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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帅,您一定要说明这一点,膀胱癌不同其他癌,不是不治之症。治疗得早是可以根治的,是有救的……叶帅您一定要这么说啊,总理一定有救的。”
“好好,我按照你们的意见说。现在你们别着急,要注意总理心脏,他的心脏有病,不能再增加他的思想负担。想办法先止血,稳定住病情。尽量争取早些做检查。你们放心,主席会帮助总理渡过难关,会同意总理做进一步检查的。”
有了叶帅这句话,他们才感到心里好受些。
几天后,中央批准了专家们的医疗报告。
1973年3月10日,周恩来终于离开了西花厅,来到玉泉山接受检查。为了对外保密,专家们在玉泉山布置了一个治疗室。
傍晚,暗红色的晚霞撒在垂日的天尽头,凝重且肃穆。它注视着黑夜即将来临的大地,撒落它一天里最后的祝福,然后从屋脊的瓦楞上收去最后一缕红丝。
玉泉山,中央领导人居住的地方,开始陆陆续续亮起了灯火。
医生们在临时布置的手术室里做好了最后一道术前的准备。这之前,医生们已经确定了好几种治疗方案,如果检查癌症病灶很小,就一次烧掉,检查治疗一次完成,不让总理再受一次罪。但是这个方案只能根据检查的情况灵活掌握。如果癌症病灶很大,这个方案就不能用了。只好先检查,后治疗,分为两步实施了。
手术台历来是生命的生死台,它几乎能改变甚至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在周恩来躺卧的手术台上,紧张的气氛像凝固一般,专家们心里都沉沉的,重重的,随着每一次手术器械落盘的声响,心越揪越紧,汗水不知不觉细细密密从额上渗出……
膀胱镜终于照见了发病部位,专家们眉眼露出了笑意。癌症病灶直径还不到一公分,表面仅有些毛茸茸,说明癌症还在早期,治愈的可能非常大!手术台医生们闪动的眼神成了彼此心灵沟通的语言。
负责主治的吴阶平院长一声不吭,立即用电烧手术器械烧掉了病灶,只有几秒钟,癌的病灶消失了,不再出血了。
医生们欢欣鼓舞,连忙把手术成功消息报告给门外的领导。同时也将手术情况汇报给毛泽东。不到半小时,毛泽东住处就回电话过来:“主席的原话:医生们做得好!感谢他们!”
悬在心头的石块,终于可以落地了。
邓颖超也等在手术室的门外,听见丈夫手术很成功,她的心情并没有完全轻松,当听见毛泽东来电话祝贺,她却哭了。她内心深处的担忧和多日的紧张,随着无言的泪水滚淌。在任何艰难困苦面前,坚强的邓大姐都没有落过泪。可这次她……泪水沾襟。在场的人谁也无法分担邓大姐内心的痛苦,更无法用语言去宽慰她。
手术治疗后,生命活力又一次回到周恩来体内,尿检再也看不见红血球。气色和精神也明显好转。随后又在风景秀丽的玉泉山休息了20多天。
周恩来在手术前是天天见报的重要人物,可是一下子沉默了20多天,外界马上敏感起来,放出五花八门的传说,什么中国总理已被停职,什么周恩来身患重病……正好那个年代中国高级领导人老是频繁被打倒,周恩来一有风吹草动自然会牵动外国新闻界的神经。
4月8日,日本相扑首次来中国表演访问。周恩来借此机会向外界亮了相。会见后,他径直回西花厅,又开始他日理万机的繁忙工作。
在他日程中有一个更重要的亮相等待他去实现。4月12日,周恩来在大会堂宴请西哈努克时,请去了邓小平,当周恩来和邓小平款款走进记者镜头时,第二天一个爆炸性的新闻传遍世界:邓小平复出,任国务院副总理。
周恩来不仅清除了肿瘤,同时也了却了一个心愿!心情轻松的周恩来决定到大寨等地走走,一方面陪同外宾,一方面自己也休息休息。
回想1972年在从广州回来的飞机上,大家最为兴奋的是,总理主动提出和飞机上工作人员合影,这在以前想也不敢想的事情。
我一上飞机,就可以喘口气了,肩头卸下沉重的摄影箱,坐进舒适的座位上,顿时瞌睡袭来,很快我就进了美妙的梦境中。突然张大夫跑过来,使劲地推我:“老杜,快起来,总理要照相。”
这怎么可能?总理忙成这样,难得的休息还要拍照?总理几乎每天收进了镜头,这时他要拍照?我以为他们逗我,是想把我骗到他们那里打牌。可是张大夫神情特别认真也非常着急,“真的,总理真的要和我们合影!”
我赶紧跟张大夫后面到总理的后舱,进去一看,总理身边已经聚集了不少人,有陪同出来的中央警卫局局长杨德中,还有机组的乘务人员和总理身边的警卫、秘书等人。
大家一见我进来,马上让我拍照。我用眼神请示总理,是否可以?
总理坐在座位上,手里拿着画报,他微微向我点点头。看来是总理主动提出的。我马上放开手给大家拍合影,先是杨德中局长单独合影,后是专机的女同志,再是男同志,最后才是身边的同志。我看看拍的差不多了,准备收机器,总理朝我招招手,老杜,你还没有照呢?
我一愣,我不知拍了多少合影,这次总理怎么要我也来一张合影?心头的疑问只是一闪而过。我和总理合影非常少,这次有这样的机会,我当然不能放过,赶紧将相机交给总理的卫士,然后,我坐到总理身边的座位上,“咔嚓”一声,这是我有生之年第二次和总理单独合影,也是最后一次和总理合影。
后来大家才知道总理患重病了,以后可能不再坐专机了,他是有意识地提出和大家合影的,因为平时他知道我们都想和他留一张合影的愿望。一想到总理善解人意的厚道和善良,至今心里还感到很酸涩,也对总理细致情感惊叹不已。
《共和国红镜头》 第三部分《共和国红镜头》 共产党人要尊重历史
第三节 共产党人要尊重历史
1973年夏天,周恩来抱病回到延安,群众围住总理的汽车,看见警卫一身泥土,总理说“要作检讨,应该我作!”
从大寨回来不久,北京天气渐渐热了起来,总理的病情还比较稳定。这时,越南的客人又到了北京,提出去延安看看。总理欣然答应,他说,“我自己解放以后一直没有回过延安,也想去看看。”总理去延安,总是喜欢用“回”这个字眼,好像人们常说回家一样。6月9日这一天,一架飞机由西安起飞,径直北上。
机翼下,是黄土高坡,充满着神秘。是一方千年苦水浸泡,孕育华夏民族的地方。那圆圆厚厚的塬,层层叠叠的田,细细弯弯的沟和那密密匝匝的窑洞,都会激起人们对遥远文明时代的遐想。
机舱里,周恩来没有沉浸在遐想之中,而是沉静地和外宾交谈。当一个呈Y形的山沟展现在飞机的机翼下时,他倾了倾身子,双眼紧紧贴着机窗,忘情地凝视着这片特殊的土地……
这个Y形的山沟就是共和国神圣的诞生地——延安。这也是周恩来日夜思念的“故乡”啊!
周恩来在阔别了延安20多年后,终于又回到了曾经和毛泽东等领导人运筹帷幄,主宰中国命运,不是故乡却胜似故乡的黄土地!
面对度过了13年艰难岁月的延安,总理的神情特别兴奋,就连我们也很激动,延安这块与中国革命命运紧密相连的地方,曾经记载过我们的昨天。
这千年万年堆积而成的黄土地,曾经敞开博大的胸怀,拥抱着从危难中走过来的革命力量,它用乳汁哺育了成千上万的优秀干部,成为举世闻名的革命圣地。延河水、小米饭养育了革命的成功,也养育了共和国第一代的领袖们,可是却养育不富今天的延安人。这里仍然是一个贫穷的山沟沟。周恩来在延安交际处住下,顾不上休息,叫来警卫局的领导,无比深情地说:“延安,我已经20多年没有回来过了,这次回来,我要多看看。午饭吃了,我们就去宝塔山。”
午饭后,随行领导知道总理身体不好。特别是警卫局的领导,已经知道总理患绝症,就劝他休息一下再去宝塔山。总理摇摇头,执意不肯休息。
来到宝塔山下,总理围着斑驳陈旧的古塔细细地端详,一会又转到一块红色木牌前,他停下脚步,微微眯起眼,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身后跟着的人觉得有趣,也凑到跟前看,原来是党中央在1949年从北京给延安政府的复电全文。总理边看边说:“党中央在延安13年,这次要好好看看延安啊!”总理转到山崖边时,远远眺望延安城,感叹道:“延安变化不小啊!1938年底,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开始轰炸延安,连续轰炸了两天,后来经常来轰炸,想炸平我们党中央的机关。我们那时住在凤凰山,没有炸到。可是延安城里损失非常严重,几乎不剩一间房子,满地碎砖烂瓦,只有山坡上的窑洞还能住人。不过敌人越炸,我们越强大,不仅学会了怎样防空,还用敌人的炸弹皮造武器。这不是我们的钢铁公司吗?”说到这,大家都笑了。
总理上宝塔山时,外宾正好被安排去其他地方参观,没有同来。总理就不让惊动延安保卫部门,宝塔山上也就没有实行警戒。总理一行人上山时,还有其他游人和老乡在山上。一个学生模样的后生一眼认出总理,兴奋地大叫:“总理来了!总理来了!”一喊惊四方!人们哗地涌了过来,都想亲眼看一看总理,谁也不肯后退。警卫人员拼出浑身的力气好容易让周恩来上了汽车,可是总理不让关车窗,将手伸出窗外和群众握手……回到驻地,总理看见警卫们有的把鞋都挤掉了,浑身是泥水,连忙过来,拉起一个战士的手说:“对不起,我给你们闯了祸。”
周恩来在延安枣庄住过许多时候,这次他陪外宾来枣庄故地重游,情绪格外兴奋。走一路说一路,几十年前的事都记得。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领导人住在枣庄上面的窑洞里,一人一个院子。刘少奇的窑洞没有牌子,草长得很多。总理走到这里,站了下来,看了许久,刚才的情绪一点点地被压抑。他解开衬衣的钮扣,让喉结滚动了几下,什么也没说。走到枣园下面的平房前,这是红军到延安后盖的,是中央的办公用房。讲解员指着两间房子说:“这里是周总理的秘书居住的房间。”
“不对,这是陈伯达住的房间。”总理当即更正讲解员的介绍。“是谁住过,就是谁住过!要尊重客观历史。”
后来在延安革命纪念馆里,总理将纪念馆的领导人叫到跟前,对他们说:“你们纪念馆里陈列的只有毛主席、朱老总、任弼时、陈云和我。这只是中央领导人的一部分人,还有许多当时领导人。如刘少奇、邓小平,还有许多老帅都没有。纪念馆是历史的记载,要符合客观历史。今天上午,我看见枣园里刘少奇的窑洞没有牌子,为什么不挂个牌子?现在是现在,不能连历史都不要了嘛!”
在场的人好像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是总理讲的话?他们犹豫地问:“可是这些人是被打倒的……”
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