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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小学的时候，每天都要穿过隆福寺去上学，另外不少同学也如此。那时隆福寺的殿堂大都兼作库房，通道旁都设满摊档，是个每天都营业的百货市场。放学后，跟一群男生在寺里跑来跑去，看热闹、做游戏是最开心的事。班上有个男生，脑壳较小，两只招风耳却很大，因为家里经济条件差，退学到寺里摆摊卖袜子。有一阵，我们还在上学的男生，由个头最大的“铁拳”领头，放学后总要到那袜子摊前骚扰一番。铁拳当然是个绰号。班上男生大都有绰号，并且公开喊来叫去。男生也偷偷给某些女生取绰号，只是不敢公开当面使用。大多数绰号并不怎么难听，我有时也就随着叫。但“铁拳”给那卖袜子的同龄人取的绰号发音是“比基多耳”，意思是比男人裤裆里的那东西多两只耳朵，他往往离袜子摊很远就开始怪叫，不少同学应和着，还非要人家答应他。我跟铁拳他们一起玩藏猫猫、拍洋画儿、弹玻璃球什么的，都挺自如，可是到袜子摊起哄，就不大愿意，至于叫人家那样的绰号，心里就更梗着一道堤坝了。记得在那么一个夏天，“铁拳”发现了我坚决不跟着叫那绰号的行径，就逼到我跟前，非让我也那么呼叫。当时他怎么想的，我至今难以透解，但在我来说，却非常清楚自己为什么叫不出口。“铁拳”把我身子推到楸树粗大的树干上，揪住我的脖领，怒吼，逼我叫，我被迫仰头，恰好看见簇簇盛开的楸树花，妈妈的面容叠现在那些花朵上，我就气喘吁吁地告诉“铁拳”：“我妈妈不许我骂人。”他鄙夷地朝我咧嘴，骂着粗话，顺手用他那铁拳重重地击了我腮帮一下，我嘴里立刻有了咸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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楸 树 花（2）
那回的事情是怎么收场的记不清了。总之，我没有把“铁拳”打我的事告诉妈妈也没告诉老师，而且，第二天“铁拳”也还照样叫着我玩，而我也就还跟他们一起藏猫猫。后来有一回班会上，老师说：“咱们班女生没有骂人说脏话的。男生么……”点出我的名来，表扬说：“他就从来不骂人不说脏活。”我后来基本上一直保持着这样一种语言习惯。现在我提及此点并不是想自我表扬。只是酽酽地追念起我那早已先后去世的父母，特别是跟我在一起生活得最久的妈妈，他们对子女的绝不能骂人说脏话的要求，是融合在无数类似指点楸树花
那样的言传身教里的。我长大成人以后才懂得，我是获得了一种尊重每一个平凡生命的教养。
我的父母都是很平凡的知识分子，终其一生没有立下过值得社会忆念的功业。许多年过去，我鬓发已白，在一次展览会上，忽然有个人叫出我的名字，我望了他半天，才从他那对似乎永不会改形的招风耳上认出了他，他握住我的手以后，问出来的头一句话是：“伯母还康健吗？”我不及回答，他又说：“你早忘了吧？我还记得，你说是你妈妈不许你骂人的……就在隆福寺的那棵大楸树底下……失学后我一直心窄……那回如果你也随他们叫了，也许今天你就见不着我了！”啊，他还忆念着我妈妈，其实他们并没谋过面啊！楸树花楸树花，我泪眼里全是你的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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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藩篱（1）
1954年春天，我12岁，在北京隆福寺小学上学。有一天，学校停课，老师带领我们到猪市口大街南边参加义务劳动， 那一片地方现在广为人所知，就是中国美术馆所在地。记得那一年还没有修建中国美术馆，只是拓宽马路，好把从朝阳门、东四到沙滩一直通往西四的道路疏贯。工人师傅们已经把那一片地方的房屋拆得差不多了，参加义务劳动的人们只需把一些未及清理的砖瓦碎木集中到指定的地方去。
到了工地，只见早已有很多大人在其中忙碌。那时我系着红领巾，在老师带领下干得满头大汗，一身是灰，却满心高兴，生怕落后。
且说我正忙着把一摞砖头抱到指定的集中点去，忽然看到了我的妈妈，吃了一惊。因为清晨妈妈给我热早点时，并没有说起来这地方参加义务劳动的事呀！但是我很快也就想明白，一定是我上学以后，街道上才通知居民们来义务劳动，好各方齐心协力，把那片拆迁地的清理工程抢完。妈妈年轻时当过小学教师，那时却成了家庭妇女，可是她热心街道工作，看得出来，在工地上，妈妈的角色就像我们的班主任老师一样，从工地指挥部那儿领到具体任务后，带领我们家所在的钱粮胡同海关宿舍的居民们，去往指定的区域清场。她细致分工、身先士卒，大家兴高采烈地干了起来。妈妈当时年过半百，相当胖，干起搬运杂物的粗活自然十分吃力，脸涨得通红，可是浑身溢出春风，仿佛是一种难得的享受。我家自1950年从重庆迁到北京以后，眼见着北京市政府疏浚什刹海、翻修下水道、增敷自来水设施、开辟一条又一条的公共汽电车线路……爸爸妈妈提起来总是赞不绝口，现在能亲自参加提高首都生活品质的工作，妈妈那种心甘情愿的劲头，自然体现在每一个动作里。
我望见了妈妈，而且，妈妈一定也望见了我，我除了没有大声地呼唤她，整个儿的表情身姿都在拼命地朝她显示：嘿！我在这儿啦！可是，令我非常失望并且惊诧的是，妈妈眼光从我身上掠过时，却仿佛是看到一个她并不认识的孩子，倒也不是冷淡，她脸上分明有着微笑，然而那只是看到任何一个参加义务劳动的少先队员时都有的微笑，而不是我所期盼的那种看到她最心疼的幺娃儿的特殊笑容！我几次试图接近她，并且频频以夸张的肢体语言以期引起她的关注，然而她却依然不给我哪怕只是表情上的一个小小的特殊回报！惶急中，我一个趔趄，跌倒在地，磕破了腿，我恨恨地望着那边的妈妈，心想难道你还不来管我吗？可是，她却直起腰来，耐心地跟一位去问她什么事的老大爷解释起来……班主任老师赶过来，扶起我，并且忙带我去找卫生站清洗伤口、涂红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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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藩篱（2）
当时的我，怎么也弄不明白，妈妈为什么在义务劳动的工地上不格外地关照我。那天从学校回到家里，妈妈正在厨房里烧我最爱吃的豆瓣鲫鱼……晚饭前，她仔细查看了我腿上磕破的地方，说不要紧的，又嘱咐我先洗个脸再吃饭，晚上要洗个澡……晚上洗了澡，我忙着赶作业，也就没有问妈妈，为什么在那工地上，她对我视而不见。
这事我始终没有追问她。其实越到后来，越用不着问。这类的事后来经常出现，都很细
小，形态不一，含蓄微妙，然而如雪花飘落积累，使我的认知越来越澄澈清明，那就是妈妈一再地在我生命的活动空间中，设置出无形的藩篱，使我懂得，藩篱的一边是我们温馨的家，在这个区域中，我尽可享用亲情，悠游自在，甚或无妨偶尔撒娇使性；而藩篱的另一边，是公众社会以及他人所在，我要从小懂得，在公众社会中不可仗恃或依赖亲情温恤，并且他人一般来说不可能，也无义务给我以“幺娃儿”式的宠溺优待，我必得一天天地长大成人，应尽早习惯于在公众社会中奉献，学会与他人耐心磨合，艰辛劳作，独立生活！
当然，爸爸和妈妈是同样的态度，但他总是很忙，我17岁离家独立生活以前，给我以深重影响的是妈妈。她为我设置的藩篱，是无形而美丽的。这是她给予我的最重要的精神遗产。我的人生已过中途，回顾往事，我有过许多的错失，有时甚至是重大的失误，然而，托庇于妈妈给我的教养，我从来没有犯过公私不分，或人我不分的错误，并且，我总是能像她那样，把自家藩篱内的东西贡献给藩篱外的社会和他人时，只觉得欢愉，而视任何将藩篱外的公家或他人的东西据为己有为奇耻大辱。1988年，电脑在中国还是相当珍奇的东西，一位大款朋友送了我一台电脑以助我写作，我毫不犹豫地将那电脑给了当时我任职的单位。恰在那一年，妈妈不幸在成都仙逝，我在流泪祭奠妈妈时，心中告慰她说：您为我设置的人生藩篱，我要再传给您的孙子，那将是常青的藩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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漱口音与雨丝影（1）
20年前，儿子上高小的时候，有一回忽然问我：“什么叫怀旧？”我想那是因为当时家里常来些跟我一样喜欢舞文弄墨的人士，嘴里时会呐出这两个字眼，听得他好奇，故有此一问。当时我试着回答了两遍，可他眼睛里还满是疑惑，于是我叹口气说：“等你长大了，自然明白。”
弹指间儿子已经年逾30，娶妻另过。那天他们小两口来家，儿子一进门就兴奋地说：“
爸，我买着好盘啦！有张是给你买的呢。”我说：“那些个高科技合成的美国神怪大片我可不爱。”他说：“知道。我这回买的是怀旧片。”先拿出为他们自己买的，是前南斯拉夫的《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未及观盘，就随口跟儿媳对出了其中某些台词，甚至还哼起了片头音乐来。我就说：“其实，在世界电影史上，这根本是入不了谱的东西。”儿子就拿出给我买的盘来，未递入我手，笑道：“这个难道就入谱吗？但是您一定喜欢！”我接过一看，天，是久违了半个世纪的《美丽的华喜丽莎》，前苏联拍的一部根据流传久远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拍摄的童话片，我上小学时译制过来的，风靡一时，片名又叫做《三头凶龙》，影片最后是勇士与喷火的有三个脖颈三颗头颅的凶猛恶龙展开搏斗，那场面曾久久萦回在我童年的梦境里，令我恐怖，也激发着我的想像力。
那天饭后，小两口陪我看《美丽的华喜丽莎》，边看边讥笑：“多幼稚呀！”“瞧这特技，好笨啊！”妻忙些别的事，没有完整地坐下来看，但有时会走过来问我：“青蛙变公主了吗？”电影里的华喜丽莎是被巫婆施魔法变成青蛙的，在被搭救前，她只能在夜里变回人样。妻和我是同代人，自然都经受过这部电影的洗礼，其中一些场面于我们来说，虽沉淀在了记忆水潭深处，却是一经搅动，便会极其生动地悬浮到最上面，如莲花开放般鲜艳。
那光盘根据旧电影拷贝制作，配音对话里，有的角色带着明显的东北口音——因为是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的，那时候除了一些主要的配音演员，有的配音者还发不准普通话的音。小两口觉得滑稽，我却觉得恰恰是那个味儿的配音，才能勾出我酽酽的童年回忆。拷贝年代太久，对话有时会出现漱口音，画面上有雨丝般的划痕掠过。然而我看得津津有味。后来小两口看了半部《瓦尔特》，声音画面虽然好许多，但色彩显然褪去不少，整体是变成了褐调子，跟他们当年在电影院里看到的效果完全不能相比，但他们却看着眼前这场戏，就兴奋地议论着、期待着下一场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画面呈现、人物登场。
于是悟出，文化史，包括文学史、电影史、戏剧史、美术史、音乐史……高标准，严要求，淘汰第一，取留持重，势在必然，令人敬畏，然而那多半只是学术界和高等学府里的殿堂供奉；而俗人的审美体验，尤其在过了青春期后，多半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