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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9月14日上午，中方得知蒙古境内坠毁一架民航客机。15日下午，中国驻蒙古大使带领随员前往出事地点，经过两天的巡视和验尸，所得证据完全可以证明是林彪乘坐逃跑的飞机。当天夜里，这个比较准确的消息传到了北京，第一个松了口气的是周恩来，他穿着睡衣，兴冲冲地由他的西大厅跑到毛泽东住的118房间，将这个意外的消息告诉了主席。
林彪外逃失败这是最理想的结局。
至少大量的军事机密没有泄漏出去，保证了国家的安全。
周恩来从毛泽东那里回来，一进门，就兴奋地叫道：“拿茅台来，大家庆贺庆贺！”聚集在会议厅里的都是待命的高级将领。他们一听总理这话，唰地起身，高兴地取来杯子，和总理一同仰脖畅饮。
所有的紧张、担忧和沉重，顷刻间被浓郁的酒水融化了。他们品尝了一杯从未品尝过的好酒！留在大会堂的工作人员，也因为林彪摔死，得到了暂时的缓解，可以回去和家人团聚了。
林彪虽然死了，遗留的工作仍然棘手，比如要层层开小口吹风，一点点增加人们的心理准备；对关闭机场、停止国庆庆祝活动等，大家也都非常敏感，必须作大量的解释工作；特别是已经向世界公布了中美联合公告，全世界都在翘首以待来年初美国总统的访华活动，中国政府怎样既要淡化林彪的身份，又不惊动国际舆论……这许多事情的处理都是使周恩来劳心费神。
作为林彪死党，黄、吴、李、邱“四大金刚”，必然要受到历史的惩罚。
10月3日，刚刚过了国庆节，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同时中央成立了专案组，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问题。因为林彪叛逃事件只是在很小范围知道，对外还一直保着密，包括部队。对于黄、吴、李、邱的处理，中央必须掌握确凿的证据，证明他们直接参与谋害毛主席、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才能逮捕法办。先从内部控制他们，不能打草惊蛇，不然，容易引起军队内部的混乱。
国庆节后，中央还同意邱会作率访问团出访了越南。
到了10月底，专案组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林立果是空军办公室的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空军是这次反党活动的重灾区。专案组从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里发现了大量的文件和反党计划，最著名的文件大概要数《“571工程”纪要》。至今许多人都能记得里面的内容，他们的口号和纲领之反动之猖狂之恐怖实属罕见。“四大金刚”参与反党活动的证据也逐步查清。
10月底，中央下达了对黄、吴、李、邱的逮捕令。这是继1967年逮捕“王、关、戚”，1968年拘押“杨、余、傅”之后的又一次秘密行动。中央警卫局一贯是毛泽东的绝对听从指挥的部队，一声令下，抓任何人都不会犹豫，尽管抓“杨、余、傅”已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错误的。可是，对林彪的“四大金刚”执行逮捕任务，却是应该大加褒奖的神圣使命。
这是在人民大会堂第一次执行逮捕行动。
黄、吴、李、邱被通知晚上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这次逮捕行动由周恩来亲自指挥，逮捕的方法也非常简单。他们到达大会堂时，外面指挥的人，先放“首长”进去，后面截住他们的警卫，请进了事先安排好的房间里。
会议地点在福建厅，离北门很近。他们刚走进大会堂的北门，立即就上来两个人，一边一个紧紧夹住来人，由办公厅负责人当面宣布中央的决定。然后快速架进电梯，大会堂的地下室里两辆吉普车早已恭候在那里了。
不一会儿，黄、吴、李三个人就成了瓮中之鳖，被带进吉普车里。
在捉拿黄永胜的时候，还费了点劲。黄永胜自恃自己是总参谋长，见有人来架他，马上警觉地高声叫道：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并且奋力挣扎。但是事先考虑到反抗的问题，选派执行任务的人不仅个大，而且都是副团长以上职务的军人。他们遇到这种情况，非常镇静，也富有经验，不等黄永胜再挣扎就利落地将他手反背到身后。为防止不测，从他身上搜出了水果刀、药品等物品。
过了开会的时间，还不见邱会作的影子，别是他听到了什么风声？指挥中心立即和邱会作的秘书联系，才知道邱会作去西郊机场送人，要晚一点来。
事不宜迟！打电话追到西郊机场，通知他马上到大会堂开会。对邱会作也是用同样的办法将他逮捕，他没有反抗。被抓，好像是在他意料之中的。将他押进电梯的时候，他看见了张大夫，就叫他。张大夫知道他已经不灵了，但既然是在指名道姓叫他，还是应该上前去看看。电梯的门开着，邱会作被两个人看押着，以前的威风不见了，剩下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他向张大夫要安眠药，说是没有药他睡不着。医生的天职是救死扶伤，毕竟和政治不一样。他觉得从医德出发，可以给他一点药。就说：“等一下，我去拿。”他先请示了汪东兴，汪东兴的想法和他一样，可以给一点药，量不要大。张大夫取了几片就是吃一把也死不了人的药性小的安眠药，送给还等在电梯里的邱会作。他接了药，连连说谢谢。或许这几片药还真的帮他度过了几个难熬的长夜。
后来大家参观邱会作的住宅，才知道他吃药成瘾，各种药品堆满了房间，补药品种之多，令人瞠目结舌，生活极其糜烂。直到他被抓起来的时候，他首先惦记的还是药。
《共和国红镜头》 第三部分《共和国红镜头》 陈毅是个好同志（1）
第四节 陈毅是个好同志
1972年初，最寒冷的日子，陈毅永远闭上了难以瞑目的眼睛。毛泽东穿着睡衣突然亲临追悼会……
陈毅去世了。是在北京最寒冷的季节里去世的。
无论我是相信还是不相信，他都静静地躺在那儿，仿佛睡熟一样，那么安详，那么轻松。
此时，日历上印着赫赫黑字——1972年1月6日。
凌晨的钟声，再有五分钟就要敲醒新的日程。而一颗乐观豁达、爽直忠诚的心脏却停止了跳动，生命的钟声永远地沉默了。
我在医院里陪着陈老总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三天，但我心灵的遗憾却要伴我度过终身——未能实现他生前小小的奢望”，给他找一个气体打火机。
陈老总走了，永远地走了。
几天后，朋友兴高采烈往我面前丢来一只气体打火机，我浑身颤悸，咆哮道：“太迟了！为什么不早点，为什么不早点呀！”
朋友僵然，许久没有想出一句安慰我的话。
我掩面长叹。将迟到的打火机珍藏在书橱的高处，成为记忆成为纪念也成为终身的遗憾，已随我整整度过20多个春秋……
我在医院陪陈老总的最后3天，72个小时，人生的一瞬间。可我无法平静地独立面对这个惨痛的瞬间。
朱德、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刘伯承……白发苍苍，颤颤巍巍的老帅们，一次又一次地来到医院看望弥留之际的老战友，他们是从一个战壕里出生入死冲杀出来的，今天说什么也不忍心让陈毅一个人孤孤单单地“上路”，送了一程又一程。
一程比一程凄凉。一程比一程涕零。
我呆若木鸡，僵立门外。门里的陈毅元帅已安详地闭上了久久不肯瞑目的双眼。因为几个小时前，他醒过来，听见叶帅的声音：“二月逆流”平反了。他终于了却了人世间巨大的也是最后的心病。
他悄然无声地走了。床前那台心动监视荧屏似乎再经不起亮点的蹦跳，它太累了，歇息下来，拉成一条笔直笔直的直线……
哭声骤然四起。
夜，黑得不可思议。风，寒得不可抵挡。
1月8日，毛泽东签发了陈毅的悼词。
身为国务院副总理的追悼会只是军队元老一级的规格。
我们这些曾在陈老总身边工作过的人一听，谁不为可敬的老帅这种不公道的盖棺而难过？可这是毛泽东签发的，谁又能改变呢？
元老一级的追悼会，照片一般不会上报纸的头版头条，毛泽东又不去，自然就没我的拍摄任务。可是不去参加陈毅的追悼会我是不会心安的。我将10日的工作安排了一下，上午冒着严寒驱车到八宝山殡仪馆。
我一走进追悼大厅，心似揪着般疼痛……因为规格问题，陈毅的遗像也缩小了一圈。遗像两旁排了10几个花圈，大厅的后面燃着两个烤火炉，整个大厅显得空空落落凄凄凉凉。我一看，这样简单冷清的追悼会，拍摄方面几乎没有要准备的。
追悼会安排在下午3点开始。
吃过午饭，我在休息室里围着火炉打个盹。朦胧间，耳边有人叫：“快快……毛主席快要来参加追悼会……”我还以为是梦呓，没有理会又迷糊起来。
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搅得我心烦意乱，睁开眼睛：“你们干什么？吵死人了。”
“总理来了。”
我一看表，才两点，这么早！
我赶快起身，到殡仪馆的门口。总理已经站在台阶上正指挥人去找电炉。看见我，高声叫道：“老杜，你也来了？正好正好。”
什么正好？我一点也摸不着头脑。看着总理调兵遣将忙得不亦乐乎，我又插不上嘴问，过一会见到了总理的卫士长，我一把拉住他：“哎，老张，总理今天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啊呀！你不知道？”
“我知道什么？”
“主席要来参加陈老总的追悼会。”卫士长一字一顿告诉我。谁？主席！我一惊，真的嘛！真叫人意外。
主席说是不来的嘛，怎么又来了？我刨根问底。
“中午一点，总理服了点安眠药才睡下。老总死后，总理几天没有好好睡觉了，我们都瞅着心痛，又没有办法。总理心里有事，连午饭也没吃，就一个人在院里踱步。我们见离追悼会还有一个多小时，就劝他休息一会儿。没想到……哎，人家夜长梦多，这可好，夜短也梦多，总理这才刚刚睡下，电话铃响了，我一接，你知是哪儿的？‘游泳池’的，我的妈呀，主席要去参加追悼会，而且已经起床了，正调车往八宝山去呢。这还了得，我忙去叫醒总理，总理这时药性刚刚上来，你说这时让人立即醒过来该有多难受。总理迷迷懵懵叫我说完，二话没说，‘呼’地从床上跳起来，穿着睡衣赶向电话机，叫中央办公厅立即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并且通知西哈努克亲王可以参加追悼会，又请宋庆龄参加追悼会……我在一边呆了，安眠药的作用力还没有过去，总理却以他惊人的毅力迅速摆脱了困倦，不过几分钟的时间总理就把一切都料理好了，就像这突如其来的事情早在他预料之中似的，反应异常敏捷。你瞧……”
原来如此。我折身回到大厅，刚才还空空荡荡的大厅里，像从天上掉下许多人，架灯的，安电炉的，整理花圈的……我也赶快检查了一遍照相机。
没想到我这次竟“歪打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