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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过眼云烟，不留痕迹。我只憎恨他们说看不明白，要我迁就。读就读，不读就拉倒。我要迁就老早就迁就了，何必现在还半死不活的，书一本一本不断气地卖。
愤怒很短暂。蜷伏的姿势，我何其熟悉。
眼泪一直流。累了，在床上睡一会。醒了又觉得，这样难。我只想很微小地、纵使也是微微放任地，却不会骚扰任何人地生活着，没有人要逼害我，也没有人要孤立我，我不那么重要，但世事就这样莫名其妙让我无法以我愿意的生活方式生存下来。
要么离开，要么改变我自己。
三天之后，我离开那间房间。我决定找一份工作。当律师吧，人人都说这是个好职业。
每天跟我一样，有起码二百万人七时起床去挤巴士挤地铁上班，我没有权利觉得有什么不好。
每天准九时到达办公室。如果迟到的话，小跑着回去，每天都小跑着，我练得穿高跟鞋小跑的本事。
也学会听。说的话很少很少，只听。每说一句话都很小心，因为责任重大。
说开始像写。不那么容易。
我开始奇怪声音。为什么那么容易有那么多话？为什么谈话都可以变成表演（那么粗劣随便），跟美国人一样做那些叫做“脱口秀”（那个很多人都喜欢的汉堡包国家）？
当所有人都争着说话，能够沉默和静止真是好。
每天下班的时候，不一定是我，但很多时候都是我最后一个离开。关上电脑关上影印机和冷气机，转头望一下黑沉沉的办公室，电话不再响起，响也没有人会再接听。电梯走廊也是黑灰灰的。叮的一声只有我一个人步进电梯，灰灰黑黑地无声向下沉，我见到水银壁面里我自己灰青黑没有什么表情的脸孔，和每天早上每一班地铁所有挤上班的人的脸孔一样；没有什么值得有表情的事情发生，最有表情的是广告脸孔，因为那是个虚幻世界。
走出黑灰灰的湾仔街头，对面是垃圾站，扬着令我怀疑的臭气，但我已经习惯了，我无法再可以嗅到臭气，只是头脑还半清醒地告诉我：一定很臭。
街道有那么多声音，对街不知什么地方在十几楼，有一群狗在狂吠，每天如是。
但我觉得很静。我一点什么都听不见。
内里有耳，只听到静默的声音。
如果我舞，我再也不需要音乐。
“因为很开心，所以忘记了自己有病。”
自从我姐姐割掉声带失去了她的声音以后，她开始写。
“我只是觉得倦，以为睡着了便没事。”
刚做完手术的时候，在医院里她有一块小孩学写字用的手写板，医院给她用的。不光是她，因为病房是耳鼻喉科，病人都割掉喉咙，或鼻子，或者食道的某一小段，所以病人都会有这样的一块手写板。
这真是间好房间，很静。
伤口痊愈以后，她就随身带一个小本，写。
“我喉头有一个洞。”她写。我偷来作了一首小诗：
《在海德堡坠入情网》小说（中）沉默咒诅（3）
因为声音太多
她喉咙就有一个洞
吸烟的时候插着
他们都说很性感
“还有没有抽烟？”我问。
她笑着摇摇头。怎抽？如果她可以说。
她没话，所以就微笑。我从来没有见过她那么多的微笑。
就像回到她的年轻日子。她是个爱笑的女子。
没了声音她还可以打电话。我另一个姐姐打长途电话给她。我说：你怎么接？她有一个扩音器，按着脸颊可以将声音扩大发出。但她不会说话，也不肯到“发声会”去学。失掉声带的病人有个志愿组织叫做发声会，一个星期两次教病人发声。我姐去了两次就没去。“发声很辛苦。”她写。所以有扩音器都没用，只会发出一些低音哇哇像青蛙一样的怪声。但她一样拿着话筒和我另一个姐姐讲长途电话。那头问，她就拍打电话，是就一下，不是就两下，不知道就三下，电话密码一样拍拍响。
一次她发高烧，肺炎，不肯入院也不肯见医生。我正在上班忙得发疯，打电话给她叫她入医院她就拍拍、拍拍地说不。我说了半个小时，原来和一个没有话的人都可以在电话上讲半小时，我就说我真的不想讲了讲也没有用你也不明白我还在上班。她很生气就搁了电话。
后来她还是进了医院。我去看她的时候她写：“实在不想再进医院。”
还张着喉咙去打麻将。我给她一点小钱做麻将本。去打吧，我说，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
跟她说完，回心想，我何尝不需要如此。
没有声音，怎打麻将？怎碰？
她拍拍台面，表示：碰。吃胡不用说，将牌翻开就胡了。
再一个姐姐从英国回来看她，她们手拖手地天天出去逛街。姐姐走了以后姐姐就开始病，又入了院。出院以后我上她家看她，她给我看姐姐给姐姐的几封信。姐姐写：我在飞机上一直想着你不知你在做什么，你睡了觉没有？不知痰还多不多？晚上可不可以睡上两三个小时？我下了机转了巴士回家，我想这个时候正是香港的午夜两点，你可能刚睡了。回到家很累我收拾了行李，洗了衣服又喝了一杯威士忌，就睡了。第二天上学一直忙，到下课的时候收到慧宁的电话知道你又入了医院。好姐姐真是我的不好，天天跟你逛街像我们从前一样就把你弄病了。原来我回到家可能在洗澡的时候你又入了医院，但我已经无法照顾你了。第二封信是几天以后，报告着学校和学生的事情，她写：好姐姐亲爱的好姐姐，你一定要好好地照顾身体，我会储钱再回来香港给你庆祝六十岁大寿。我们已经没有了美丽和青春，但我们亲爱的感情还是一样的。信我给我姐的女儿慧宁说了，她后来说，我做了一个梦，我梦到妈咪穿着一件橙色的旗袍庆祝她的六十岁大寿。
再一封信报告家常的小事，她女儿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学生的家长又说些什么做些什么等等。
我将信折上忽然想，原来我不那么样。我两个姐姐只读过中小学，她们也从来不讲艺术什么什么的，一个喜欢打麻将，一个会做衣服，喜欢追电视连续剧。
她们写，好像将我写过的小说再写一次，用她们的生活。
如果生活发生的事情似曾相识，像一个我写过的小说，不是因为我聪明或有巫灵附身，而只不过我老早跟命运打了个照面。
我知道。我知道这必然发生并将它写下。
我写过一个故事叫做《一个跳舞女子的尤滋里斯》，那年是一九八七年。那是一个记述母亲死亡的故事，而那个母亲的原型就是我姐姐。那时候我只上过几节跳舞课，觉得没什么兴趣就停了。
十几年后我姐的死亡如我曾经启示的一样。我不知何故开始很认真地跳舞。
我从来不希望模仿小说，亦不善预言。生命之中总觉得每走一步都迷迷糊糊，很努力但仍不由自主。
如果我从此得到自由，自由也必成为我的咒诅。
命运的默示使我对未来的生活心存敬畏。（是环境选择你而不是其他。无论才华或不，沉默或说，竟都不由自主。是你决定沉默而不是我。我将最后的重担给了你）
但不。沉默并不如我庸俗的小说所想像那样赚人热泪，那样悲情。
我姐总是微微笑的。没有了声音以后，她时常微笑。
她得到她要得到的，穷她一生。她要得到的不是静默、智慧或世间的华美富贵。
初老以后，她天天穿同一条黑裤子。我姐骂她，你整理整理自己的身世，你看你，头发白了都不去染一染。她将白发染黑，但仍旧天天穿同一条黑裤子。那时候她刚病，做了电疗，颈都烧焦了，但还可以说话，便解释说：不是同一条裤子，是几条同样的裤子，我天天换。
《在海德堡坠入情网》小说（中）沉默咒诅（4）
穿什么看来是什么，她无所谓。
上心的是一个男子。死到临头了，男子伤她心的时候她一样喝掉一瓶白兰地哭一个晚上。
与年纪无关。烈性女子已经不再爱美丽，老了萎谢了身上长了癌细胞，所余的日子有限，医生说：说不定，看着吧。她还是个烈性女子。
那个乔治？史宾路。我死了看他怎么样。她一边哭一边数说着男子。
病了好，好了点又病，病情反反复复。
好像预演，重重复复，预演那必要来临的。
使人惊吓动心的死亡，总是带点罗曼蒂克的。那是年轻人经历与想像的死亡。
平常的每一个人的死亡，没有什么罗曼蒂克；来来回回，进院出院，“家人都要有心理准备，情况很危险”，“可以出院但两个星期后要回来复诊”。病久了也不觉其病。“我只是觉得倦，以为睡着了便没事。”她写。“去年十二月七日做的手术，到今天已经有六个月。”她数说着日子。
房子是她名下的产业，男子住一个房间，她住一个房间，两个人各住各的已经有好多年。她还是非常在意，他出去了，他晚上四时才回来，他吃过了没有……男子每个月交租给她，作为家用和零用，不交租的时候她就生气，两个人一起生活都有二十年，还三天五天地大吵小吵。
一天我接到男子的电话，说，你姐姐，电疗失败了，要做手术。
他的声音很低沉，我几乎认不出来。我说，哦。什么时候？
创口从她的喉咙的一边开到另一边，鸡一样地给割开。
她很痛。男子站在病床旁边，按着我姐姐，逗着她说话，不时问她热不热痛不痛，要不要这要不要那。我另一个姐姐说，嘿那个乔治？史宾路，不知是否谋姐姐的遗产，转了性对她这样好。我说，管他呢，真又如何假又如何，作假的作到真一样就是真的了。都说金钱不能买到爱情，如果金钱能够买到爱情，又有什么不好？
金钱如果不能买到爱情，可能对死亡的恐惧可以。可能时间可以，意志可以。
时间、意志、恐惧，一切的总和也无法再虚无飘渺地称之为爱情。她和他只是接近。
接近终结，因而心生怜悯恩慈。
出了院，再入院又出院又入院。住在家里的时候我姐姐索性住在客厅。
她得到了她要的空间。男子缩在房间里面，看电视，上网。我姐睡在沙发床上，床尾有她的大电视，床边是她的抽痰机和润喉咙用的蒸气机；她的起居间变成了病房。男子看着电视会出来跟她说两句笑话。
一次我上去看我姐，我姐喜孜孜地跟我写：他送了我一件生日礼物。
她满心欢喜地笑着。不是粉红钻戒也不是十打玫瑰什么的。我姐躺在床上指指厕所。我到厕所里面找，厕所里面乱糟糟的，都是他俩的卫生用品。我出来我姐就揭晓：他送给她一个新的粉红厕盆。旧厕盆已经裂了很久，一直都没换。
那真是个美丽的厕盆，你姐姐很喜欢。男子说。他们两个相视微笑。
哎有情人终成眷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