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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内阁为了讨好保定，国务会议决定取消奥款展期合同。但是，直系军阀对新阁并未发出一个贺电。前任阁员都受到北京军警的严密监视，从车站到东交民巷，便衣侦探密布，高恩洪想逃出北京，在车站被军警拦回。
吴佩孚又一次通电认错服输。说他对于罗案，“谨遵曹帅主旨，主张依法办理”。他解释他并非王内阁的后台老板，与王宠惠、罗文干两人素不相识，仅在公府宴会上与王碰见过一次。罗文干担任财政总长，事前并未与闻。他还说生平“嫉恶甚严，虽亲不贷，岂肯自违初衷，曲庇素昧平生之人”（11月30日电）。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三部分第六十章 曹锟吴佩孚的窝里斗（8）
12月5日，众议院通过查办交通总长高恩洪、前财政总长罗文干舞弊卖国、违法渎职，擅行签定铁路材料合同一案。
同日黎发出了一个“罪己”电报，解释组织汪内阁乃是要有一个内阁总理副署接收青岛的命令中日两国根据华盛顿会议，办理胶州湾转让手续，1月30日北京政府派山东省长熊炳琦兼胶澳商埠督办，会同鲁案善后督办王正廷办理接收胶澳事务。，出此权宜之计，他现已决定张绍曾组织内阁，即日提交国会。他放弃了自己的成见，决定组织保派内阁，是对曹锟的全面屈服。
12月6日，黎将张绍曾内阁的同意案提交国会。吴景濂与张绍曾早就串通一气，向黎保证同意案一定可以通过。但是国会中各政党反对议长一人包办内阁，他们提出政党参加内阁为通过总理的条件。津派虽把张绍曾列入自己的小集团内，但只是为了互相利用，并不十分放心，他们所中意的内阁总理是高凌霨。曹锟对内阁问题的态度，最好是没有人愿意当总理，长期保持无政府状态，以便逼黎下台。
12月9日（农历十月二十一日），曹锟又在保定大做其61岁的生日。8日由北京开往保定的专车竟达四次之多，达官贵人和国会议员前往祝寿者共有700余人，祝寿议员占国会议员总数的3/4。在满堂贺客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和卢永祥的儿子卢小嘉孙中山的儿子孙科、段祺瑞的儿子段宏纲与张学良、卢小嘉，当时被称为国内“四大公子”。，只有自命为曹锟“长子”的吴佩孚并未亲身前来，派湖北督军萧耀南代表祝寿。萧向曹谈及“吴巡阅使”本来准备亲身前来祝寿，只因“老帅”正在气头上，怕面子上不好看，所以决定改期前来“补寿”。他还说了一些“保洛不可分家”的话。曹锟假装生气地说：“保洛是铁一般的关系，如何分得开！子玉办错了事，我不说话谁来说话！以后不许任何人再谈保洛两个字！”
外面传说保定因祝寿之便举行会议讨论时局问题，其实并未举行正式会议，仅在茶余酒后交换对总统问题和内阁问题的意见。曹锐对总统问题公开表示：“咱们三哥与冯（国璋）段（祺瑞）都是北洋派的同期前辈，冯、段做过总统和内阁总理，三哥年过六旬，做做总统有何不可！”关于内阁问题，曹锐主张对张内阁采取既不赞成又不反对的态度，但是“自己人”不要参加这个内阁。曹锐对奉皖两系军阀主张采取笼络的手段，如果他们不反对“三哥”做总统，可以恢复张作霖的“上将军”名义，并给卢永祥以浙闽巡阅使的地位。曹锟对罗案反对多所牵连，并主张对王宠惠、顾维钧等人予以适当的安慰。对于吴佩孚，曹锟认为吴既低头认罪，就不必继续施以打击，他与津派“认敌作友”的意见和做法有所不同，因为保洛双方在总统问题、内阁问题上虽闹意见，但是对奉对孙，根本利害仍是一致的。
高恩洪在冯玉祥的监视下，到保定来拜寿请罪。曹锟因吴佩孚的关系，仅予以冷淡的待遇，并未将他扣押起来。高恩洪拜寿后仍然回北京听候发落。
12月11日，汪大燮代理总理的十日之期已满，黎邀请国会议长和回到北京的王正廷到公府讨论内阁问题，请王正廷暂行代理总理以待正式内阁产生。开始王正廷不肯接受，后来提出三个条件：一、请议长将张内阁的同意案即日列入议事日程；二、无论内阁前途形势如何，代理总理以十日为期；三、代理期内，不任免重要人员，不公布重大政令。以上条件，经黎与议长同意后，当天代阁命令发表，王正廷于14日通电就职。这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内阁，但在形式上与无政府状态还是有区别的。
12月15日众议院讨论张内阁同意案时，议员们曾飞起墨盒，大打出手，一哄而散。张绍曾亲自招待两院议员，说了许多关于统一与裁兵问题冠冕堂皇的话，又说了一些封官许愿的私房话，18日同意案才在众议院通过，29日又在参议院通过。国会为了迁就事实，打破了不与非法总统打交道的常规，而新产生的张内阁，不仅是黎元洪复职后的第一次正式内阁，也是自1917年国会被解散以来惟一“合法”的内阁了。黎本来打算29日发表任命令，以便新内阁于元旦就职，因阁员人选引起逐鹿，推迟发表。
王代阁于12月31日放弃了不任免重要人员的成见，升授吴佩孚为孚威上将军，冯玉祥为陆军上将。
1923年元旦，黎发表“告哀”电，痛论各地兵“匪”之祸及督军制度的弊害，当然不会引起各方面的重视。
1月4日，黎正式任命张绍曾为国务总理，阁员名单如下：外交施肇基、内务高凌霨、财政刘恩源、陆军张绍曾（兼）、海军李鼎新、司法王正廷、教育彭允彝、农商李根源、交通吴毓麟。这个内阁是以保派三阁员为中心的内阁。在安排阁员的时候，曹锟与曹锐意见不同，一定要指派内务、财政、交通三部总长，当然没有人敢于反对。吴佩孚还想保全高恩洪不动，但被打落下来。黎坚持必须维持政学系两个阁员，大家也不便反对。王正廷不干司法总长，改由冯玉祥推荐程克担任。这样一来，张绍曾曾经许下分配国会政党几名阁员的话不能兑现，议员们大为失望，便以不投阁员的同意票为报复手段。后来几经疏通，北京政府承认在关税增加项下拨发国会经费，民国二年、六年所欠经费亦由财政部负责筹发，因此众议院于1月19日、参议院于24日投了票，除施肇基因不肯设宴招待议员被否决而外，其余阁员全部获得通过。张绍曾改派黄郛署理外交总长。
关于大选问题，吴佩孚装哑子不敢说话，因此“先选举后制宪”的主张占了上风，由曹锐、王毓芝作主，将所有愿意受贿投票的议员一律聘为直鲁豫巡阅使署顾问，自1923年1月起，按月给以津贴200元。顾问名单由京兆尹刘梦庚（兼任直鲁豫巡阅使署驻京侦缉处长）开出，共计开了3450名。这时两院议员合起来只有700余人，怎样会有3000多人呢？原来国会中有几十个“政党”，其中有一人而列名于七八个“政党”的，所谓“政党”领袖到处拉人入“党”，而不顾被拉者已否加入他“党”。刘梦庚为了简化手续，打算将津贴交各“政党”分发，以上人数就是各“政党”所开名册的总和。曹锟看见了这个名单，大骂刘梦庚办事糊涂，改派高凌霨、王毓芝经手发款。高凌霨根据两院议员名单进行核对，重复者删去，因此引起各“政党”谁应删、谁不应删的争执，它们都要保持原额，谁也不愿少去一名。在发放津贴前，众议院副议长张伯烈为了发展党徒，先向银行借款100万元，垫发他所领导的“新民社”议员的津贴，并且宣称他党议员如愿加入该社，亦可享受同等待遇。这笔借款是由高凌霨作保借到的，因此引起了各“政党”的公忿，纷纷打电话质问高，高大受牵累，只得宣布暂时停发津贴。那些“待哺嗷嗷”的议员们，又一窝蜂似的跑到高宅来大兴问罪之师，高只得派人携带支票仍交各“政党”代发，规定领款者须在存根上盖章 ，以免重复冒领。1923年1月12日为发款之期，共计开发支票1040余张，多领者留待下月扣算。支票上一色盖有“檀芬堂”的印鉴。事后查明，领受津贴的议员共有380余名。
农历年关，曹锟致送吴景濂“炭敬”3万元，张伯烈1万元。张伯烈因为正副议长待遇悬殊，大为不平，曹锟只得补发了1000元。议员们也因议长3万、议员200出入过大而吵闹不休。2月份的津贴改由袁乃宽经手发放，但是没有发完就无款可发，袁乃宽只得逃往天津过年。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三部分第六十一章 徐树铮组织短命政府（1）
一北伐军由赣入闽。徐树铮到延平组织“建国军政制置府”。北伐军占领福州
李厚基原系皖系成员之一，与卢永祥的关系更为密切。臧致平原系驻沪混成旅长，北京政府调来援助龙济光，任为厦门镇守使，龙失败后，调任汀漳镇守使兼福建第二师师长。第二十四混成旅旅长王永泉原系徐树铮所辖西北参战军，也因援龙调来福建。臧、王两人都不是李的直接部属，对李的态度颇为傲慢，李也视为眼中之钉，久想除而去之。直奉战后，李竭力献媚吴佩孚，以求保全位置。而吴也因“鞭长莫及”，收容了他，作为分化皖系和对付广东的一个爪牙。李第一步逼走了臧致平1922年6月5日，李厚基突然到漳州解除臧致平的第二师师长兼职，改由自己兼任，叫臧专任汀漳镇守使，臧忿而离漳赴沪。，第二步又请北京政府调开王永泉，因此皖系骂他是忘恩负义之徒。
徐树铮是李的中表亲和丰沛同乡。1921年春天，徐秘密来到福州，劝李必须与卢永祥忠诚合作，又托他代发致陈树藩的一个密电。李收了电报并未照发，对徐的态度也很冷淡。1922年8月18日，徐在上海函劝吴佩孚拥戴孙、段“二老”共谋统一，这当然是话不投机；又派人持函到福州有所商洽，李竟拒不接见，并且骂徐是兴风作浪的政客。
王永泉与福建各地的反李武装力量以及臧致平旧部都有联络，同时，在孙皖同盟的形势下，与许崇智、黄大伟、李福林等部北伐军也有联络。许崇智早年在福建带过兵，与福建人士有着历史渊源。福建民军请北伐军开进福建，帮助他们驱逐李厚基，而北伐军被陈炯明部击败后，正在茫无出路，便决定由江西会昌向福建武平、上杭移动。1922年8月21日，北伐军代表胡汉民由会昌到汀州转赴延平，与王永泉接洽移防问题，双方成立协定，北伐军承认驱李后，福建问题交王全权主持。
北伐军是陈炯明的敌人，吴佩孚也想扑灭孙中山的军事力量，他们和李厚基联合起来，商定三路围攻计划，吴派第十二师周荫人部进攻会昌，陈派尹骥为“援闽”总指挥进驻浔邬，李派第二混成旅旅长王献臣（原系李的卫队团长）由上杭、武平进驻桂坑，相约在筠门岭会师。此时许崇智部共有5000余人，有枪的还不到一半，黄大伟部仅有两营人，李福林部仅有900余人。由于闽、赣、粤三省边境军队云集，不易通过，王永泉出主意叫许崇智先派陈国华一旅打着北军第二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