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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黎愿意下台，问题倒很干脆，但在他气了一阵恢复理智的时候，又不敢发出这个电报，相反，他还指使汪大燮、孙宝琦等向检察厅具了一张保单，并用自己所乘的北京第一号红牌汽车北京规定，总统府汽车为红牌，外国公使馆为绿牌，阁员为蓝牌，民用为白牌。总统所乘汽车为第一号红牌。迎接罗文干出狱。罗到公府时，黎降阶相迎，握手道歉，请他回家休息。罗愿意回到检察厅听候审理，黎就请他暂时住在居仁堂，罗又执意不肯，讲来讲去，罗才同意在公府礼官处下榻。罗愤慨地说：“如果我无罪，逮捕我的军警长官就不能无罪。”黎马上召唤聂宪藩、薛之珩到公府来，叫他们向罗赔礼了事。聂宪藩不服气地说：“我们遵照总统的手谕办事，错在哪里！”这样一说，黎又哑口无言，只得转过身来向聂、薛两人说了一些安慰的话。这一天，罗的面子十足，由法院犯人一变而为总统贵宾，内阁占了上风，总统屈服于大军阀的权威之下。
同一天，吴景濂率领议员30余人到公府来，请求下令罢免王宠惠、罗文干。黎的一肚子怨气正在无处发泄，不禁悻悻地说：“当初你们同意唐绍仪组织内阁，我把同意案提交到国会，你们却退还了咨文。王内阁也是你们事前同意过的，现在又要罢免他。前几天你们要我下令逮捕罗文干，我也照你们的话办了。你们不必今天要求这样，明天要求那样，干脆预备一个人来做总统好了！”
这是洛派阁员大走红运吐气扬眉的一个时期。高恩洪一手遮天地禁止电报局接收不利于他们的电报，因此吴景濂和保派阁员关于本案的电报，都要送往天津才能发出，报纸的新闻电报也被任意扣留。罗文干的受贿渎职案不能成立：华义银行代表伯克尔出面作证，该行所付3万镑和5000镑两张支票，都是意大利人所得的手续费，与罗无干，8万镑由财政部公开领收，当然无法中饱。华义银行副经理徐世一逃避无踪，不敢出庭作证。
23日夜晚，黎在东厂胡同住宅将要就寝的时候，吴景濂又率领议员20余人大踏步地冲进内室来。黎惊慌地问，何事如此张惶。吴景濂神气十足地从衣袋里取出曹锟打来的漾电（23日），这个电报痛骂罗文干丧权辱国，纳贿渎职，建议组织特别法庭彻底追究。吴景濂当面警告黎，如果吴佩孚胆敢包庇王内阁，保定还准备好下一步骤，请求政府加以讨伐。吴景濂要挟黎将拟就的申斥吴佩孚的电报发出去，否则以齐燮元为首的直系将领将有联名电报发表，总统就陷于孤立了。这时黎又没了主意，就在那张电报上加了一个“梗”字（23日）发出去。
原来，曹锟已经知道内阁签订奥款展期合同，吴佩孚得了50万，自己却分文没有拿到，这一气非同小可，他马上派人到交通部查账，查出半年来该部转账拨款清单一共拨交洛阳军费5099万元，而拨交保定的仅有2424万元。曹锟本来深恨高恩洪，只因碍于吴佩孚的情面未便发作，现在他下了与吴破脸宣战的决心。保派军人王承斌打密电叫各省直系军阀做“老帅”的后盾，必须一致发出通电痛击罗文干，如果吴佩孚胆敢包庇罗，就加以卖国之罪，“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吴佩孚曾用卖国罪名攻击张作霖所包庇的梁士诒内阁）。保派一定要把吴佩孚的威风打下来，并借以打击黎，以便把“老帅”早日扶上总统的宝座。保派对奉皖两系军阀和安福、交通各系政客都愿化敌为友，只以吴佩孚一人为敌，骂他是忘恩负义的叛将，不能让他再横行下去。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三部分第六十章 曹锟吴佩孚的窝里斗（7）
曹的漾电发表后，24日王承斌通电，请黎派遣军警逮捕与罗案有关的一切人犯，并公开谴责吴佩孚不应步张作霖的后尘，为内阁保镖。曹锟是吴的上司，他对吴还没有进行正面攻击，而王承斌却以部属的身份，公开谴责长官，问题就更为严重了。继王承斌之后，齐燮元、马联甲、杜锡珪、田中玉、蔡成勋、马福祥、卢永祥、刘镇华、何丰林、陆洪涛等（以发电先后为次序）先后通电响应曹锟的漾电，一致痛斥罗文干丧权卖国，要求北京政府依法治罪。这些“爱国者”不但有直系和在直系势力下的各省军阀，而且有与直系为敌的皖系军阀。这些电报有的是保派事前组织发动的，有的却是自动地放火助威以加深直系内部的裂痕的。随后，吴佩孚的嫡系军人萧耀南、张福来也有通电表示了一致的态度。这种一面倒的局势，使得目空一切不可一世的吴佩孚，成为“过街老鼠”，曹锟的威势盛极一时。吴看见势头不对，25日只得通电解释，对罗案犯罪成立与否毫无成见，只是认为手续错误，并且表示“对曹使始终服从，对元首始终拥护”。由于吴败下阵来，25日北京的政治气候起了剧烈变化，王内阁停止办公，罗文干自请回到检察厅听候审讯，检察厅对罗案不提起公诉的文件不敢发表。罗也不能再住在检察长的办公室了，他被送到看守所，并且受到严密监视。
从25日起，总统命令因为无人副署不能发表，北京陷于无政府的状态。黎也意识到倒阁问题和大选问题是联在一起的，他上了别人的当，因此想找政治色彩较淡的海军总长李鼎新代理内阁总理，26日派金永炎到保定、洛阳征求同意。曹锟仍然不置可否，实际上他是主张用保派阁员高凌霨代理总理的。黎又乱找颜惠庆、靳云鹏、周树模这些有“名望”的人士出来代理总理，他们一个个都“敬谢不敏”，因此黎又心灰意懒起来，吩咐手下人替他预备专车，让他下台到天津去。就在这时候，高恩洪毛遂自荐地说：“总统是我迎接到北京来的，我愿意陪总统到天津去。”黎听了这句刺耳的话，又大为发火，把高恩洪没头没脑地大骂了一阵。
27日，众议院通过了查办王宠惠、顾维钧一案，认为他们都是与罗案有关的人物。黎再打电报请曹、吴提出组阁人选，他们却都回电说：“组阁为元首特权，决不加以干涉。”这天金永炎从洛阳回来，转达吴的意见，并不坚持维持王内阁，但是孙丹林、高恩洪两人在新内阁中必留其一，除津派外，任何人组阁都不反对。
同日，众议院还提出吴佩孚侮辱元首，应依陆军刑事条例判罪的质问书。
29日，黎元洪派李根源把下台已久的汪大燮找进公府来，见面时不说别的话，就拿出填写命令的空白纸，一手持笔填上了汪大燮的名字，派他署理内阁总理。
四曹锟反对汪大燮内阁。国会通过张绍曾组阁。曹锟收买国会议员
汪大燮经常在北京发生政潮时充当“填空档”的角色。1917年11月直皖两系斗争白热化的时候，冯国璋找不到内阁总理，曾请他代理总理一星期。这次黎也找到他，他同样声明代理之期不得超过10日。11月29日黎发表命令，分别任命王正廷、高凌霨、许世英、彭允彝、李根源为外交、内务、司法、教育、农商各部总长，汪大燮兼任财政总长，其余阁员都没有变动。汪属于研究系，李、彭两人则属于政学系。教育总长本来已定褚辅成，因为赵恒惕的一封信，临时换上了彭允彝湖南选举省长时，彭允彝担任选举总监督。选举结束，彭希望取得湖南内务司长兼省务院长，未能如愿，便由赵恒惕写信向黎元洪推荐，到北京另谋活动。彭的目的想取得关监督以便发财，如果不能到手，就再回到国会当议员。他请湖北籍议员胡鄂公在黎的面前替他“敲边鼓”。胡鄂公说，关监督的缺额有限，都由强有力的军阀保荐，轮不到他，问他想不想当总长。彭认为这是一句开玩笑的话。胡到公府劝黎拉拢湖南，以便进一步拉拢西南。而要拉拢湖南，首先应当找到一个与湖南有关的人物加入内阁。黎正想拉拢西南以加强自己的政治地位，因此就在内阁名单中改提彭（允彝）为教育总长。（此节由胡鄂公提供）。高恩洪留任交通总长是看吴佩孚的面子。前任阁员一律“辞职照准”，只有罗文干受到免职的处分。
汪大燮于1922年11月30日上午9时半通电就职，当晚9时忽又通电辞职，当时称为不满12小时的短命内阁。原来汪不愿自兼财政总长，改派黄郛担任，黎以“此人资望太浅”拒绝盖印，汪因此负气辞职。黎只得赔不是，盖了印，于是汪又通电复职了。
汪内阁是黎根据“元首特权”自己提出的，此时王内阁已无法维持，他又不愿津派分子组织内阁，所以找到这位与各方并无恩怨的研究系“名流”组织“过渡内阁”，以便腾出时间物色一位能为各方所接受的新总理。
汪内阁发表后，12月1日吴景濂、张伯烈首先通电表示反对。2日曹锟通电称：“汪大燮乃具保罗文干出检察厅之人，许世英为与奥债有关之华义银行总裁，续任交长之高恩洪，既有力庇罗案之行为，又有抵借京绥路之新案，阁员如斯，是对于国会提出查办之罗案，有意消灭。似此新阁，不但有蔑视国会之嫌，更何能副人民之望。锟为巩固中枢整饬法纪计，决难承认。”这个通电并不致送总统，因此黎满腹牢骚地说：“现在的事情真难办，我向他请示内阁问题，他始而置之不理，继而来电声明毫无成见，等到命令发表，却又激烈反对。我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叫我怎么办才好！我本来无意上台，他们却一定要我上台，而一经上台，他们又遇事掣肘，使我进退两难。”
由于“老帅”冬电发表，各省直系军阀及其追随者们又一次掀起了反对内阁的浪潮，使汪内阁陷于不死不活的境地。保派三阁员都以不就职为拆台的手段，汪自己亲去拜访高凌霨劝其就职，高凌霨竟然托病谢客。高恩洪已经发出就职通告，保定传来“老帅”的一句话——“我与定庵（高）势不两立”，又接到曹锟的电报，质问他为什么要扣留与罗案有关的各项文电，吓得他临时将就职通告撤销。黄郛因风色不佳不敢就职，许世英尚未交卸安徽省长，王正廷借口到山东办理接收青岛事宜离开北京。只有政学系两位阁员兴高采烈地出席了国务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