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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那么以后呢？以后你是不是还想继续你的追求？”他说：“我不追求这个追求什么？想出国没钱也没门路，想当官没本事也没后台，想去基层豁命干他几年，再一步一步爬上来，老婆又不让走。那好，那咱就坐下来搞点学问吧，可人家在发展航天技术，在折腾商品经济，在办公司搞企业进军世界五百强，我只能捣鼓几篇研究汉藏史的文章，有什么意思呢？没劲，真没劲，现代社会是不需要了解历史对今天的意义和作用的。你知道，上大学时，我写过一篇《唐番古道流变考》，因为想发表在校刊上，还去校刊编辑的家里帮他打煤砖，现在想起来，真有点可笑。有一段时间，我又想搞哲学，想从哲学的角度诠释藏传佛教，结果我发现，佛理是清高的，它提倡一心观照缘起性空的谛理，不为虚妄的外界所迷惑，提倡“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的功夫。而对一个没有慧根的俗人来说，一旦明白了藏传佛教的哲学含义，你就什么心思也没有了，你就会感到，面对一切你只能有一种态度，那就是无所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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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哲学就是寻找家园，而且是带着乡愁寻找家园。家园是什么？一个人造宇宙，一处心灵归宿，一种精神寄托。在这个一切都还不能以好坏论处的年代里，在这片滞重的高原厚土上，寻找家园时的无所适从显然要比拘泥成法、固守卑陋更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更能代表一部分人的精神状态。也正是在这种无所适从的迷茫中，那些认识到了命运的残酷而去向残酷挑战的人，才显得多愁善感、思虑重重。
正是春天，我来到了位于塔里木盆地和柴达木盆地交界处的茫崖石棉矿。一连几天，都是荒风暴起，粉尘弥漫，一片混沌景象。就在这种天地未开的景象中，我和石棉矿的副矿长张居安进行着一种心灵感应式的接触。我发现他有自己独特的笑声，尖细得有些滑稽，像是自我解嘲，又像是傲观人世的豁达。他还会怪模怪样地耸肩，寓意复杂：自鸣得意、无可奈何、悲观伤怀、逢场作戏，好像什么都在其中了。但不管我怎样感觉他，他都是一个典型的西部企业家，为人讲信用，处世重义气，自信自负，又具有落荒人的狡黠和幽默。还有就是，和内地企业家的油头粉面、西装革履不同，他留着一头艺术家一样的长发，紧裹着一件米色风衣，一副随时都在行动，从来不知道养尊处优的样子。
他说：“我是浙江宁波人，上海建材学校毕业，留校工作了一年，月工资只有三十五元一角，除了自己吃用和抚养家中老人，还想买书，想抽烟，想看电影，想逛苏杭，还想穿好吃好玩好。穷，没钱，开始是自轻自贱，后来就想摆脱，摆脱那种打着赤脚想天堂的境况。这样，在1966年当有人动员我支援大西北时，我说，你不用费口舌，我去就是了。来石棉矿的头几年，我当司机，一月一百零六元的工资，高兴得很呐，订了一份报纸，买了许多书。别人奇怪，这个跑车的，看书竟比睡觉还过瘾。……1983年，我当了副矿长，名利思想雪淡，也无所谓身份感。但我还是希望这个矿好起来。我读了许多书，包括马列主义的，虽然没有深钻，但作为某种场合的辩论需要还是够用的。我是个有毛病的争议人物，但这并不影响我开展工作。在矿上我有强大的实力，所有部门都会被我指挥得团团转。我有威望，关键时刻能和工人一起冲上去，待人以诚，不说谎话，对工人的要求从不以‘研究研究’来搪塞，要办就办，不办， 一二三，说明情由。我精通业务，还有一套随时掌握第一手材料的本事。在我周围，有几个人起着智囊团的作用，哪些问题该找哪些人商量，我一清二楚。老实说，论我的能力，当副矿长，是轻而易举的。对钱，我也有考虑。钱对人有好处，我个人，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吃亏就吃在没钱上。我在石棉矿干了几十年，似乎已经干够了，很想回上海，回到老婆身边去工作，苦于没门路，要有，哪怕降职降薪，也在所不惜。我不想把自己的骨头埋在这个天荒地老的矿上，也不希望儿子来这里工作，这里毕竟是落后的，这里的人毕竟缺乏从落后中奋起的意识。矿上许多人也都想走，有的，我放走了，有的，我以朋友的名义挽留住了，但我感到对不起他们。原因很简单，保持现状，不求发展的干法是没多大意思的。或者说，我们的很大一部分精力都要花在补救失误上。现在的失误是很严重的，主要在于冒进，像是又一次大跃进。……对我们矿的现状许多老百姓是满意的，但我不满意，很多问题是他们所不能预见的，更看不到企业潜在的危机。我们这个矿是一个社会性企业，凡是一座城市所具备的我们都应该有，大量的投资要花在非生产设施上。可是，建矿这么多年了，我们还在创业，还搞不出一个像样的石棉城来。更严重的问题是，我们的职工来源大部分是矿区子弟，子孙相传，近亲繁衍，长期下去，智力低下，人种退化，弊病不少。对此我只能叹息，我无能为力。搞现代化大工业，必须要有铁腕人物，必须由一个人决策，决策过程和决策人不是一回事。当然，铁腕也需要感情扶助，刚上台，要铁，到后来，必须动之以情。可叹的是，作为一个领导人却要把很多精力花在党政争权上。太多地关心议论别人，挑别人的毛病，而不关心重视自己，发展自己的个性，这简直就是自杀。……平时，我喜欢吹牛（聊天），也希望身边有几个吹牛的朋友，这大概是感情上的需要吧。好在我很忙，实在没时间去想别的。如果我清闲的话，也许会的，比如，女人，人人都应该有寄托嘛。但我不存在孤独，我会在可靠的合适的小圈子里发表高论，也常读些书，读得很杂，有兴趣的话我一天能读完一本书。我不会跳舞，想学又不敢学，人总怕舆论，尽管我是个不怕丢乌纱帽的人。在猜疑的社会里，什么事情都会变得很复杂。不能以诚相见，尤其在官场上，这是个悲剧……”
西部，到底是谁的乡愁、谁的家园？是张居安他们的吗？好像还不是。但不管怎么说，张居安他们是一代“付出远远大于得到”的人，是一代奠定了西部未来基础的人。他们有资格也有充足的理由使自己成为一个冷静的悲观主义者，正如张居安表述的那样：“这里毕竟是落后的，这里的人毕竟缺乏从落后中奋起的意识。”而落后不仅仅表现在经济指标上，更是一种国民的心理状态，一种社会关系即人的本质的体现。
离茫崖石棉矿不远，就是素以乡情浓厚、民风淳朴著称的阿拉尔草原。草原上有个叫索巴措的老人，他无儿无女，吃饭穿衣的事儿全由草原上的人管着，今儿东家请，明儿西家叫，要不就把吃的用的送到老人家里来。老人享受着同情和友善带来的幸福生活，打心眼里感激他们。要扶贫了，上面要求必须落实到人。乡政府的人说，送给索巴措一头从德国进口的奶牛吧，让老人有奶喝，有钱花，生活有靠，安度晚年，我们大家也就放心了。可是，在奶牛光荣做了扶贫畜的第三天，老人就叫来几个汉子把它放翻了：宰牲煮肉，邀请草原上的男女老少来家里做客，好一番大块吃肉大碗喝汤的热闹。老人高兴地说：“我天天吃你们的喝你们的，心里老是不对劲，老是想，这欠下的人情，怎么还呢？现在好了，我有牛了，我也可以请大家吃一顿了。”乡政府的人听说了，火速赶来，一见搁在案板上还没有来得及燎烫的硕大的牛头，禁不住喊道：“老天爷，这是头优质高产的奶牛，价值一万多元呢，你就这样宰了？”乡情浓，民风淳，心灵被仁德之光华所环绕，还有什么可指责的呢，西部的现状就是如此得温情脉脉而迷惘不醒。
更加迷惘的还是西部的一些文人。当现实的需要已经放弃了对忧郁、深刻、厚重的赞美和对历史的迷恋，当越来越多的人把理想主义以及忧患天下苍生的高尚情怀推向滑稽可笑的地步，在青藏高原，有那么一部分曾经在文字的海洋里表达过真诚和勇敢的人迅速改变了自己。他们丢弃了历史的沉重感和抗争命运的深刻性，丢弃了曾经有过的挺拔、正直和清高的气概，丢弃了牛角号似的雄浑和悲沉，丢弃了责任、义务和愤世之慨，一下子变得轻浅了，无聊了，浑浑噩噩了，不那么让人有交流恳谈的欲望了。他们羡慕奢华，羡慕腐败，羡慕权势，唯利是图，唯俗是趋，唯官为大，思想令人遗憾地退化着，处世的态度风快地滑向庸俗，精神向懒惰和麻木投降，说什么这是“不愿酒中有圣，但愿心头无事”的潇洒，说什么这是“看透了”、“认命了”、“现实了”、“会过了”的结果，其实不过是“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的糊涂罢了。过去有人对西部的文人说：“你们虽然贫穷，但精神却富有无比。”现在呢？贫穷自然是早就有了变化，但精神资源却迅速干枯着，灵魂也随之堕落了，知识分子的魅力正在失去，正在不间断的吃吃喝喝拉拉扯扯中向着净尽处消散而去。
《远去的藏獒》 远逝的西部《远去的藏獒》 凹凸的世界屋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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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和地理的形成是西部现状的保姆。这就是为什么在难以拒绝的大趋势面前，我们却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伤和忧虑的原因。假如我们把喜马拉雅山轰开一道大裂隙，假如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与它的地理中心相吻合，假如自然界最优良的物种都以高寒带的冷凉气候为它们的最佳生态环境，假如丝绸之路和唐番商道的拓展不是往古的记忆而是现实的作为，假如让西部人而不是让沿海人首先接纳来自中国之外的西方文明的信息、技术以及操作方式，西部将会怎样呢？我的回答是：不仅西部，整个中国都早已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了。
然而假设毕竟是虚妄的，一切建立在不可能基础上的假设都只能是一种自我安慰。西部在本质上是孤独的，这孤独首先导源于滞重的历史和拒文明以千里之外的地理，而和孤独近似的意义则是落伍。由于落伍，历史在时代面前的惭愧和可怜以及悔恨，如此浓郁地浮现于大地的表层之上。
苍茫的日月山，寂静的山顶。高空下，一块日月碑，两座分别以“日”和“月”命名的孤寒之亭。远方，是青海湖，雾岚飘飘逸逸；湖面浩渺，风日里，涌浪沉沉地拍打着湖岸。“青海，海周七百余里……水色青绿，冬夏不枯不溢，自日月山望之，如黑云冉冉而来。”这是一千五百多年前，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对中国最大的咸水湖——青海湖的描述。
青海湖的茫茫水域中，有一座苍然独立的山，名曰海心山。山上，荒草萋萋，鸥雁惊飞啼鸣。庙宇和经幡在豪风中抖动，青灯的孤光明灭闪烁，佛像和法器入眠了，永不苏醒。水域四周，平阔的草原连接着绵延不绝的山峦；那在云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