给别人被退回的信。收件人是“台北市一○三巷四十五号五楼陈子铭”。
她忘了写上丽水街，被退了回来。
我将信拿到窗边，就着光看邮戳上的日期。
五月——五月二十六日。我心跳得厉害，两腿发软。支撑着找到一张椅子坐下。这是真的吗？素贞是二十五日离开我去赴约会的，尸体在二十八日找到。二十六日她写了——不，寄了这封信？会是她自己寄的吗？或者……
我必须读这封信。
素贞腊黄死亡的脸孔浮上来，我坐在走道阴暗处，几乎站不起来。我甚至于用手指抚摸了她的脸颊，脸部肌肉在手指轻微的压力下凹陷下去，像面团，像不新鲜的猪肉。她本来是酒涡的地方反而鼓出来，因为浮肿。
到河边去吧！
系馆在老街上。老街由一块一块的青灰色石头铺成，高跟鞋很容易陷进石块与石块之间的隙缝。对于我，那已不是问题，我早已不再穿高跟鞋。譬如现在，我脚上趿着双典型的德国健康凉鞋，非常不秀气，像养牛的农妇准备一脚踩进牛粪的那一种。
街口，和往常一样，坐着三两个流浪汉，怀里抱着酒瓶，红肿的烂眼迟钝地看着路人。他们的身体有尿骚味。其中一个头发脏成一团的人岔开腿歪坐在地上。裤子显然已没有拉链，我瞥见他的毛发和阳具。
里头不知有多少跳蚤，我想。
转上大街，迎面而来两匹高大壮硕的马，拖着满载游客的马车，踢踢达达地过来。旅客，多半是马克？吐温嘲笑过的幼稚的美国人和表面恭谨驯服内心却是恶狼的日本人，带着照相机和愚蠢的表情瞻仰不朽的海德堡。
街道不宽，我站在一家书店橱窗前，让马车通过。马匹经过眼前，滚动着一股气味，是干草和马汗的混合吧？倒有点像男人下体毛发的气味，说不上是好闻还是不好闻。
一阵莫名所以的不快袭来，我拉开大步往河的方向走去。
可是从这里到河边，势必要经过大学广场。
广场上熙来攘往，多半是学生。二十多岁的男人，瘦削的脸上有棱有角，二十多岁的女人，散着头发，摆着细瘦的腰肢。他们有的骑着车横冲直撞，有的背着书包，素着脚，边笑边走。
再过二十年，你们也会和我一样，皮肤逐渐干掉，眼角拉下来使本来圆溜溜的眼睛慢慢变成三角形；本来是棱角的地方肥圆起来变成一叠一叠的赘肉。过了二十年，你们就会和我一样，体重多了一点，灵魂少了一点。
广场中央植了几株会开香花的槐树。就在那槐树旁，几百年前横眉冷眼、有棱有角的马丁？路德站在那里面对群众，辩论天主教改革之必要。他是卡来尔所崇拜的那种英雄典型，而路德这个英雄似乎在他的中年和老年都不曾堕落。
但是我不曾见过不堕落的英雄。
也是在这个广场中央，素贞和我头一次见到钢琴师。
那天天气有点儿阴晴不定，一会儿阳光像金粉一样打在肩膀上，一会儿乌云密布，风雨欲来。我们从面包店一推门出来，就听见钢琴的清越，从广场中央传来。那儿已经围了一堆人。
这样的街头演奏可还真没见过。海德堡的街头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