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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这时候，吴景濂、张伯烈突然率领议员20余人冲进来，吓得阁员们都从侧门逃走了。吴景濂要挟黎不得在这道命令上盖印，并称国会对罗即将提出查办案，总统应俟查办案送到时据以发表命令，交法庭依法处理。黎又同意了这个意见，将原令搁下不发表。
当天晚上，又有议员多人到东厂胡同黎宅，要求下令将罗免职并听候查办，黎点头同意，他们才蜂拥到麻线胡同吴宅开会去了。
20日，居仁堂举行府院联席会议，讨论罗案处理问题。王宠惠首先提议：“此案未经内阁同意，总统仅凭议长片面之词，发表命令逮捕阁员，这不能认为是钧任（罗）的个人问题，而是牵涉到责任内阁制的存废问题。今天必须弄个明白。”黎说：“我应当认错。”高恩洪用手指着黎的鼻子说：“认错岂能了事，必须想个救济办法。”黎尴尬地说：“怎样救济呢？请大家想个法子。”孙丹林主张首先恢复罗的自由及其个人名誉。高凌霨认为这是法庭的责任，不必讨论。张绍曾频频点头称是。高凌霨、张绍曾都是保派阁员，与国会议长同一鼻孔出气，因此阁员分成了两个阵线，相互展开了违法问题的争论。保派阁员指出此案并未提交国务会议讨论，内阁应负违法责任。王宠惠反驳说，这是手续错误，即使应当处分，只应受行政处分而不能加以刑事处分。洛派阁员的发言仍然引入到总统违法的问题，黎忸怩地说：“我只叫薛总监派人监视，并未叫他捕送法庭。”于是王宠惠、孙丹林、高恩洪一致谴责警察总监曲解总统命令，应当予以撤职处分。黎说：“此事与薛总监无干，是钧任自己要到法庭里去的，一切问题有我负责。”说到这里，他也沉不住气了，提高着嗓子喊道：“你们一定要办人，就请先办我吧！”高恩洪连连说：“不敢，不敢。”但是王宠惠、顾维钧、孙丹林、汤尔和一致认为黎自己做错了事，反而盛气凌人，因此大家忿忿不平地表示，总统既不肯撤薛之珩的职，就请撤我们的职，问题总有一方面不对，不能马马虎虎了事。黎说：“好，要不干大家都不干，让我先行辞职！”张绍曾说：“我已经单独提出辞呈。”谈到这里，外面又有议员百余人要求面见总统，黎连声说：“请在外边坐！请在外边坐！”哪里知道，这些议员就像凶神恶煞一样大踏步冲进来，吓得阁员们心惊胆战地都从边门溜出去了。
也正在这一天，众议院用开快车的方法通过了查办罗文干案，即日咨请总统取消奥款展期合同。咨文大意称：“罗文干勾结海外驵侩，将巴黎和会议决德奥债款概作中国无偿之无效债票，换发新债票。……此项债票，在欧洲直无价值之可言。乃德奥奸商竟以极低价格收买达全数十分之七点五以上，自居债权者，向中国财政当局运动，与其他债票一律掉换新债票。……该商人等为避免与德奥政府发生直接关系，改入义（意）籍，委托华义银行代表罗森达及格索利，向中国政府换取新债票，存储巨款于华义银行，种种运动，至年余之久，历任各财长以事关国权，均行拒绝。不料罗到任未久，该代表等又施运动，与财部库藏司长黄体濂昼夜密计，要求罗签立合同，允许以中国未经收到利益之无效债票，为变相之补偿。……不交国会同意，不经国务会议通过，不经大总统批准，擅于11月14日由罗与华义银行代表签定。并查当日由华义银行预存之巨款内支付支票三纸，一纸八万镑付财政部，一纸三万镑付来人，一纸五千镑付来人。……”
这个案件既要法律解决，就必须有告发人向被告人提出控诉。检察厅根据事实，票传吴景濂、张伯烈二人出庭对质。吴、张二人召集有关议员开会讨论，决定抗传不到，理由是本案系由总统交办，公府既非诉讼机关，议长亦非诉讼当事人，当然不负告发人的责任。
这一案件是军阀统治时期帝国主义与官僚买办相勾结，军阀因争权夺利而内讧，法律破产，政治阴谋登峰造极的一次大暴露。以当时之法，衡量当时之事，可从几个方面分析于下。
第一是总统违法。十分明显，内阁未经罢免，事实尚待查明，总统凭一面之词，直接下令逮捕阁员，不但越出了总统的职权范围，而且严重地破坏了责任内阁制。
第二是议长违法。吴景濂、张伯烈携带众议院公函，告发现任阁员贪污渎职，可是查办案尚未提交国会，议长有什么根据代表国会署名？如果是私人告发，就不应以议长的身份列名，并且盖用国会的印信，也不应向总统告发。奥约展期合同的经办部门是财政部公债司，公函仅连带告发库藏司长黄体濂，即使黄体濂与罗文干关系密切而又为本案犯罪人之一，也不能置公债司长于不问。由此可见，议长告发本案，其意在人而不在事。
第三是国会违法。众议院在议长告发后才提出查办案，却不追究议长滥用职权、冒发公文的违法责任。问题还不止此。根据临时约法第十九条第十二项的规定，对于失职、渎职的国务员，只能提出弹劾而不适用查办，查办对象为一般官吏，所以对罗提出查办案，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即使是弹劾案，也必须两院通过后才能咨交总统执行。本案参议院并未讨论，仅由众议院单独提出，也是违法的。
第四是内阁总理违法。王宠惠在所拟总统命令中提到：“该总长关于此案，曾咨呈国务院批准在案。”由此可见，本案并未提交国务会议讨论通过，仅仅取得国务院的批准。那么是谁批准的呢？此案批示原文是：“应照最后磋商办法，速订展期合同，以资结束”。这是王宠惠个人作出来的决定。过去内阁总理由军阀担任，以个人代替全体，是可以理解的，而号称“国际法学家”的王博士，号称“好人政府”的王内阁，也干出同样的事情来，就说不过去了。
第五是全体阁员违法。21日，国务会议召集临时会议议决：一、退回众议院关于查办罗案的不合法咨文。这个文件因为黎元洪害怕开罪国会，不敢盖印，没有发出；二、用内阁名义将此案发生后的一切情形通告全国。这个电报由王宠惠、顾维钧、孙丹林、李鼎新、汤尔和、高恩洪六人具名发出。电报的煞尾一段说：“宠惠等理应立即引退，惟以罗案尚未水落石出，不得不暂时待罪，静候解决。”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保派阁员高凌霨、张绍曾借口奥款展期合同未经国务会议通过，拒绝列名，因此，这个电报并不代表全体阁员；第二，内阁本身既已犯下违法渎职的重大嫌疑，又因保洛两派的政治斗争，弄得内部对立，为什么不能“立即引退”，还要“暂时待罪”，除了“好人”恋栈之外，难道还能作出其他解释吗？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三部分第六十章 曹锟吴佩孚的窝里斗（6）
第六是司法机关违法。罗文干是由司法总长转任财政总长的。地方检察厅检察长熊元襄看见他的老上司被解送前来，而这位老上司又有大军阀为其背景，因此不敢怠慢，请他住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并且不时地陪着他谈天解闷。有时首席检察官不得不“公事公办”一下，也是用属员参谒上司的礼貌，到办公室来问几句话，并且不敢多问。根据当时法院规定，在押犯人仅可在星期三接见来访者，而且事前必须取得核准，接见时有法警从旁监视，谈话不得涉及案情。可是罗文干到案后，自总理、总长以至达官贵人，来者不拒，放言无忌，以致地方检察厅的所在地四眼井一带，自朝至暮，车水马龙，途为之塞。军阀统治时期的所谓法治幌子，完全被这些怪现象扯碎了。
罗案发生后，梁启超指为“总统蹂躏人权”。帝国主义宣传机关表示“仅就此案，即能确定在目前情况下，领事裁判权不能取消”。
这个案件有一重政治内幕。吴佩孚屡次向内阁索饷，高恩洪曾想出邮电加价的办法，打算拿这项收益作为发行公债的基金，不料直系势力范围外的各省军阀，都不肯执行邮电加价的部令，这个计划便成为泡影。北京政府“生财无道”，归根结底只有向外借款的一条路可走。西方帝国主义是愿意支持这个“好人政府”的，日本却借口中国政府无力偿还外债，信用破产，反对提供借款。四国银行团必须四国一致才能向北京政府提供借款。因此，英、美派阁员与西方国家秘密协商，拟用整理旧债作为幌子，向四国银行团进行一笔一亿元的新借款。于是意大利公使首先提出签定奥款展期合同的要求，接着英国公使也向外交总长顾维钧接洽，力促其成。根据王宠惠发表的谈话，奥款合同的牵涉面很广，九国公使都有公文到外交部提出同一的请求，而根据国际法，私人债务不能列入国债范围内，因此这笔债款必须偿还。这笔债款为数共有570余万镑，已经转移到意大利人之手，但是债权背景还有各国人在内。王内阁为了要挽回中国的国际信用，同意签订奥款展期合同，作为整理旧债的一个开端。
本案引起重大的贪污嫌疑，主要是由于签订合同时并未提交国务会议通过。这里又有一重政治内幕。原来保定和洛阳都有电报索饷，而债权方面交来的补数仅有8万镑，折合华币仅有60余万元，除支付中央政费10余万外，所余50万须由保、洛平分。于是洛派阁员孙丹林、高恩洪想出一个“飞过海”的办法，不提交国务会议讨论，而采取由总理批准的办法，并由王宠惠口头报告黎，这样就可以瞒过保定而将50万元全数拨交洛阳。
但是问题尚不止此。如果由财政部直接拨交洛阳，也还是瞒不过保定的，高恩洪又与罗文干商妥另一办法，由财政部将此款划拨交通部作为偿还铁路债务之用，以此报案核销，再由交通部转手交付洛阳，这样就可以完全不为外人所知了。尽管洛派阁员为了这笔为数不大的款项，用尽心机，百端弥缝，但是终于被人揭发出来。原来华义银行副经理徐世一是保派军师边守靖的亲戚，当该行与财政部秘密协商奥款换发新债票时，他向曹锐、吴景濂、边守靖告密，吴景濂叫他切勿“打草惊蛇”，等到木已成舟再行举发。十分明显，吴景濂和保派的目的，在于利用这个案件执行倒阁和逐黎的“一箭双雕”之计。
罗案发生后，洛派阁员打电报到洛阳求救，吴佩孚当然不能置之不理。21日，黎接到吴的号电（20日）说：“罗财长纵有违法事件，应提交阁议，先解官职，后送法庭。未经解职遽送法庭，似属不成事体，殊蹈违法之嫌。”这个电报公然用上司口吻训斥总统，这在民国成立以来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