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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停了，但我还在手淫，J也没有离开，她维持着之前的姿势，呆坐在我旁边的椅子上。我想她并没有被惊呆或怎样的，因为她的表情虽然震惊但是清楚的，她静静地看着，我并不确定她是否有意无意地维持最赤裸的状态。
第二天还是跟J一起在饭厅吃饭。J有些呆滞。
我鼓起勇气上前去，由腰后抱住她，然后伸手进衣领摸她的乳房。她首先是一动也不动，然后轻轻地挣开了我的手臂。
她说：“你让我想一想。”这是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傍晚我在门口收到她的便条。“晚上再来找我，大约一点以后。”
大约晚上十二点半，又听到她回来的声音。我打开房门看了她一眼，她正在脱掉高跟鞋，也抬头看我，对我理解地点点头。
在那之后我过了一阵子满意度比较高的生活，至少在性上面很满足。
我话一向不多，而跟J的沟通又是比较交错式的，除了晚上一起睡，及偶尔用餐时间的聚头外，我们惯用便条将事情写下来，贴在冰箱上，通常都是言简意赅的。
“替我买便当。11/159：00AM”
《在海德堡坠入情网》小说（中）第二音节（2）
“昨天后街发生了火灾。”（或许带有警惕的意义。）
“我需要。”（而我们都知道是指性。）
这样下去我的话说得愈来愈少，如果要做爱，就在半夜窸窸窣窣地爬上对方的床即可。吃饭时我们也是继续之前分立的状态。
在那之后，我就发现我产生了奇怪的语言障碍。
首先是从拼音文字开始，后来我的推测是熟练度低的语言在疾病中的优先退化。对于每个字的第二个音节，我有异样的发音困难，在本来可流利读出的句子中，就是会像虫咬过一样地留下声音的空洞。这件事情是我在医学院的图书馆查问期刊时偶然发现的，我想要跟馆员洽问，但令人困窘的音节障碍这个时候出现了，“journal”变成了“jour——”
当然不会像得了感冒一样地轻描淡写，不过，就某个程度上来说，朗读英文的能力对我来说恐怕比呼吸道的畅通还来得不重要，所以就像感冒一样地，我忽视了它。
不久之后，这种退化现象也出现在华语的使用上。虽然华语每个字元是单音节的，但相对于拼音文字的Word的，是每一个词项，而字母本身只能算是一个音素（phoneme）。我用录音机记录，然后比对在讲话时出现愈来愈多的空洞，大约都是各个词项的第二音节没错。
我跟J提到过，但她不太以为意。
“我_这_沟_会有问_。”我们这样沟通会有问题吧——我想这样跟她说。
“反正你的话本来就不多。”她说。虽然不确定她理解我的意思没有，但她的回应倒很精确。
我们的碰面又少，而且在我们的沟通之中，性要比语言有用太多了。到后来连便条纸的沟通都少了，我们就像低等灵长目动物一样缺乏语言而活着。
这样说也不对。
这个世纪许多的语言研究都采取灵长目动物的动物行为模式研究，因为MacNeilage强调，一个成功的语言发生理论，必然要建筑在对之前渐变历程有力的解释与观察之上。
然后我们就看到他在教人猿讲话，但事实上因为发声器官的不具备，所以只能教它们视觉表征式的语言，教它们ASL美国标准手语，教它们用电脑操作一种叫做Yerkish的人造符号语言。
一个重要的问题：它们可以充分地表达学习过的词汇，但却没有太多文法的痕迹，词汇的组合顺序对它们来说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当然，它们无论再怎么训练，还是不可能采取口语的方式进行表达。
就某个角度来说，我跟J之间的沟通，可能使用的是比人猿还原始的认知功能，但从另一面来看，或许存在某种感性层面的东西，那也是人类所独有的，可能比语言功能更加细致。
性本来就不过是下视丘所控管的本能而已。
我跟J的沟通问题，算是排除了，但除了发音的问题之外，我同时也遭遇幻觉的困扰。
幻觉之一：我推开楼下的大门，门口站着一个肥胖的女人，她正要走出去，一脸像是被我突然推开门吓到的样子，那脸实在有点滑稽，令人难以忘怀，但我还是只瞥了一眼，就径往电梯的方向走去，然后踏入电梯，上楼。
电梯在十楼打开门的时候，又有一个女的站在门口等着搭电梯，我看到她的脸，不可思议地竟跟楼下所见到的胖女人一模一样。肥胖女人穿着暴露的衣服，可以发现她没有穿戴奶罩。好像在进电梯时所见的女人也是这样穿着的，那么，她是在我搭电梯的同时从一楼跑回十楼的吗？实在不太可能。
因为诧异，我试图跟她交谈。
“你也_这_的住_吗？”第二个音节的“是”、“里”及“户”户仍然无法顺利地发声，不但影响语意上的表达，还在语气层面上会显得更具侵略性。
肥胖女人迟疑地看了我一下，点了点头：“对呀，住在四楼。我上顶楼去晒衣服的。”
“我住_十_，就这_。”少了“在”和“楼”和“层”，但好在剩下的部分就足以让她理解。
跟她挥别了，下了电梯以后，我特地爬防火梯到顶楼去看了，虽然阳光大好，但却没有任何一件衣服晾在晒衣竿上。再回到电梯口，电梯仍然停在那边，没有下去（过）。
巷口的小吃店老板与人杂交，并一边听着帕格尼尼。与他杂交的人是医学院里的两个女学生，我见过的，学习医事检验的，干干净净的。
每到下午五点，他就会打开店门，和气地微笑，有时弯身在闷热的、蒸汽氤氲的厨房里料理食物。说实在的他是个挺体面的中年男人，没有赘肉以及秃头，鼻梁线条笔挺，眼神诚恳得伤人。
那两个学医事检验的学生，是他店里的工读生，像一般女孩子一样普通，有一个可以稍微算得上是漂亮点，但也只是平庸并且抽象地漂亮，很难说出有什么特别吸引人之处。
《在海德堡坠入情网》小说（中）第二音节（3）
我不确定记得，但仿佛从窗口看到过医学院的女孩裸身，挺坐并起伏。不确定这样的记忆是否真实存在。有时我又觉得我看到的是其中一个帮老板口交，另一个则面无表情，半裸地坐在稍远处。不过记忆的时间标笺都遗失掉了，以至于无法去追索相关的前后脉络，对此加以佐证。所以，记忆可能只是幻觉。
巷口小吃店老板其实并没有与人杂交，我想。
所以这是第二个幻觉。
像休谟说的那样，一切只是习惯的阴影。包括太阳打从东边出来这件事。我们永远不知道，哪天太阳会从西边出来。
惟一的，也许透过其他人对我的证言，才能让我的存在更客观一点，当然那也只是相对的。这些事我没有跟谁谈过，慢慢地存在感就更薄弱了，因为没有了语言的反馈，所以记忆的登录也是愈来愈可疑。
语言的交流之中，证成自我的存在。
忘了哪本书读到的，扣除掉卖弄格调的文字以外，还算是相当中肯的一句话。
关于音节的问题，以及种种的幻觉，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我的困扰。当然还有色情性质的妄想，焦躁得令我坐立难安。
我执拗地觉得自己的问题并不是属于精神方面的。我很讨厌人随便地觉得自己有精神疾病，诸如忧郁症之类的；我一直觉得那是文艺青年讨人厌的毛病。所以我只好归结于器质性的原因，告诉自己说其实是大脑在种种情形下受到了莫名的损害。
我终于到医院里，挂了号，看神经内科，且挂的是我的教授的那间门诊。
“很久没看到你了。”他说。
我想对他说点什么，但是找不到适当的话，于是只有含笑地点点头。
我慢慢地向他陈述问题：阙漏的音节则切分开来以单字读出，再不行的就干脆改用书写。这样折腾了一会儿，大致上他理解我的问题了。
其实在这之前，我已经带给他足够的烦恼了，因为我在上课以及研究工作上都称不上勤勉，而又具有太多无意义的主观意识，所幸他还算得上是一个好好先生，我们才能相安无事。现在他发现我可能还是个神经病，而且是患有焦虑病症的神经病，情况就更糟了。
但无论如何，在他的诊间里，他还是恰当地扮演他医事工作者的角色。他还是做了详尽的看诊，帮我安排了相关的检验，并且没有说多余的话。
“或许要做CT之类的检查，这样大概可以知道些什么。”他含糊地说。
现在，我们从骨相学又推进了一步，朝向了脑部造影技术，从CT、MR到PET及fMRI，从结构的观察推进到功能的研究。
“骨相学在第三帝国的亚利安优越论下极度地发展。”
我有好几本教科书的开头都是从嘲笑骨相学开始的。这样的嘲笑或许有道德上的意义，但是从知识论的观点来讲却毫无推进，因为在那之后，他们又开发了从脑皱褶来评断人类智慧高低的方法，后来也被丢进了垃圾筒。
脑的考古学迷人之处就在这个地方，意志／主义／善的知识／绝对精神／纯粹理性……当然还有“科学”，这一类的抽象概念，都可以这么简单素朴的形式，被供奉起来。阅读跟剖开头盖骨、瞻仰大脑比起来，就显得太隔靴搔痒了。
当然这样的想像是文学性的，对于记忆，我们现在的知识是分散性的，在各突触中间的连结产生了记忆。再进一步想，或许记忆是突触间的传导物交换（的过程），而不是固化成脑的哪一部分的物质形态。
所以，在死亡的那一刻，就好像是《平家物语》里的那句话：“祈园寺的钟响雷同万事成空。”
就像是文学上难以找到什么边疆性的问题一样，科学在某些部位也当然有一样的瓶颈，不过当然是好得太多了。现在的神经科学都退缩到从细胞生物学的层面去寻找新的发现，他们仍然在那边日新月异，在蛋白质与核酸中间，他们不停地找到幽微的曙光。我听到我的研究同仁所属的team上个月又分离出了新的prion分子，对于MCD的研究有重大的推进。
但在结构以及功能的层面上，我们不再会有切割胼胝体就发现左右脑分立的美好时代，语言障碍的研究亦然。当初神经医学开疆拓土的时候，就在失语症的战场上打过了美好的战役。神经语言学中最基本的大脑语言区块，所谓的Broca以及Wernicke区，就是在失语症的脑伤研究中定义出来的，可是后来种种的脑伤的研究，都被质疑病灶跟病症之间的关联，研究已经难以更精确。
另一方面，postmortem的解剖研究，也已经无法满足贪婪的科学界，故脑部造影在相当程度上替我们打开了一扇门，Peterson与St．LouisGroup用PET做了一联串神经语言学研究，成为相关领域最后的大型典范，在那以后，我们也没有什么太精彩的进展。是有不少人，特别是在中文的领域里，进行具有文化独特性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