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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5日，徐世昌通电表示关于内阁问题的态度。电报说，“中枢进退，皆属本大总统之职权，而本大总统于人才进退之际，但期有利国家，初无丝毫成见。至于整饬纪纲，则本大总统职责所在，不敢不勉”。徐世昌把内阁问题的责任归在自己的身上，意在保全张作霖的面子，同时暗示可以“训斥”吴佩孚以平张作霖之气。另一方面，他又准备罢免梁士诒以息吴佩孚之怒，而用梁内阁的陆军总长鲍贵卿继任内阁总理。鲍是张作霖的儿女亲家，这又是见好张作霖的一种做法。他还放心不下，叫鲍自己到沈阳去商量。不料张作霖不买这笔账，沉下脸色来向鲍说道：“霆九，你如果要过总理的瘾，可以自己上台，何必跑来问我！”这样，鲍内阁便流产了。
由于段祺瑞已从北京逃走，孙中山又表示可以出兵北伐，张作霖对直系的态度便日益强硬起来。他以“换防”为名，动员大批奉军入关。吴佩孚接到这个情报，也在京汉线上扣留车辆，调动军队，准备应战。于是曹锐大起恐慌，3月8日以“祝寿”为由，再到沈阳乞情3月10日（农历二月十二日）是张作霖的47岁生日。。张作霖对待他虽然仍像往日一样，有说有笑，可是一谈到政治问题，就“顾而言他”，使他满肚子的话都说不出来。他只得找孙烈臣打听消息。孙说：“咱们大帅想请教四爷，究竟部下亲呢还是亲戚亲？”曹锐指天誓日地表示他们兄弟决不会纵容部下干出对不起亲戚的事情来。张作霖才开门见山地提出三个条件：一、吴佩孚专任两湖巡阅使，不得兼任直鲁豫巡阅副使；二、直军退出京汉线北段；三、梁士诒销假复职，复职后让他自动下台。张作霖决心与吴佩孚硬拼一下，如果吴敢于反对梁复职，他就加以“反抗元首”和“军人干政”的罪名，胁迫徐世昌下令加以讨伐。
就在这时候，北京查账大员董康提出了一件大参案，指出盐余借款中发现有各种各样的假公济私的不法行为，建议法庭票传财政当局和有关人员到案对质。财政总长张弧看见风色不佳，弃职逃往天津。吴佩孚抓到这个题目，又大做文章 ，称赞董康为“包公再世”，要挟北京政府立刻下令将张弧撤职查办。这样一来，气得张作霖声色俱厉地质问曹氏弟兄，究竟有无约束吴佩孚的能力，如果没有，他就代替他们弟兄重重地教训吴佩孚一下。在张作霖的盛怒之下，曹锐胆战心惊地赶回到保定，要求曹锟以重大压力制止吴佩孚乱说乱动。
曹锟电召吴到保定面商重大问题，吴借口忙于军务不能分身。这样一来，曹锟也就火气大发，表示如果吴敢于一意孤行，他们兄弟将在张、吴两人之间宣布中立。吴听到这个消息，才松了口气，表示一切问题请“老帅”做主，自己绝对服从。
由于事机十分危迫，曹锐便代吴拟就电稿，于3月10日发出。这个电报解释五点：“（1）元首提梁士诒组阁，张、曹两使均赞成之，佩孚反对梁氏乃反对其媚外政策，根本不牵涉他方。（2）佩孚服从曹使，对于张使挟同一之观念，既服从矣，其不反对也明甚。（3）共和国家，内阁失政，国会得而弹劾之，人民得而攻击之，不能因佩孚反对梁氏，疑为奉直间别有问题。（4）奉直譬之人身之元气，而内阁股肱也，不能因股肱有疾而自戕元气。（5）张、曹两使遇事和衷，初无芥蒂，表面虽有奉直之名，内容实无畛域之见。……以上各节，均证明谣言之不足信，挑拨者别有用心。……”
二徐世昌任命周自齐署理内阁总理。奉军大举入关，曹锟下令直军不得抵抗。张作霖建议召开统一会议。卢永祥建议召开天津会议解决直奉争端。吴佩孚等宣布张作霖罪状。张作霖到军粮城指挥作战
华盛顿会议后，梁士诒既不辞职，又不销假复职，代理总理颜惠庆坚决不肯再代下去。徐世昌要求直奉两系推荐一个双方可以同意的内阁总理，张作霖仍然表示“拥护元首，应由元首主持”，吴佩孚也表示“军人决不干政”。徐世昌得到密报，张作霖准备向全国建议召开“统一会议”，其目的在于恢复旧国会，改组北京政府，驱逐“元首”下台，因此3月12日他通电各省，催促办理第三届国会的选举。这是他苟延残喘，避免政变发生的一种做法。但是内阁问题必须决定，无政府的状态必须改变，否则政变发生的可能性仍然很大。1922年4月8日，徐自作主张，任命周自齐署理内阁总理。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二部分第五十八章 第一次直奉战争（2）
徐作出这个决定，具有以下四个原因：一、让梁士诒下台，就对得起吴佩孚了；二、梁、周同属旧交通系，楚弓楚得，也算对得起张作霖和梁士诒了；三、周刚从美国回来，向美国借款大有苗头；四、周对徐的感情很好。不料命令发表后，梁士诒首先提出抗议：“内阁未被批准辞职以前，只能由原班阁员代理总理，周自齐并非阁员，代理总理是违法的。”徐乃于9日倒填8日的日期发表命令，任命周自齐署理教育总长，并发出更正电报，在“周自齐署理内阁总理”的命令上补进了一个“兼”字。这种欲盖弥彰的做法，对徐并未带来任何好处，而且直奉战争就要爆发，内阁问题已经不居重要了。
在奉直两系摩拳擦掌的时期，西方国家多方支持直系，美国公使休士曾当面劝告张作霖，应根据华盛顿会议的精神，大举裁减奉军；英国公使艾斯顿建议，不得在京奉路运兵；天津领事团根据《辛丑条约》，不许天津驻兵，并抗议奉军占领塘沽车站的行为；北京外交团并曾警告奉直双方不得断绝京汉、京奉、津浦各路的交通。
4月3日，各省直系军阀托词祝贺吴佩孚的生辰4月3日（农历三月初七日）是吴佩孚的49岁生日。，云集洛阳，讨论对奉作战计划。曹锐也来祝寿，硬拉吴同往保定，吴却坚决不去。为了分化奉皖同盟，吴曾派人到浙江拉拢卢永祥1910年（宣统二年）曹锟升任第三镇统制时，卢永祥接充该镇第五协协统，吴佩孚是第五协的管带。吴与卢又同为山东人。吴利用这些关系派人联络卢。卢向吴的使者说：“子玉到今天还记得起我”，这是拒绝合作的一种表示。，但未收到效果。
从4月10日起，奉军络绎不绝地开进关来，以军粮城为大本营，从军粮城、马厂、静海一直开到德州附近。15日，奉军改名为镇威军，设总部于山海关，以第二十七师师长张作相为兵站总司令。这路奉军本来准备继续开往徐州，会合张文生的新安武军，从陇海路进攻河南，并约河南督军赵倜为内应。另一路奉军于17日开抵京汉线的长辛店。一直到这时候，张作霖还鬼话连篇地说，“直奉本属一家，北洋团体万无破裂之理”（致杨以德的电报）。他还下了一道手令，严禁天津奉军损害曹家的一草一木。
曹氏兄弟对奉军的进逼，节节退让。奉军开到天津前，曹锐将省长公署的文件用具席卷而走，派警察厅厅长杨以德代理省长，所有驻津直军均撤回保定，文武官吏也纷纷避居租界。奉军还没有开进德州，驻德州的直军第二十六师师长曹锳（曹锟的第七弟）就弃职出走，曹锟派张国溶代理师长，并将该师撤回正定。曹锟还电令津浦路沿线直军不得抵抗奉军，所有营房及德州兵工厂均须让交奉军，并把自己的家眷送到汉口，表示愿意下台。
可是洛阳却另是一番气象：吴佩孚从四面八方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军队，将第二十三师调往保定，第二十四师调来郑州，并令陕西督军冯玉祥迅速调兵前来应援。
4月19日，张作霖发出电报，建议召开和平统一会议。电报说：“统一无期，则国家永无宁日，障碍不去，则统一终属无期。是以简率师徒，入关屯驻，期以武力为统一之后盾。凡有害民病国，结党营私，乱政干纪，剽劫国帑者，均视为和平统一之障碍物，愿即执殳前驱，与众共弃。至于统一进行，如何公开会议，如何确定制度，当由全国耆年硕德、政治名流共同讨论，非作霖所敢妄参末议。……作霖此举，悉本于良心主宰，共谋统一者为同志，破坏统一者为仇雠。披坚执锐，所不敢辞。”第二天，他又电请徐世昌主持召开全国统一会议，如果有人敢于反对，他就武力对付。其实，这个电报是对吴佩孚的挑战书，他所建议的统一会议就是孙、段、奉三角同盟所预定的恢复旧国会、推翻北京政府的一个发动机关。
卢永祥首先通电赞成召开统一会议，何丰林、李厚基、张文生都有通电附和。
张作霖发出皓电的同一天，吴佩孚在回答直隶省议会呼吁和平的效电中，表示了和平无法保证的意见。电文写道：“佩孚对于奉军，上月蒸电业已明白表示。乃直军未越雷池一步，而奉军大举入关，节节进逼。年来中央政局纯由奉张把持，佩孚向不干涉，即曹使亦从无绝对之主张。此次梁氏恃有奉张保镖，不惜祸国媚外，而为之保镖者，犹不许人民之呼吁，必庇护此祸国殃民之蟊贼，至不惜以兵威相胁迫。推其用心，直以国家为私产，人民为猪仔。诸君代表三千万直人请命，佩孚窃愿代表全国四万万人请愿也。”
直系诸将对于曹锟的不抵抗方针，一致表示不满，而曹锟也看出退让无补于事，又因直军已开赴琉璃河布防，为了保全地位，他才下了抵抗奉军的决心。他向秘书口授一个电报打给吴佩孚：“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亲戚虽亲，不如自己亲，你要怎样办，我就怎样办。”秘书打算改作文言发出，曹锟说：“不必了，就用我的话打给他吧！”
21日，卢永祥忽又建议请曹、张两人到天津举行一次面对面的会议，讨论双方撤退军队，和平解决。这个建议得到田中玉、齐燮元、何丰林、陈光远、张文生的一致支持，他们请卢领衔发起一个联合调停会议。同一天，徐世昌请出张锡銮、赵尔巽、王士珍、王占元、孟恩远、张绍曾六个“和事佬”，提出同一性质的调停建议。原来奉直两系将由冷战转入热战的时候，各方面的形势都对奉系不利：孙中山已经回到广州，北伐军暂时不能发动；海军总司令蒋拯在上海表示了支持直系的态度，卢永祥受到牵制；冯玉祥的军队迅速开往河南，赵倜也不敢动了；张作霖分化直系也并未取得效果。看来，反直联合战线仍然不能发挥作用，这场战争将由奉军独力作战，因此张作霖又想推迟战争，皖系就提出了这个掩护奉系退却的建议。而徐世昌也看出，直奉战争无论谁胜谁败，他的地位都难于保全，所以也千方百计地企图把紧张局势缓和下来。
但是利在速战的吴佩孚不肯终止这场战争。也就在21日，吴佩孚、齐燮元、陈光远、田中玉、赵倜、萧耀南、冯玉祥、刘镇华联名通电，痛斥张作霖“借口谋统一而先破坏统一，托词去障碍而自为障碍”，表示了他们的应战态度。同日，曹锟通电反对张作霖的“武力统一政策”，认为如果要召开统一会议，奉军必须撤出关外，否则“公论将为武力所指挥”。
在直系的联名电报中，田中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