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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你开饭啦！”说完就脚不点地地走了。我走过去拿起那两个干硬的馒头，看见他背的枪筒里不知在什么时候又多了一枝野菊花，跟那些树枝一起，在他耳边抖抖地颤动着。
他已走远了，但还见他肩上撕挂下来的布片，在风里一飘一飘。我真后悔没给他缝上再走。现在，至少他要裸露一晚上的肩膀了。
包扎所的工作人员很少。乡干部动员了几个妇女，帮我们打水、烧锅，作些零碎活。那位新媳妇也来了，她还是那样，笑眯眯地抿着嘴，偶然从眼角上看我一眼，但她时不时地东张西望，好像在找什么。后来她到底问我说：
“那位同志弟到哪里去了？”我告诉她同志弟不是这里的，他现在到前沿去了。她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说：“刚才借被子，他可受我的气了！”说完又抿了嘴笑着，动手把借来的几十条被子、棉絮，整整齐齐地分铺在门板上、桌子上（两张课桌拼起来，就是一张床）。我看见她把自己那条白百合花的新被，铺在外面屋檐下的一块门板上。
天黑了，天边涌起一轮满月。我们的总攻还没发起。敌人照例是忌怕夜晚的，在地上烧起一堆堆的野火，又盲目地轰炸，照明弹也一个接一个地升起，好像在月亮下面点了无数盏的汽油灯，把地面的一切都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在这样一个“白夜”里来攻击，有多困难，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啊！我连那一轮皎洁的月亮，也憎恶起来了。
乡干部又来了，慰劳了我们几个家做的干菜月饼。原来今天是中秋节了。
啊，中秋节，在我的故乡，现在一定又是家家门前放一张竹茶几，上面供一副香烛，几碟瓜果月饼。孩子们急切地盼那炷香快些焚尽，好早些分摊给月亮娘娘享用过的东西，他们在茶几旁边跳着唱着：“月亮堂堂，敲锣买糖……”或是唱着：“月亮嬷嬷，照你照我……”我想到这里，又想起我那个小同乡，那个拖毛竹的小伙，也许，几年以前，他还唱过这些歌吧！……我咬了一口美味的家做月饼，想起那个小同乡大概现在正趴在工事里，也许在团指挥所，或者是在那些弯弯曲曲的交通沟里走着哩！……
一会儿，我们的炮响了，天空划过几颗红色的信号弹，攻击开始了。不久，断断续续地有几个伤员下来，包扎所的空气立即紧张起来。
我拿着小本子，去登记他们的姓名、单位，轻伤的问问，重伤的就得拉开他们的符号，或是翻看他们的衣襟。我拉开一个重彩号的符号时，“通讯员”三个字使我突然打了个寒战，心跳起来。我定了下神才看到符号上写着×营的字样。啊！不是，我的同乡他是团部的通讯员。但我又莫名其妙地想问问谁，战地上会不会漏掉伤员。通讯员在战斗时，除了送信，还干什么——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问这些没意思的问题。
战斗开始后的几十分钟里，一切顺利，伤员一次次带下来的消息，都是我们突破第一道鹿砦，第二道铁丝网，占领敌人前沿工事打进街了。但到这里，消息忽然停顿了，下来的伤员，只是简单地回答说：“在打。”或是“在街上巷战。”但从他们满身泥泞，极度疲乏的神色上，甚至从那些似乎刚从泥里掘出来的担架上，大家明白，前面在进行着一场什么样的战斗。
包扎所的担架不够了，好几个重彩号不能及时送后方医院，耽搁下来。我不能解除他们任何痛苦，只得带着那些妇女，给他们拭脸洗手，能吃得的喂他们吃一点，带着背包的，就给他们换一件干净衣裳，有些还得解开他们的衣服，给他们拭洗身上的污泥血迹。
做这种工作，我当然没什么，可那些妇女又羞又怕，就是放不开手来，大家都要抢着去烧锅，特别是那新媳妇。我跟她说了半天，她才红了脸，同意了。不过只答应做我的下手。
前面的枪声，已响得稀落了。感觉上似乎天快亮了，其实还只是半夜。外边月亮很明，也比平日悬得高。前面又下来一个重伤员。屋里铺位都满了，我就把这位重伤员安排在屋檐下的那块门板上。担架员把伤员抬上门板，但还围在床边不肯走。一个上了年纪的担架员，大概把我当做医生了，一把抓住我的膀子说：“大夫，你可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治好这位同志呀！你治好他，我……我们全体担架队员给你挂匾……”他说话的时候，我发现其他的几个担架员也都睁大了眼盯着我，似乎我点一点头，这伤员就立即会好了似的。我心想给他们解释一下，只见新媳妇端着水站在床前，短促地“啊”了一声。我急拨开他们上前一看，我看见了一张十分年轻稚气的圆脸，原来棕红的脸色，现已变得灰黄。他安详地合着眼，军装的肩头上，露着那个大洞，一片布还挂在那里。
“这都是为了我们……”那个担架员负罪地说道，“我们十多副担架挤在一个小巷子里，准备往前运动，这位同志走在我们后面，可谁知道狗日的反动派不知从哪个屋顶上撂下颗手榴弹来，手榴弹就在我们人缝里冒着烟乱转，这时这位同志叫我们快趴下，他自己就一下扑在那个东西上了……”
新媳妇又短促地“啊”了一声。我强忍着眼泪，给那些担架员说了些话，打发他们走了。我回转身看见新媳妇已轻轻移过一盏油灯，解开他的衣服，她刚才那种忸怩羞涩已经完全消失，只是庄严而虔诚地给他拭着身子，这位高大而又年轻的小通讯员无声地躺在那里……我猛然醒悟地跳起身，磕磕绊绊地跑去找医生，等我和医生拿了针药赶来，新媳妇正侧着身子坐在他旁边。
她低着头，正一针一针地在缝他衣肩上那个破洞。医生听了听通讯员的心脏，默默地站起身说：“不用打针了。”我过去一摸，果然手都冰冷了。新媳妇却像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到，依然拿着针，细细地、密密地缝着那个破洞。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低声地说：
“不要缝了。”她却对我异样地瞟了一眼，低下头，还是一针一针地缝。我想拉开她，我想推开这沉重的氛围，我想看见他坐起来，看见他羞涩地笑。但我无意中碰到了身边一个什么东西，伸手一摸，是他给我开的饭，两个干硬的馒头。
卫生员让人抬了一口棺材来，动手揭掉他身上的被子，要把他放进棺材去。新媳妇这时脸发白，劈手夺过被子，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自己动手把半条被子平展展地铺在棺材底，半条盖在他身上。卫生员为难地说：“被子……是借老百姓的。”
“是我的——”她气汹汹地嚷了半句，就扭过脸去。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眼里晶莹发亮，我也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
作品赏析
《百合花》是茹志鹃的成名作，写于1958年3月。小说以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发生在某地的一场战役为背景，通过“我”的所见所闻，叙述了年轻战士为救人英勇献身、新婚媳妇为牺牲的小战士捐献新棉被等几个感人的故事，塑造了天真质朴、憨厚腼腆、热爱生活、舍己为人的小通讯员和活泼开朗、纯朴善良的新媳妇两个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讴歌了战争年代普通战士和百姓的纯洁美丽心灵，赞颂了军民之间的鱼水情谊。小说构思精巧，以小寓大，情节生动，前呼后应，心理描写细腻，笔调清新俊逸，语言素朴自然，全篇洋溢着浓郁的抒情性和清纯的诗意美。读来感人至深，使人回味悠长。
外国卷第45节 穷人的专利权（1）
‖作者简介‖
狄更斯（1812～1870），英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家。生于小职员家庭。从小爱听故事、唱歌和朗诵。12岁时，他因父亲负债入狱而当过鞋油厂学徒。后在惠灵顿书院学习，毕业后当过缮写员、记者。其代表作为《艰难时世》、《双城记》。另有《匹克威克外传》、《雾都孤儿》、《大卫·科波菲尔》等长篇小说。狄更斯在作品中，常以讽刺的笔法揭示社会丑恶现象，以幽默的口吻描述善良人物，激起读者鲜明的爱憎感。
我这个人向来是不习惯写什么东西发表的。一个工人，每天（除了有几个礼拜一、圣诞节以及复活节之外）干活从来不少于十二或十四小时，情况可想而知！既然是要我直截了当地把想说的话写下来，那我也就只好拿起纸笔尽力而为了，欠缺不妥之处还希望能得到谅解。
我出生在伦敦附近，不过，自从满师之后就在伯明翰一家工场做工（你们叫工厂，我们这儿叫工场）。我在靠近我出生地但脱福特当学徒，学的是打铁的行当。我的名字叫约翰。打十九岁那年起，人家看见我没几根头发，就一直管我叫“老约翰”了。现时我已经五十六岁了，头发并不比上面提到的十九岁的时候多，可也不比那时候少，因此，这方面也就没有什么新的情况好说。
下一个四月是我结婚三十五周年。我是万愚节那天结婚的。让人家去笑话我的这个胜利品好了。我就是在那天赢了个好老婆的，那一天可真是我平生最有意思的日子哩。
我们总共生过十个孩子，活下来六个。我的大儿子在一条意大利客轮上当机师，这条船的招牌叫做“曼佐·纪奥诺号，往返马赛、那不勒斯，停靠热那亚、莱格亨以及西维太·范切埃”。他是个好工匠，发明过许多很派用场的小玩意儿，不过，这些发明却从来没有给过他一丁点好处。我还有两个儿子，一个在悉尼，一个在新威尔士，全都干得挺不错，上回来信的时候都还没有成家呢。我另外一个儿子（詹姆士）想法有点疯疯癫癫，居然跑到印度去当兵，就在那里挨了颗枪子儿，肩胛骨里嵌着粒子弹头，在医院里躺了六个礼拜，这还是他自己写信告诉我的。几个儿子当中要数他长得顶俊。我有个女儿（玛丽）日子过得满舒服，可就是得了个胸积水的毛病。另一个女儿（夏洛蒂），让她丈夫给遗弃了，那事儿可真卑鄙到了极点，她带了三个孩子跟我们一起过。我最小的一个孩子，这会儿才六岁，在机械方面已经很有点爱好了。
我不是个宪章派，从来就不是。我确实看到有许许多多的公共弊病引起大家的怨恨，不过我并不认为宪章派的主张是纠正弊端的什么好办法。我要是那么认为的话，那可就真的成了宪章派了。可我并不那么认为，所以我也就不成其为一名宪章派。我阅读报纸，也上伯明翰我们称为“会堂”的地方去听听讨论，所以，我认得宪章派的许多人。不过，各位请注意，他们可全都不主张凭蛮力解决问题。
要是我说自己向来有创造发明的癖好，这话也不好算是自吹自擂（我这个人要是不当即把想到要说的话统统记下来，就没有办法把整个事情写完全）。我发明过一种螺丝，挣了二十镑钱，这笔钱我这会儿还在用。整整有二十年工夫，我都在断断续续地搞一样发明，边搞边改进。上一个圣诞节前夜十点钟，我终于完成了这个发明。完成之后，我喊我妻子也进来看一看。这时候，我跟我妻子站在机器模型旁边，眼泪簌簌地落到它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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