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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巴基斯坦已是下午。如果这次不是亲眼目睹，我的脑袋里一直固执地以为只有中国人最喜欢热闹的事情。其实不然，我们的汽车刚跑到街道上，立即被四面八方涌来的群众围住了，黑压压的人群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鼓掌声，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我们的汽车被这沸腾狂欢的场面搞懵了，突然熄火窝着挪不动了。人还在不断地围拢……这时我听到尖锐的哨声，人群开始朝街道的两边移动，为我们闪出行车道。有的人不甘落后，不住地朝前挤，立即遭到警察的严厉阻止。
我们车子开动了，群众又随车涌向我们的住处……车子几乎是被数万的群众抬担架似地抬到国宾馆门口。
刚才飞机上的枯燥、单调骤然落在热血沸腾的土地上，立即被融化了。
刘少奇和陈毅脖子上套着巨大的彩色花环，那上面托着的不再是忧愁的眉结，而是明朗由衷的笑容。
北京的中南海并没有因此停止“文化大革命”的脚步。
4月9日开始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12日结束。
列举彭真的错误开始朝着“系列化罪行”发展。
决定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这是刘少奇2月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定下来，向在武汉的毛泽东提交的“汇报提纲”。
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
鲜花、笑容、欢歌……铺撒在中国国家主席友好访问的路途上！
困惑、痛苦、愤怒……铺撒在中国国家主席结束访问的归途上！
日历在我们繁忙紧张的手里撕去了七张，我们已抵达最后一个国家进行友好访问。再有几天我们将要踏上归途。
第九天，我们挥手告别了美丽古老的仰光，也告别了劳累不堪的拍摄采访。专机降落在西南边城——昆明。
祖国的空气最清新，我坦坦地展平身躯，美美地睡了一觉。恰是昨晚的一个电话，才使我轻松无比地走进久违的梦乡。
“周总理刚从北京打电话给我们老总，说北京没什么事，要老总陪刘主席在春城休息几天。你也可以放心地好好地睡上一觉。明天不会有什么活动。”陈毅的秘书拨了个电话给我说。
夜长梦多！
一觉才睡醒，倦意还未退尽。门“砰”地推开了，门框中间立着秘书紧张的身躯。
“杜山！”
我就站在他老兄眼前，他却放出震耳的音量，足以使我头发直立，以为大祸临头呢！
“快快，快收拾，马上起程。”
“你昨晚不是说总理叫休息几天吗？怎么？”
“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刚才才接的通知，叫首长去杭州开会。错不了！”
“首长去杭州，我们也去杭州？”
幸好我还来得及冷静地问一声。
“噢……我去问问。”秘书一阵风似地跑了。
刚合上的门“砰”地又开了，没见人影只传进来了声音：“你不去杭州，待会儿回北京。”
我赶紧收拾摄影器材，卫生间里的放大箱和冲洗箱都打开了，以为在昆明要用上的，连药水都配好了。
出访途中有时会碰到改变航向的突发事件。有一次随总理访问阿尔及利亚。飞机都快飞到他们国家的上空了，空中接到急电，阿尔及利亚刚发生政变，不能前往。飞机立即掉转机头，在天上划了个大圈，飞回到埃及，降落在开罗机场。
可这次是在国内呀！这就不能等同而言了。
我以为秘书们一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悄悄地问他们，哪知他们和我一样茫然，就连他们的首长也在费劲地猜测……
我以后才知道……上海的飞机还没到昆明时，两位首长一边等飞机一边在猜测，陈老总到底是横刀立马、久经沙场的老帅，马上想到是不是我国边境发生了战争？刘少奇和他想的不一样，可能是国内政局有什么大的变动？陈老总不由地若有所思地望着深邃空灵的天际和飘浮游动的云缕。
上海的专机接走了刘少奇和陈毅。我们也乘原来的专机回北京。
同去不同归！
我又一次踏上更加孤独、更加枯燥的旅程。
北京近了，随着心房不住地下沉，飞机盘绕着首都机场不住地下坠。跑道由一根银线渐渐地膨胀成一条马路，又迅速地扩展到广场。
北京到了，春风夹裹着细雨在空荡荡的机场上飘来飘去。蒙蒙细雨像罩子从我的头上方盖了下来，我恍惚觉得五彩空间就是被这讨厌的雨水淋湿而消失的。
回到新华社，我才知道“天上一日，人间千年”。短短的10天，国内发生了许多许多的事情，最叫我惊讶的莫过于诞生了“文化大革命”这个词组。我努力地想“文化大革命”……文化领域的大革命？大革命要以文化形式……？
我现在回忆那时人的思维，不禁哑然失笑。人们用慎重和胆怯禁止了自己超越以往因信口开河带来的惨痛现实，不敢越“雷池”似地越“文化”半步。
仿佛是场人生大戏，为使剧情跌宕起伏，人物命运扑朔迷离，变化莫测，刘少奇他们直到走进由毛泽东主持的杭州会议会场，才知道他们一路的猜测离题万里。
《共和国红镜头》 第二部分《共和国红镜头》 在总理身边的特务
第五节 我是安插在总理身边的特务？
1966年6月我随周恩来出访欧洲。凯旋的双足刚踏上北京机场，“史无前例”的巴掌将我推进了“特务、间谍”的行列。
中共中央将“五一六”通知往全国一发，“文化大革命”即开始了。
“文化大革命”以它罕见的速度，迅雷不及掩耳地席卷了神州大地；也以罕见的威力，排山倒海般地冲破一切领域。
北京街头开始出现令人不安的“躁动”。
高音喇叭穿越墙障，透过树丛，在空气中传播。一堆一堆的人围着喇叭，围着半导体，围着一张张的小报，围着满墙的大字报，观看着、议论着。
我这时来不及细品“文化大革命”的其间奥秘，又奉命随周恩来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访问。不过这也好，“眼不见心不烦”嘛。
出访近半个月。回到北京已是7月初，正是盛夏。
飞机还在跑道上滑翔时，我的目光恍惚掠过某种敏感的字眼儿，可是飞机拐弯掉转了方向，挡住了我的视线，瞬间敏感的字眼儿也就没往心里去。
周恩来这时从后舱里走出来。我听他的秘书说，总理已经几天几夜没睡好觉。看上去脸色显得很苍白……我深知没睡觉的滋味。刚才在飞机上我还问总理的卫士长：总理休息了吗？卫士长也挺可怜，熬红的眼睛像双兔眼，年轻的脸上堆起苦滋滋的皱纹，无奈地直摇头。
我们惆怅地叹息着，都是些男子汉，可一点办法也没有，眼睁睁地望着总理一天天地消瘦下去。其实我们不知道此时的总理内心承受的压力要比身体承受的压力大得多得多！
也许是职业的毛病，有时没事爱一个人默默地琢磨人的神情和气质。
周恩来潇洒、严谨。
刘少奇严肃、沉稳。
陈毅豪放、风趣。
再以后，我的镜头投向晚年的毛泽东，毛泽东神秘、沉郁。
“嗳，老杜，该下飞机了。”
我一看，机舱里都空了，忙提起摄影箱往外走。
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都已离开暑气腾腾的机场。我下了飞机，只觉得明晃晃的阳光如箭刺目，叫人头昏目眩的，竟然没有看见近在咫尺的熟人，只顾埋头疾走。等那俩熟人到我跟前时，我惊喜极了：怎么，社里派你们接我的？连忙兴高采烈地和他们握手，可那俩熟人一脸冷漠，像从不认识我似的。只从嘴里简短地蹦出两个字：上车！
窗外掠过惊心的标语：“造反有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正是我从机窗里看到的字眼儿。
汽车没有把我送到家，而是直接开到新华社的大院里。我一下车就被几个人稀里糊涂地拖到楼里。定神一看，心里暗暗吃了一惊，迎面的墙上扯出块条幅，那上面本人的大名颠三倒四歪着，这还不说，上面还打着红××呢！
我这是犯了什么罪行？火爆性子开始一点点膨胀。
“你是安插在总理身边的大特务！大间谍！”
“你们有什么根据这样胡说？”
“你带的机器就是证据。那箱子里就藏着窃听器！”听到这我差点没笑出来。要不是名字上打着××，我真以为他们在搞喜剧小品，和平时一样穷开心，跟我闹着玩呢！
这幕闹哄哄的荒诞剧折腾到午夜才告一段落。
我从灯火通明的楼里出来，月光冷冷地洒落在地面，可大地却在死去活来地沸腾着。我真想大声乱骂一通……太他妈的气人！转念一想，刚才他们强行打开我的摄影箱，已证实我根本就没有窃听器，也许明天他们就会明白这一切都是误会。想到这里心里稍稍平静了一点。
夜色糅浓了家人的酣睡声。
我一气抽了好几枝烟，也无法使自己接受这严酷的现实，苦苦数着钟表的清脆滴答声，捱到天明。
老实说，这股突如其来的风暴一开始我还没有当回事，多少有点儿小看这帮造反派的威力，天真地以为搜不出窃听器，他们再斗几次找个台阶，还不就没事？过几天中南海一有活动，我还不照样背着相机去工作！再说我还是中央新闻组的副组长呢。
可见我这个40岁的人竟是多么的天真和幼稚！
我的罪名像魔术师手里的道具，不停地变换花样，连我拍摄的照片也成了他们批斗我的“有力证据”。
“为什么拍摄王光美穿旗袍、戴项链的照片？”
“为什么拍摄陈毅走在周总理前面的镜头？”
“把刘少奇手里的中华烟拍那么清楚，显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吗？”
“邓小平昂着头走在领导人的前面，难道他的职位最高吗？”
…………
最为荒谬的是叫我交代“黑照片”的动机，似乎我的镜头连人的思想都能拍下来。他们规定我每天要写千字交代材料，还要写五张揭发别人的大字报。对于这样的要求，我只有一句：“不写！”任凭造反派“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我不写！我只剩下这副属于自己的骨头，怎能再失去？这样一来我很轻而易举地得到了“顽固不化，死不悔改的特务、间谍”的头衔，理所当然地被打发到社里照片制作车间去“脱胎换骨”，当一名定影工人。
中南海我是回不去了，中央新闻组的办公室也被造反派占领了。
在荒诞和耻辱的纠缠中，狂乱在更大的范围里蔓延……刘少奇倒了，邓小平倒了，陈毅靠边了……元帅中除林彪外都纷纷落马，遭受屈辱和磨难。
周恩来被挤进了夹缝，艰难地工作。
我只能从报纸上得到几条担惊受怕、牵肠挂肚的消息，更多的领导人音信全无，下落不明。
1968年，一列火车从北京开往乌鲁木齐，我开始了近似流亡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