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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去到附近的购物中心买东西，提着两个大纸袋，手里另外还抱一个回到汽车旅馆。最初接待她的经理眼睛一直盯着她看，因为她这次回来头上是一头乌黑的假发，一眼就能看出来。她回到房间，把新买的毛巾拖鞋套到脚上，觉得很满意，于是把脚上惟一剩下的一双宽条凉鞋也丢进垃圾桶。
她打开电视，让房间里充满声音，接着处理稿件，还有邮局领回来的信件。好几个手提纸袋堆在房间的墙角，那就是她所有的行李。她把凡是手写的信封（朋友与她联络的信）都丢进一个大纸袋。把打字的信封（账单或通知单之类）堆成一堆先拆来看。街上和旅馆里拿回来的广告纸散满床头小桌和床上，拿来打草稿用或计算用。因为隔壁一对男女没完没了地亲热，她又找经理换了房间，满脸不耐烦的经理牢牢地记住了这个古怪的中国老太太。
她常吃中国餐馆送的外卖，但送餐的墨西哥人从来见不到她。门带着链钩，钱从里面递出来，他拿了钱，把食物挂在门把上。张爱玲直到确定陌生人走了，才开门拿进来。公路边的快餐店成了张爱玲的办公室，《惘然记》就是从那里一笔一划编出来的，她写道：“这些小故事都曾经使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改写这么些年，甚至于想起来只想到最初获得材料的惊喜，与改写的历程，一点都不觉得这期间三十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这也就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了。因此结集时题名《惘然记》。最近有人从图书馆里的旧期刊上，影印旧作，擅自出书，称为‘古物出土’，作为他自己的发现，就拿我当北宋时代的人一样，著作权也可以据为己有。口气中还对我有本书里收编了这几篇旧作表示不满，好像我侵犯他的权力，身为事主的我反而犯了窃盗罪似的！不得不乱坏憬淮，不然读者看到双胞案，不知是怎么回事，还以为我在盗印我自己的作品！”
年过六十的张爱玲，对于自己的作品像当年一样地在意，对于捍卫自己的文字她从来没有放松过。这样的毅力，是从她的性格灌注到她对写作的终生投入，不管她写多写少，成功失败，她永远把自己摆在第一线上。
张爱玲提着大袋小袋的“行李”，在各个汽车旅馆之间流浪。她穿长风衣，戴假发，两手提纸袋，肩背皮包，脚上穿着毛巾拖鞋，这已经成为她在日落大道搬家的基本装备。这是她能负荷的行李，也是现下惟一拥有的东西。然而她看起来并不狼狈，倒是从容中带一点匆忙，和城中一般要赶着上班工作的人脸上的神情没有两样。
她乐于“享受”不断搬迁的生活，直到在某家汽车旅馆遭窃，小偷拿走了整个袋子，里面有她的美国公民身分证以及收入证明，还有她对前来调查的警察所报告的，她“这几年做的工作”！
警察想问得具体些：“什么样的工作？”
张爱玲心头刀剜一样，真是有无从说起的痛苦：“一部小说的翻译稿！一部中国小说！”
“有多少？我是说遗失的文件有多少页？”
张爱玲又痛苦地看警察一眼，他绝对不会明白的，但她不得不尽量数字化地回答：“我不确定！我是从一九六七年开始做的！差不多十八年！”警察果然听得一头雾水，也只能照着把它记录下来。
很久很久，张爱玲坐在警察问案的地方，一动也没动，怔怔望着这奇怪又陌生的房间。她怎么会在这里，她在做什么？这十八年她在做什么？弄丢了《海上花》的英译稿她就仿佛像是心被摘去了一样，又像是时间再一次跟她开一个大玩笑，所有她的努力，多半都注定了白忙的命运。
一九八五年四月，林式同第二次去见张爱玲，距离送文件那次已经一年半了。这回是在一家汽车旅馆简陋的会客区。林式同早到，他对于要见张爱玲，心里感到强烈的好奇。刚到约定好的时间，张爱玲就出现了，头上包着灰色的方巾，身上穿着一件同样接近灰色的灯笼式的罩袍，她行动很敏捷，身体又轻盈，仿佛是飘着出来的。一来就朝一张能避过旅馆经理的椅子坐下，朝林式同点头笑一笑。林式同直觉上懂得，张爱玲有保持身分隐密的顾虑，所以他在谈话中就不再直接称呼她张女士。
第四部分时间真是可怕
张爱玲问他住得有多远，随即为上次的事情道歉：“时间真是可怕！我每天都在跟时间做战！所以我也特别不愿意浪费人家的时间！”
林式同连忙让她放心，说道：“你不用这么客气，庄跟我是老朋友！他托我要照顾你，结果你一件事也没有交代我，庄打电话来问我都不好意思！”
张爱玲直接切入正题：“现在要麻烦你了！我申请房子的收入证明还有证件都丢了，现在要找房子很困难，目前暂时还住汽车旅馆，如果哪天有需要，恐怕要请你帮忙。”
林式同表示没有问题。他很好奇张爱玲的通讯地址，便问：“你一直都住在汽车旅馆？”
张爱玲回答得一本正经，绝对不像是在开玩笑：“是为了方便！不干净可以马上搬！我在躲跳蚤！那是一种南美洲跳蚤！生命力特别强，杀虫剂都没有用！”
林式同听得发愣，但他已经学会面对张爱玲不多发问。张爱玲站起来说：“耽误你太多时间！下次我有需要，就不客气，直接给你打电话了！”
林式同也赶紧站起来，原来会谈已经结束，墙上的钟只走了一格，五分钟。张爱玲叫他开大概四十分钟的车来这儿，只是想见见他这个人。林式同出门上车，张爱玲在旅馆门口送他，和他挥挥手。他倒车，从后视镜看见她还站在门口送他，风吹着她的衣角飘飘然，那浅灰色加上头巾让她看起来像一个修道的人，瘦长的身影，出尘的遗世独立。他看见她脚上穿的还是一双浴室里用的毛巾拖鞋。
张爱玲后来住进洛杉矶Lake公寓，房号是322。她在一九八八年写给老友夏志清的信上诉说自己的近况：“志清，多谢你来信问候！这以来，总是天天上午忙搬家，下午远道上城看医生，有时候回来已经过了午夜，最后一段公车停驶要叫汽车——剩下的时间只够吃睡，所以才有收信不拆看的荒诞行径。直到昨天才看到你一九八五年以来的信，相信你不会见怪！也许你想我为什么这样莫名其妙，不趁目前此间出版界的中国女作家热，振作一下，倒反而关起门来连信也不看！倘使病废，倒又发表一些不相干的短文。事实上，我是enslavedbymyvariousailments（受俘于慢性症），都是不致命而要废时间精力在上面的！又精神不济，做点事歇半天！过去有一年多接连感冒卧病，荒废了这些日常功课，就都大坏！好了就只顾忙着补救。光看牙齿就要不断地去两年多。到现在都还在紧急状态中。收到信只看账单和时间紧迫的业务信。以至你的信和久未通讯的炎樱的，都没拆开收了起来。”
她的右肩膀裹着绷带纱布，还要弄微波餐，又只能用单手，相当狼狈。她对跳蚤仍有挥之不去的阴云，为这个，一九九一年七月又搬了一次家，这次搬到林式同家附近的Rochester公寓206房。厨房抽屉里都是塑料餐具，身外之物可以说到了最简的程度。她有时抱怨自己的皮肤毛病和牙齿，林式同安慰她：“牙齿不好就拔掉！我也牙痛，拔掉就没事了！”
张爱玲微怔着，若有所思地说：“身外之物还丢得不够彻底！”
这一年张爱玲七十岁了，用的假发也从全黑转为黑灰白相间更符合年龄的颜色。闲暇时伫立在邻近商店橱窗前看刚换季的新装，就像当年和表姐站在霞飞路前挽着手看橱窗一样，她的神情还是充满欣赏和向往的乐趣。这个世界对她还是充满了滋味，甚至可以纵容自己享用一客胡桃冰淇淋！
她不让任何人进她的房间，又常常忘记带钥匙，要请伊朗女经理为她开门，顺便喃喃地发几句牢骚：“门实在太容易关上，太难打开，还有浴室设备也不好。”惹得女经理很不高兴地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房子你是来看过的！”
张爱玲坚持她的道理，辩白说：“有些问题是使用才会发生的！看是看不出来的！”女经理要进去帮她察看一下，她又一口回绝说：“不用了！我还可以将就！”
她也许是怕被人见到屋里的凌乱，对有洁癖的张爱玲来说，这是很羞耻的一件事。一回家她就摘掉假发，换上裹头的头巾保暖。衣柜里还有三四顶造型接近的假发，有的是架在玻璃瓶插的旧报纸卷上，这是她的创意。假发下她自己的头发很短，一看即知是自己剪的，因为不会让别人看见，所以也不管美观的问题。
她喜欢把常用的东西摆在眼睛看得见不用废力气去找的地方。所以厨房很杂乱，台子上摆了很多东西，包括新出的保养皮肤的雅顿时空胶囊，她仍然有许多衣服和化妆品。
第四部分世界对她最后一声呼唤
屋子里电视始终开着，即使她出门也不关，一回来就有人的声音迎接她，但真实的电话铃响却会吓她一跳。电话是林式同打来的，他要到上海出差，问张爱玲有没有事要托他办。张爱玲在电话这头怔了很久。上海——恍如隔世，是她前生的记忆，那里的人和事在看她，也许像看一个幽灵一样。她挂了电话，窗外的夕阳正好照进她的房间，房里东西稀少简陋到仿佛刚搬完家还没有打扫。电视里新闻播报员连珠炮的英文越来越远，张爱玲坐在她那张贴墙放的行军床上，仿佛是坐在姑姑公寓的床上，也是夕阳金光灿烂地照进来，她的耳朵里几乎已经听见了叮叮当当的电车声，市场里热闹的上海话。按着记忆，她正去买菜。幽幽长长走不完的弄堂，临街窗口飘出来的绍兴戏，这些片段在她脑海里淡入又淡出，直到夕阳的光影从脸上渐渐移去，她感到黑夜的寒冷。
她在灯下，从凌乱的纸箱里翻找，把一个防水的牛皮纸袋打开，里面放着她的相簿。翻开相簿，第一张就是她三岁时肥嘟嘟的脸。再来是弟弟，祖母，母亲，她和姑姑……她和炎樱的青春岁月……都像昨天，甚至比她自己真实的昨天做了些什么还要记忆清晰。
她知道已逝去的，也知道即将来的，她只是站在中间张望着，挣扎着。那天晚上她把所有的照片按照时间次序排在地上。好像还少了点什么，她去好莱坞的照相馆。戴着假发，嘴唇涂上淡银色的唇膏，一张“主席金日成猝逝”的报纸卷成一卷贴在脸颊边。她是拍照老手，从年轻时就知道如何在相机前表现自己，现在年纪大了，也还是有当年玩弄镜头的幽默。手持报纸倒像绑匪寄给肉票家人的照片，证明她当天还活着。其实这倒也不是拟于不伦，有诗为证：人老了大都/是时间的俘虏/被圈禁禁足。它现时待张爱玲还好——当然也可以随时撕票。
张爱玲又病了，有气无力地躺在行军床上。超市送货员提着三袋东西上楼，按地址找到206房敲门：“我是VonsPavillions的送货员！”他又敲了一次门，听见里面有动静，很缓慢。门开了一条缝，张爱玲一只手把钱递出来，另一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