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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胜利。特权阶层的胜利是随着李林甫的专权而实现的，李林甫的专权则迎合了唐玄宗希望加强政府权力的愿望18。当专权者李林甫死后，受到他庇护的安禄山（“禄山”，Rokhshan，意思是“光明”）19在河北地区“纯”汉族血统的一些氏族的支持下，立即亲自出兵，发动了反对新贵族的战争。安禄山率领麾下能征惯战的将士，从东北地区进入了黄河流域，洗劫了唐朝的东、西两京20。安禄山的叛乱，使八世纪后半叶成了衰落和毁灭的时代，也导致了唐朝人口的大幅度减少21。八世纪也是唐朝边疆地区形势变动不居的时代：新建立的南诏国（即后来的云南省）的武士们横跨在通往缅甸、印度的道路上，不肯放弃们的独立地位。而在西北边疆地区，则在八世纪中叶兴起了回鹘政权—回鹘人既是唐朝傲慢的朋友，同时又是它的对手。在东北地区，正在兴起的契丹民族（在未来的两个世纪中，他们还不足以构成巨大的威胁）也在逐步侵蚀唐朝边镇的势力。吐蕃人一直骚扰着唐朝通往西方的通道，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高丽族大将军高仙芝将他们打败为止。但是在天宝十载（751）形势急转直下，高仙芝这位英雄在塔拉斯河畔目睹了自已的军队在阿拔斯朝军队的猛烈进攻之下，被打得分崩离析的境况。此后，伊斯兰势力控制了中亚，大食人也开始在唐朝各地出现了：大食军队曾经帮助唐朝政府镇压了安禄山的叛乱，而（相反地）在短短的数年之后，大食海盗却卷入了对广州的劫掠22。对于外来的宗教信仰而言，八世纪是一个容忍和默认的时代，各种教派的佛教徒、叙利亚籍的景教徒以及回鹘族的摩尼教徒都聚集在唐朝的城市里，他们得到了唐朝政府的保护，在各自的圣殿中举行神秘的宗教仪式，吟诵祈祷文。 北方地区在遭到唐玄宗的宠臣安禄山的蹂躏之后，经济和文化的恢复阶段一直持续到了九世纪的头二十年。按照我们的看法，唐朝九世纪的历史实际上是从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左右开始，到917年23，随着唐朝的灭亡而宣告结束的。九世纪是一个灾难深重的世纪。随着两税法颁布后的紧缩时期的到来，在九世纪的头三十年里，物价就开始逐渐上升。旱灾、蝗灾等自然灾害与人为的灾难一起接踵而至，天灾人祸导致了昂贵的进口货物以及生活必需品的极端匮乏，同时也带来了遍及唐朝全国各地的大灾难24。九世纪历史上最有毁灭性的灾难是黄巢起义，在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唐朝境内几乎所有的地区都因为黄巢起义而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而其中特别不幸的事件是僖宗乾符六年（879）黄巢对广州外国商人的大屠杀。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严重地破坏了贸易活动，而且也破坏了来源于贸易的税收财源25。九世纪是唐朝在其原来的附庸国和保护国中的威望下降的时代，而且也是唐朝的新对手出现的时代，例如，南诏人当时成了古代中原王朝在越南的保护国的入侵者26，而黠戛斯人则成了强大而老于世故的回鹘人的征服者。回鹘的衰亡使他们的国教摩尼教在唐朝失去了保护，在武宗会昌五年（845）大规模迫害外来宗教的运动中，摩尼教也和佛教一样，遭到了劫难。这场迫害运动的目标是使僧侣们还俗，并将大批青铜神像改铸为钱币，而它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税收27。只有在产生了畏惧和排外的背景之下，这些经济的动机才有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28。九世纪也是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国家权力受到极大削弱的世纪。强大的地方军阀的统治中心变成了小朝廷，而李唐皇室及其大唐政权也最终在十世纪时从历史舞台上永远地消失了。
第一章 大唐盛世唐朝的外国人（1）（图）
波斯银币 萨珊王朝 约重4克 直径3。1—3。2厘米 1959年乌恰县出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这枚铸币埋藏于公元7世纪后半叶，发现于丝绸之路沿线的乌恰县山中石缝里，同时出土的银币有947枚，很多锈成一团。推测这些钱是过路的西域商人当时放在袋囊或包袱中，由于遇到危险而临时掩藏起来的。这批银币以波斯库思老二世和阿拉伯倭玛亚朝代的“库思老二世式样”银币为主，银币两面花纹用模子打压而成，正面主要是国王半身像，背面是波斯国教祆教的祭坛，此外周边有文字和压印的新月抱月等简单图案。有些“库思老二世式样”正面边缘空白处压印的是科发体阿拉伯文字“以阿拉的名义”。 在唐朝统治的万花筒般的三个世纪中，几乎亚洲的每个国家都有人曾经进入过唐朝这片神奇的土地。这些人是怀着不同的目的到唐朝来的：他们中有些是出于猎奇，有些是心怀野心，有些是为了经商谋利，而有些则是由于迫不得已。但是在前来唐朝的外国人中，最主要的还是使臣、僧侣和商人这三类人。他们分别代表了当时亚洲各国在政治、宗教、商业方面对唐朝的浓厚兴趣。在前来唐朝的使臣中，最显贵的人物是波斯王伊嗣俟三世的儿子，萨珊朝后裔卑路斯—七世纪时，萨珊波斯是唐朝的一个弱小的保护国29。在外国使臣中，有许多使臣的地位并不像卑路斯那样高，但是他们也如同卑路斯一样，为了各自所代表的兴盛的，或者是衰落的王朝的利益，到唐朝来乞求恩惠。来到唐朝的僧侣中不仅有大批佛教僧徒，而且有许多信奉各种不同宗教的波斯僧侣，例如祆教徒—太宗贞观五年（631）唐朝在长安为祆教徒重建了祆寺；景教徒—他们也为在贞观十二年（638）建立了一所教堂而感到荣幸；摩尼教徒—武后延载元年（694）他们将摩尼教怪诞奇异的教义30带到了唐朝宫廷31。唐朝境内人文荟萃，奇货云集，突厥王子仔细揣摩着来自阿曼的珠宝商的神情举止；而日本的参拜者则以惊奇的目光凝视着粟特商队的商人。难怪他们会感到诧异，因为当时的确没有任何可以想象得到的东西能够与这些民族和职业联系起来。所有的旅游者都将他们本地的各种货物带到了唐朝—或是作为国王的礼物，或是作为销售的商品，或是仅仅作为他们自己随身携带的附属物品。反之，他们中有些人也在唐朝获得了荣耀—例如被唐朝任命为安南保护人的粟特商人就是如此32；而有些人则得到了财富—例如阿曼的犹太商人从唐朝带回了一个黑瓷瓶，瓶子上盖着金盖，里面放着“……一枚黄金制作的鱼，鱼的眼睛是用红宝石镶嵌成的，瓶子里还添加了质量最上乘的麝香。光是瓷瓶里盛放的东西的价值就达五万第纳尔”33。他们中也有些是为了寻求知识到唐朝来的，这些人的表现可能就要谦恭得多。他们的态度与年轻的吐蕃贵族是一样的—为了能够准确地翻译汉文经典著作，一些吐蕃贵族子弟被他们的父辈专门送到长安来学习汉语34。
第一章 大唐盛世唐朝的外国人（2）（图）
各国王子图 佚名 壁画 尺寸不详 甘肃敦煌莫高窟65窟
此窟以建筑、塑像和壁画的三位一体来综合表现佛祖涅时的情景。长方型的穹顶窟中，灵台上塑涅佛像，周围则画满悼念的僧众和各国王子。此幅壁画绘于卧佛雕像脚后的墙面上，表现了佛祖涅之后，佛教诸弟子痛不欲生的情景。画中人服饰各异，相貌肤色也不尽相同，以示来自不同的国家。各国王子对佛祖涅那痛不欲生的表情刻画得很是逼真写实，其悲伤之态溢于言表，或嚎啕不已，或自割其耳，或自毁双目，或割腕放血，或伏剑自尽。画面充盈着一种浓郁的生活气息。而且，画家对各种服饰的描绘也很见功力，以刚健的线条和妍丽的彩色使这些人的态势富有了强烈的冲击力，突现出强烈的悲剧效果，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一章 大唐盛世商船与海路（1）（图）
青铜龙头 朝鲜
此7世纪，中国疆域最辽阔的唐朝将其帝国的统治从首都长安向北扩展到蒙古和朝鲜，向南扩展到越南，向西穿越中亚远达阿富汗和波斯。这些臣属国和被保护国都受到来自其征服者的信仰和文化方面的深刻影响。这是在朝鲜的一座庙宇的旗杆顶部发现的、具有与众不同的中国风格的青铜龙头，这证明了，唐朝的影响已远至朝鲜这样的国家，而这种影响的到达最初或许是通过海路达到的。 通往唐朝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商队走的陆路通道，另一条是船队航行的海上通道。定期往来于印度洋与中国海的大船，将急切的西方人载往灿烂的东方。在北部海域，特别是在七世纪六十年代新罗国消灭了百济国和高丽国之后，航海技能和海上贸易主要掌握在朝鲜人的手中。来自战胜国的使臣、僧人和商人，还有来自被征服国的难民，都大批地云集在了唐朝境内35。朝鲜的船舶通常是在黄海北部沿岸航行，以山东半岛作为登陆的港口。这条航道也是从肥前出海的，来自日本的船只航行的正式航道，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七世纪未期，即日本与新罗国交恶时为止36。在八世纪时，日本人为了躲避新罗，被迫从长崎越过公海，向着淮河口或者长江口方向行进，有时甚至取道向更南部的杭州湾航行。但是到了九世纪时，事实已经证明日本船只选择的这段航道是非常危险的，为了躲开这段航程，日本的参拜者和使臣们宁愿搭乘更安全的朝鲜船，经由山东到达淮河河口，或者甘愿冒险乘坐唐朝的船只—唐朝船不从扬州登陆，而是在更南部的浙江或者福建沿海靠岸38。虽38。虽然新罗船只在这些水域占有主导地位，但是在文化上完全仰仗唐朝的，东北地区的渤海国的商船也时常来往于北方的海域39，就如同唐朝政府在山东的登州为新罗使臣设置了客馆一样40，唐朝也为渤海国的使臣专门设立了客馆，为他们提供膳宿。总而言之，朝鲜人在北方水域占据了多数，而且他们也确实在唐朝境内形成了一个重要的侨民团体，他们生活在楚州和涟水这样的城镇里—这些城镇位于连接长江与黄河的大运河沿岸。他们不仅得到了唐朝的慷慨的保护，而且也象其它外国人一样，享有某种形式的治外法权41。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唐朝海外贸易的绝大部分都是通过南中国海和印度洋来进行的。经由南中国海的贸易决定于海洋季风的周期性转移。从广州出发前往海外的商船都是在东北季风到来之前，即在秋末或者是在冬季启航离开广州的42。东北季风也是使距离唐朝以西数千里之遥的，波斯湾大港的商船启航的季风，甚至在由唐朝启航的商船离开广州之前，从伊斯兰地区出发的商船就已经动身上路了：如果他们在九月或者十月离开巴士拉或者西拉夫的话，就可以及时驶出波斯湾，而顺风的冬季季风将带着他们跨越印度洋，此后就能赶上六月多风暴的西南季风，西南季风会带着他们从马来亚向北跨越南中国海，到达他们在中国南部的目的地。东、西方的共同规律是“冬季向南，夏季朝北”43。 从七世纪到九世纪期间，印度洋是一个安全而丰饶的海洋，各国的船舶都蜂拥而至，聚集在了这里。这时的阿拉伯海得到了伊斯兰政权的保护，尤其是阿拔斯朝的首都从大马士革迁移到位于波斯湾上部的巴士拉之后，更是极大地促进了东方贸易的繁荣44。巴士拉是一座阿拉伯城市，也是距离巴格达最近的港口，可是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