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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的人好像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是总理讲的话？他们犹豫地问：“可是这些人是被打倒的……”
总理异常严肃，“现在是现在，过去是过去。共产党人要尊重历史！”
总理到延安后，就打听当年的邻居们现在都在什么地方，想看看他们。后来，总理听说一个邻居住的不远，就叫当地的人带他去看看。走进这位老邻居的窑洞，总理沉默了，老百姓的日子苦啊！眼前的贫穷情景，总理一眼就看了出来。虽然老乡一再说，他们的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可是总理没法松开他的眉结。
总理离开老乡窑洞时，一定要请老乡到他住的地方吃饭。主食是小米饭，黄橙橙、香喷喷的小米饭端上桌，总理眼眶却红了，他吃不下饭。默默注视着老乡在一旁大口大口地咀嚼香甜的小米饭。
一颗泪珠从总理消瘦的脸颊上滚落下来，滴在饭桌上，总理连忙擦去，埋头吃饭。这颗泪珠没能瞒过老乡，老乡看见总理落泪了，心里发慌，悔不该大口吃饭，让总理知道他们的生活贫困吃不上细粮。老乡惶恐不安起来，不敢再添饭了。总理却坚持要为他添饭，让他再多吃一点。老乡几乎是含着泪吃完了总理为他添的这碗饭！
吃完饭后，总理又用开水涮了涮饭碗，然后全部喝下去。
当晚，周恩来在自己的房间和延安地区革命委员会的领导谈话，从晚上10点一直谈到12点，还不见人出来。警卫们在门外又等了一个多小时，才见人走出房间。大家进房间，想安顿总理睡下。我也悄悄跟了进去，一进门，不由地停下脚步……总理阴着脸，眼神发直，情绪低沉，好像非常难过，呆呆地坐在沙发里一动也不动。我竟然给总理拍了一张他沉思的照片，快门咔嚓声，竟然没有惊动他……
共和国的总理用什么报答养育过他们的延安父老乡亲？热情？讲话？指示？不，周恩来知道，延安需要中央给政策，给优惠政策！可是，全国的经济建设还处在无序的混乱之中，中心工作不是经济，而是政治。这使得总理心事重重，非常不安。他只能给延安的领导立军令状，压担子。鼓励他们放开手苦干，带领群众改变贫穷落后的局面。
总理究竟在沙发里坐了多久谁也不知道。第二天，总理带微笑，也带心事，离开了延安，陪外宾返回西安。
总理到西安以后，外宾先离开回了北京。但是没有接待外宾任务的周恩来还是显得心事重重的，他将送他到西安的延安地委书记叫到跟前，反复叮咛，反复交待，让他一定将延安生产搞上去，将群众的生活搞好，中央一定给政策，你们也一定下大力气。直到地委书记回延安后，他又打电话询问有关问题的落实情况。延安的状况的确让总理寝食不安。
在西安时，我碰到服务员请求和总理合影的事，我不知道总理已经患病，虽然感到警卫局的领导对总理的呵护有点不同寻常，也似乎比以前严格，但我还没有意识到会有这么严重的病情。我还是和以前一样去找警卫局局长杨德中，一般这样的要求，他都会答应的。可是这次我刚一说，他马上沉下了脸，感到很为难，许久才说，总理身体不好，情绪也不好，还是以后再说吧。我将情况告诉那些热切希望和总理合影的服务员们，她们当即就噘起了嘴。她们不甘心直接找杨德中，最后想了一个好办法，在总理出门吃饭时，大家先在门口站好，等总理一出来就合影，不让总理久站，也不专门占用他的时间。那天中午，大家都静声屏气地站立在外头，我拿个相机也“严阵以待”。总理刚出来，一见那么多人，刚想问有什么事？杨德中便告诉他大家想和他合影。总理马上高兴地走到他的位置上，我立即咔嚓咔嚓拍了两张，仅用了两分钟，便了却了大家的心愿。
1973年10月14日，周恩来又陪同外宾在洛阳参观龙门石窟时，见到北魏时期的龙门20品拓本。他边翻阅边说买一套带回去，问明每套的价钱后，他便问秘书带了多少钱，秘书说钱不够时，他又问在场的一位省委领导带钱没有。
这时，洛阳市一位负责同志提出送一套给周恩来，周恩来严肃地说：“国家的财产怎能随便送人！”秘书看到他买书心切，便试探着问：“是不是先带一套，以后把钱汇来。”周恩来说：“不行。”就这样，他临走也没带走这套拓本。
我记得在机场有一个现象让我奇怪，以前总理来来回回的，叶剑英一般去机场迎接后，就和总理一同走了。可是这几次叶剑英接完总理，就将总理的卫士长张树迎叫到跟前，和他说些悄悄话，我感到挺有趣的，就拍了他们说悄悄话的镜头。以后我才知道，叶剑英关心总理外出时的身体情况，在向卫士长打听总理的病情。
《共和国红镜头》 第三部分《共和国红镜头》 计划成泡影（1）
第四节 江青整倒周恩来的计划成泡影
1973年10月底，复发尿血。沉重的精神压力不期而至。化疗中断，癌细胞再度抬头……
按照常规，癌症病人手术后应该住院进行化疗，巩固治疗。可是医生面对的是一个特殊病人，一个日理万机的一国总理。他不仅要处理大量国内各行各业的重大事情，还要处理外交事务。特别向他这样高层领导人，生病的情况还不能让外头知道，只要是外国首脑来中国，周恩来必须出面接见或者亲自陪同。从1973年3月第一次手术，仅半年时间，他陪同外宾走访了大寨、延安、西安、洛阳等地。所以医生们对总理只好破例，一切按特别情况处理，化疗也只好见缝插针进行了。
难道命运注定要让重病的周恩来备受磨难吗？难道周恩来的人生就是备受考验的人生吗？化疗才进行了两次，周恩来又一次面临精神的重创。
周恩来回到西花厅不久，中央叫他写党内十次路线斗争。
整整半个月，周恩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日夜趴在桌子上，写了撕，撕了又写，熬红了眼睛，熬酸了筋骨。因为老是低着头，他的眼肿了，接着脸肿了，腿肿了，后来连全身都肿了起来。但他全然不顾，还是不断写，不断撕。
邓大姐也不知道总理在房间里干什么，又不能进去说服他注意休息，着急地在门外来回踱步。身边工作人员知道一点内情，可这是中央内部的事情，他们也不能多嘴。可是看见总理这样不顾惜身体，没日没夜地写东西，心里又是着急又是难过，知道总理背负了沉重的精神压力，心里更加的痛惜！
要说最着急的是医生们，总理从把自己关起来写材料起，就拒绝进行化疗。周恩来不见客，不开会，不刮胡子，一脸苦戚，一腔愤慨，长书万言。为保护比生命还重要的政治生命奋笔疾书，也为保护安定团结的大局而不惜委屈着自己。
委屈自己，痛苦自己，这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有些人有健康的心脏，却包裹在狭小的胸膛里，有强壮的身体却没有硬朗的脊梁。然而，周恩来有病的心脏却在顽强不屈地跳动，虚弱的身躯坦然地承受起屈辱！
人只有在深哀和极乐时，才能显露你所有的真实，或是崇高或是卑俗。
后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作关于党内十次路线斗争讲话时，身边的工作人员才明白总理为什么拒绝治疗，原来他正在忍受心灵的煎熬，怎么有心情去治疗呢？
好容易度过煎熬心灵的炎夏，淡淡的秋季还给了周恩来稍稍宽松的环境。这时党的十大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周恩来在会议上心情还是比较愉快的。总理带病坚持参加小组的讨论，认真记录，随时解答代表提出的问题。
“十大”之后，周恩来又陪外宾去了洛阳，回来不久，大概是10月下旬的一天，周恩来在大会堂福建厅约人谈话。
这天有些奇怪，医生们老是觉得隐隐有预感，会出点什么事情似的。观察尿色是最直接掌握病情的方法，医生非常注意总理的小便情况，每隔两三小时就提醒总理解手。这时他们发现总理已经好几个小时没有解手了，应该进去催促一下。周恩来一见医生进来，马上意识是叫他解手了，没有等医生说话，主动起身去了卫生间。
周恩来解手出来，看了门口医生一眼，什么也没有说，一扭头走向座位。可这一眼却叫熟悉他的医生心跳，这是什么样的眼神？这么古怪？医生随后一步冲进卫生间，完了……尿血……顿时脑子轰的一声，只觉得血沉到脚后跟，整个房间都在眼前转动。
这意味着周恩来很可能不再属于1/3治愈的病例！
大夫第一反应是赶紧给总理服镇静药，怕他心脏出问题。然后写了个条子给在场参加会见的叶剑英：叶帅，总理刚才小便出血，看来已经复发。
不一会儿，叶剑英神情紧张地走出来，“怎么回事？张大夫，总理怎么了？”
张大夫急切地向叶帅汇报了刚才发生的情况。说到总理几个月心情不好，拒绝化疗，癌细胞又抬头时，眼眶又红了，咬着嘴唇，默默低下了头。
……叶帅长长叹了口气。
“别紧张，要沉住气，我来想办法，我来想办法。”说真话，此时此刻叶帅就是他们医生的救星。如果不是这样，他们的肩膀真不知道能不能扛得住这个严酷的现实。
厄运又一次降临在周恩来头上，癌症复发的痛苦远远比初期发病要严重得多，这次出血比以前任何一次都要迅猛，量也多。每天失血达100CC以上。这样严重的病情不要说是发生在一个已经七旬老人身上，就是年轻力壮的人也吃不住劲的。
医生一边等待医疗方案的批复，一边尽力控制病情的恶化。万般无奈中，只好先给周恩来输血，可这是治表不能治本的措施，根本的医治必须手术。周恩来毕竟是党政军高级领导人，他住院治疗是要经过中央批准的。这一点医生能理解，但是报告上去却迟迟得不到明确答复。这让他们百思不得其解。这时又发生了一个意外的事情，周恩来的治疗方案更加难以实现。
1973年中美两国政府相互设立办事处，两国的国旗首次在对方首都的上空升起。
由于中美两国长期在国民党台湾政权问题上的对立，加上两国社会制度的悖行，这给中美外交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1973年底，基辛格再次访华，周恩来抱病接见了他和他的随行人员。
在基辛格访华前，周恩来就基辛格来华可能触及的敏感问题和毛泽东交换了意见，并统一了看法。毛泽东和周恩来都知道，当时两国的矛盾焦点仍在“核保护伞”和台湾问题上。这在1972年尼克松将手伸过太平洋和共产党中国握手言和时，就感觉到台湾问题将是中美之间举足轻重的实质问题，也是美国人手里既重要又棘手的王牌，希望它在中美的谈判上赢分，保住那份独占多年的利益；又害怕出牌不当，输了台湾，又将自己利益赔进去。尼克松在上海签订两国公报时，就表现出美国政府既固执又圆滑的复杂心情。
然而，“一个中国”这是中国政府绝对原则的立场问题，决不可能在这上面作丝毫的让步。美国政府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