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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又掉头问杜聿明。杜聿明实实在在地说：“廖耀湘兵团收复锦州的把握不大，如果想将军队撤出东北，不能强攻锦州，唯一的出路是走营口。”
蒋介石见自己的两个老部下都不支持自己，气得拍着桌椅大骂卫立煌。卫立煌一声不吭，就是不同意打锦州。
这次会议最终只好不欢而散，没有达成任何一致。
第二天一大早，蒋介石再次召见杜聿明，开口就问：“东北事紧，你目前有什么看法？”
杜聿明心中暗道：大事不好。嘴上却应付道：“东北我军士气不振，各军残缺不全，要想收复锦州，必须先补充整训，然后再相机行事。”
说到此，杜聿明转了话题：“现在徐州形势也不容乐观，我想立即返回前线去。”
蒋介石摆了摆手：“徐州，还不用着急。现在的大事是必须夺回锦州。锦州不夺回来，我们就会被隔断在东北，只能等着共军来吃掉我们。”
杜聿明沉思了一下，问：“可是，如果我们去攻打锦州，那会有几成胜利的把握呢？”
“六成把握总有。”蒋介石略加思考后说道。
杜聿明微微摇了摇头：“孙子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现在我们算到六成，失败的可能性更大。”
蒋介石不语。
杜聿明接着说：“孙子说，五则攻之，十则围之，倍则奇正并用，有奇无正，有正无奇，每战必殆。以目前敌我兵力比较，不是我倍于敌，更谈不上什么奇兵正兵。相反，倒是敌倍于我，敌人有奇有正，并可能集中五倍十倍兵力攻我、围我、消灭我军。所以，我认为，目前收复锦州是凶多吉少，并可能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但是，我们失去锦州就会失去美国的援助，这是关系到全局的战略大计。”蒋介石提高声调，用拳头敲着桌子嚷道。
杜聿明立即住口不再说话，看着蒋介石气呼呼地走来走去。
转了一会儿，蒋介石突然停了下来，改成一副很平静的语气对杜聿明说：“我看这样，还是把东北完全交给你好了。从现在起，廖耀湘兵团由你指挥，抓紧机会，越过黑山，夺回锦州。好了，你先去准备准备吧。我任命你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保安司令，指挥部可以先设在葫芦岛。”
杜聿明满脸无奈，自恨命运不济，欲待再辩，可蒋介石早已独自离开了。
杜聿明只好收起行装，奔赴沈阳。可刚到沈阳，就受到致命一击：长春陷落！
蒋介石担心已久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辽沈战役刚一打响，蒋介石就曾电令困守长春的郑洞国要相机撤退，向沈阳靠拢。
然而，退出长春谈何容易？
自1948年5月30日起，林彪屯兵长春，令李天佑一纵和黄永胜六纵把偌大一座长春城早已围个水泄不通。6月15日，林彪初战吃力，决意挥师南下，继而对围困长春做了重新部署，令肖劲光和肖华全面负责，改派钟伟十二纵的34、35师和黄永胜六纵的18师担负具体封锁任务。
郑洞国带着新7军和60军被困城中，处境日益艰难。
锦州之战打响不久，长春外围的六纵、十二纵也奉命开往开原前线。长春围城的任务转交到了刚成立不久的六个独立师手中。
“这是天赐良机，成功与否，在此一举！”郑洞国见长春周围的正规军纷纷撤离，突率军于10月4日起，连续发起两次突围，经过三天多的激战，突围部队先后被打回城中。
郑洞国黯然神伤：此时的长春，飞机不能降落，步兵不能突围，内外联系中断，真正成了一座死城。
城是死的，人却是活的。这么多的活人，粮食从何而来？
为了保证军队的供给，郑洞国在解放军围城之初就颁布了《战时长春粮食管制办法》。全面进行市区人口普查和余粮登记，规定市民只准自留3个月的口粮，其余的按价卖给市政府以供军需。居民粮食被征缴一空。一些奸商乘机勾结不法军人囤积居奇，导致粮价暴涨。从6月至9月，粮价整整上涨了700倍，且有价无市。
国民党的飞机日日出动，靠空投来维持这座城市的喘息。可到了7月以后，解放军配备了高射炮火，控制了长春上空，国民党军飞机再也不敢低飞慢飞，只能在离地2；000米以上的高空乱投一气，然后仓皇逃离。空投物资常常随风飘落在城外的阵地上。大米、四川榨菜、猪肉或牛肉罐头，经常成为围城战士的额外美味。
越是物资稀少越是容易发生争端。进入秋季以后，西北风增多，长春空投的物资随风飘落在60军防区的比落在新7军防区的机会增大，两军因此经常发生冲突、械斗。郑洞国早就下达命令：凡收集的空投粮食，一律交兵团仓库集存，而后统筹分配。但在这种情况下，有谁还会将到了手的粮食再交出去？甚至每当空投飞机到来时，有些部队便立即烧火，粮食落到附近马上捡来倒进锅里，待收集者赶来时，生米已煮成了熟饭。
但缺粮的不仅仅是长春，东北的每一座孤城都缺粮。秋深了，而来长春的飞机也越来越少了，空投由数日一次变为基本停止。国民党军的存粮日趋减少。部队由过去的每人每天一斤粮减到半斤、四两，最后连二两粮也难以分到。
各种矛盾越来越多地浮出了水面。新7军因为是嫡系部队，而且久驻长春，以前就存有大量储备。60军却是当初曾泽生带着从吉林撤进来的，毫无根基，粮荒严重。所以，虽然两军同驻市内，但给养供应却有着明显的差别。60军大米与高粱米供应各半，后来则全是高粱米，到最后大部为黄豆，少量高粱米，数量也减少了一半。而新7军却吃的全是大米白面。60军的不满情绪越来越高，一些杂牌军、地方武装更是牢骚满腹。有些甚至乘机出城投降。仅从6月25日至9月底，城外解放军就接收了投诚官兵13；500余人，约占长春守军总人数的1/7。
长春城内军心动荡，投诚之风四起。这股风从地方武装吹到正规部队，从下层士兵吹到高级军官。
60军的高层也在这股风中动摇了。
第二部分 雄鸡昂首高唱 东北遍洒阳光第39节 曾泽生的选择（2）
60军来自云南，原是龙云的部队，1946年被蒋介石调到东北。因其不属于嫡系部队，处处受到歧视。60军军长曾泽生，早年曾在云南讲武堂受训，后在广州黄埔军校学习和任职，参加过北伐战争。进入东北以后，转战两年多，看透了蒋军内部的勾心斗角，也受够了非嫡系部队的不公待遇，早已心存不满。
如今，长春被困，各种矛盾交织杂乱。曾泽生弃暗投明之心越来越坚决。
9月22日的晚上，同样是一个萧条的秋夜。曾泽生经过多日的思想斗争，决定把手下的182师师长白肇学和暂21师师长陇耀找来做初步的商量。
可人都到齐了，曾泽生却突然犯起难来，不知道这件事该怎么开口说起。他给每个人递了一支烟，自己却陷入沉思。
白肇学感到军长有难言之隐，当即表示：“我们共事多年，平日推心置腹，有何难事我们可以共同商量解决嘛。”
曾泽生这才缓缓地说出：“就是部队的前途、出路问题。过去我们也谈过，现在请你们来，就是想要商量决定究竟怎么办？”
陇耀意识到曾泽生既然主动约见大家可能已下定决心，紧接着说：“还商议什么，军座怎么决定就怎么办！”
白肇学低头不语，又说：“这是关系全军官兵前途的大事，还是大家商量决定才好。”
曾泽生于是详细分析了形势和部队的危险处境，说：“现在，突围和坚守都是死路一条，我们的唯一出路就是反蒋起义！”
陇耀一听到“反蒋起义”，激动地从沙发上站起来：“我早想军座会这样决定的。我们60军这些年受国民党嫡系的气太多了，排挤、歧视、分割、监视、装备坏、待遇低，送死打头阵，撤退当掩护，赏是他们领，过是我们背。这样的窝囊气，我早就受够了，我拥护起义！”
“唉！”叹气的是白肇学，“我少年从军，本想为国为民，御侮安邦。但是几十年来，我所看到的却一直是自相残杀。我早就厌倦战争了，我们可以反蒋出城，然后放下武器，解甲归田。”
曾泽生见两人都同意反蒋，终于放下心来。相互间又进一步交流了意见。时间转眼到了23日凌晨的2点钟。
从这天起，他们三人经常接触，研究起义的准备和组织问题。10月4日，郑洞国命令曾泽生配合新7军突围出城，他们一度想利用这个机会起义。但再三考虑，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几个人磋商多日，却一直未能正式与城外的解放军取得联系；下属军官和人员绝大多数目前对此事尚一无所知；配属60军的暂52师态度不明；新7军内部情况如何也不知道。
曾泽生摇了摇头。“我们先出城吧，趁机探探新7军的口风。”
结果这次突围连战四日未能成功。曾泽生借机找到新7军军长李鸿问：“目前我军士气低落、兵无斗志，贵军如何？”
李鸿面带憔悴地说：“士气低落，大概都差不多吧。”
曾泽生试探着问：“我们现在已没有突出去的希望了，估计最后能突围的只有贵军了。”
“我们？”李鸿一肚子牢骚突然爆发出来，激动地说：“现在全军之中，师长有师长的算盘，士兵有士兵的想法，简直是离心离德！哪还有突出去的可能？”
第7军也已灰心丧气了。曾泽生看明白了。他更加坚定地进行起义的筹备工作。
10月10日，一架国民党飞机突然出现在长春上空，盘旋不久投下一份信件来。
郑洞国打开一看，是蒋介石写给他和李、曾二军长的亲笔信。信中说：“共军”主力正在猛攻锦州，东北局势十分不利，长春要立即突围。
李鸿当时突感伤寒，郑洞国找曾泽生和新7军副军长史说来商议。三人研究了半天也没有结果，因为谁都知道，城外解放军兵力雄厚，城内国民党军兵无斗志，如何突围？
郑洞国挥了挥手：“你们先回去吧，容我再仔细想想。”
曾泽生回到60军后，深感事情紧急，蒋介石不断地催促长春突围。如果不能尽早起义，恐怕都会被郑洞国赶上战场，那样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13日晚上，他找来白、陇两位师长，经过商议，决定派出手下曾跟解放军有过来往的两个团长，迅速与城外取得联系，定于16日夜里正式起义。
这两个团长穿小街，爬城墙，几经辛苦终于将曾泽生的起义信送到了解放军手中。由于事出意外，解放军中对曾泽生是否为真起义意见不一，几经争论，最后肖劲光拍了板：欢迎曾泽生起义。待两个送信的团长返回60军时已是16日的下午。他们不知道这几天中又发生了多少事情。
曾泽生原本让二人15日返回，但由于至夜尚无消息，他内心中感到非常不安。
16日10时，曾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