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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时间已经来不及了。8月28日,杜锡珪率领军舰7艘,运载北洋军第四十八混成旅、山东第一混成旅、湖北第四混成旅及第十二混成团,紧紧尾随在日本军舰的后面,由螺山向岳州上驶。湖南既无海军,江防又很薄弱,加以不敢开炮误伤外国兵舰,北方军舰竟得通过洞庭湖而抵岳阳楼下。当天下午4时海军炮轰岳州城的时候,岳州守军只有第二混成旅两个连,当然无力抵抗,在岳州的赵恒惕只得乘轿落荒而逃(南津港桥梁被海军炮火破坏,火车不通)。这样一来,前线湘军就像潮水一般败退下来,战斗意志完全瓦解了。
赵由岳州绕道平江向南逃走,于30日回到长沙。赵未回到前,长沙陷于大混乱中。各医院住满了缺肢断臂的伤兵,街头上到处可以看见怒容满面的败兵和伤兵。他们抱怨如果不是误于上级对吴佩孚妥协求和之一念,他们早已登临黄鹤楼,漫步晴川阁,何致有今天这样一败涂地的结局。赵回来后,发现总部曾被伤兵闯进来打劫过,他的勋章 、军帽都已不翼而飞。警察因欠饷而罢岗。各学校都被军队占驻,和张敬尧时代没有什么区别。前方败兵一路上大肆抢劫退回来,农村大受破坏,甚至耕牛都被宰食,和张敬尧时代的北兵也不相上下。最使赵吃惊的是,一向对湖南陪笑脸的陈光远,也派萧安国一旅侵入醴陵,长沙岌岌可危。幸而30日桂军沈鸿英部赶到,赵急忙命令该军开往浏阳、醴陵一带布防,北兵才撤退回赣。
由于长沙受到北洋军的两面威胁,赵恒惕决定了放弃长沙、退守湘西的计划。他回到长沙的第二天,驻湘英国领事忽然前来访问,愿意自居为湘直之间的“调人”,极力劝他乘坐英舰美格诺里亚号到岳州,与吴佩孚当面进行谈判。原来驻汉英国领事已经与吴讲好,只要赵肯到岳州来签定湘直停战条约,直军可不进攻长沙,维持赵的地位不动。英国领事如此热情,介绍吴、赵二人直接见面讲和,使人回想到1912年驻汉英国领事介绍清朝代表与民军代表进行和谈的往事。当其时,陕西问题牵制了直系的部分兵力,奉系还在扬言派兵南下,四川“援鄂军”又已侵入鄂西,吴佩孚显然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必须迅速终止对湘军的战争,反过来利用湖南为南北双方的军事缓冲地带,才能腾出手来抢救鄂西,解除四面受敌的严重危机。英帝国主义正是为了帮助它的工具直系军阀才出面来作“和事佬”的。
9月1日,赵乘英舰到岳州时,吴已乘江贞舰先到。赵到吴的座舰上举行湘直和平谈判。这两个老朋友还是第一次见面。参加会谈的人有蒋百里、张绍曾等。吴首先表示倾慕之忱,希望勿存芥蒂,并且保证直军决不侵犯湖南。正说着,后舱里忽然跳出来一个长脸汉子,揪着赵的胳膊大叫:“好,我今天要跟你算账,你为什么要破坏湘鄂联防条约,为什么要进攻湖北!”赵回转头来一看,认得这个人就是他的日本士官老同学孙传芳。吴从旁替赵解围说道:“馨远,过去的事不必提了,湘鄂战争的戎首是宋、鲁两人,不要错怪炎午(赵)。”
随后吴、赵二人进行了一小时的扃门会议吴、赵会谈的情况,由蒋百里提供。关于湘直战争和湘直和谈的经过,均由作者亲自采访,但有若干文史资料,由直方有关人士撰述,颇多失实之处,这里就不备述了。,吴提出湖南取消自治、惩办宋鹤庚、鲁涤平等条,赵坚决不肯同意。吴又提出直军驻防岳州,在这个问题上双方争论多时,赵承认划岳州为不设防城市,双方都不驻兵,吴也坚决不肯同意。最后赵终于被迫接受了让出岳州的“城下之盟”,签定了停战条约九款,主要为双方以汩罗江为界,直军撒至黄沙街、长乐街,湘军撤至湘阴、白水;湘东、鄂西各军撤回原防;武长、株萍两路及江面交通一律恢复等条。签字后,当天吴回到汉口布置鄂西军事,赵也回到长沙处理军事善后问题。
赵回长沙后,一连接到陈炯明打来9个“百万火急”电报,询问前方战况,由于湘直停战条约成立,粤军援湘部队停止出发。
这次湘鄂战争,是军阀与军阀之间的两个骗局,王占元受了赵恒惕的骗,赵又受了吴佩孚的骗。这次战争,拆穿了湖南“自治”的假戏法,暴露了南北军阀为个人权力地位而勇于内战的狰狞面目,也就促进了全国人民反军阀和反内战运动的继续高涨。湘军做了一场向外发展的空梦,从此内部的斗争又逐步激化了。
四湘军“援鄂”与组织联省自治政府的关系。吴佩孚授意张绍曾建议召开庐山“国是会议”
湘军“援鄂”一举,是联省自治运动和第三政府路线成败的重大关键。湘军发动前,赵恒惕派有代表多人分途到西南各省活动,打算攻下武汉后在汉口召集各省联席会议,组织联省自治政府,陈炯明和川、滇、黔三省当局一致表示同意。孙中山当然反对组织第三政府,1921年7月25日曾在广州总统府会议上提出下令讨伐北京政府、大举出兵湖南的建议。由此可见,在湖南的国民党政客提出湘军“援鄂”后,孙中山决不假道湖南北伐的保证是不可靠的。但是陈炯明反对出兵湖南,认为这样做是拖湘军的后腿,只能造成有利于北方而不利于西南的局势。因此,孙中山的北伐计划不能实现。
湖南代表还到浙江、陕西、江西等省进行组织第三政府的活动,皖系卢永祥、陈树藩等一致表示同意。陈树藩虽然离开了西安,但是手中还有兵,愿意由陕南出兵湖北,与湘军在武汉会师。最使人莫测高深的是,直系军阀陈光远也同意组织第三政府,在湖南征求同意的名单上签了名,并向湖南代表胡瑛表示,湘军“援鄂”并不影响湘赣联防条约。其实,这位实力并不雄厚的直系军阀,既害怕孙中山出兵江西,又害怕李烈钧进攻江西,对湖南不得不竭力讨好,借以减少敌对的力量。赵恒惕还幻想吴佩孚能够同意组织第三政府,湖南代表赵冕携带这个方案到洛阳接洽,但是吴避不见面,所以这个方案始终没有向吴提出来。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二部分第五十五章 吴佩孚用兵湘鄂川(5)
早在湘军“援鄂”前,6月4日,卢永祥曾建议召开各省联席会议,推进自治运动,西南各省一致赞成。卢电请赵恒惕主持这个会议,赵觉得自己的声望不高,不敢出面主持。湘军驱王后,8月11日,赵通电全国建议召开国民大会讨论省自治和联省自治的问题,这是联省自治运动发展到最高峰的一个阶段。赵为什么不提“各省联席会议”而改提“国民大会”呢?原来,以前吴佩孚驻兵衡阳的时候,曾与军政府及湘桂军成立秘密协定,拟在推翻安福政权后,建议召开国民大会,通过恢复法统,取消南北两政府,另行组织全国统一的“合法”政府。后来他推翻了安福政权,提出了召开国民大会的建议,可是这个建议当时受到以奉系军阀张作霖为首的各方面的猛烈反对,他放了一个空炮,只得悄悄收兵。现在赵恒惕根据吴的旧方案,加入新内容,建议在汉口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各省自治法,取消南北两政府,另行组织全国统一的联省自治政府,是想把直系拉进来,以增强联省自治派的力量。可是赵的建议与吴佩孚武力统一的野心不相容,与卢永祥反对直系的政治倾向也不相适应。
赵的真电发表后,卢授意浙江各团体和省宪会议通电建议召开各省联席会议,讨论国内问题与派遣太平洋会议国民外交代表问题。浙江省长沈金鉴建议在杭州举行南北和平会议,并推卢为南北间的“调人”。十分明显,在皖系势力下召开各省联席会议或者召开和平会议,其目的也是要组织联省自治政府,但是与赵的意见大有出入,因为皖系与直系立于敌对地位,并不幻想吴佩孚参加。
同一时期,陈炯明在桂平处理改编桂军残部的问题,他的周围也有四川、云南等省代表,所讨论的也是组织第三政府的问题。此时,陈与吴佩孚的关系尚未建立好,不赞成在汉口召开国民大会,他发表巧电(8月18日),请卢领衔通电在上海召开各省联席会议,协定“自治大法”,本人愿派代表参加。这个电报对孙中山说来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因为陈是他手下的现任官吏,却公然同意另外组织政府,不啻是“反对现行政府”的叛逆行为。孙气得要下命令讨伐陈,经胡汉民、汪精卫等竭力劝阻才罢。陈在广西得到这个消息,也不敢刺激孙中山过甚,便又授意省长公署发布一条消息,解释巧电乃是向卢永祥表示好意的一种应酬文章 ,此外别无用心。其实,巧电有具体内容,并非空洞无物的应酬文章 。
以上说明,卢、赵、陈三人虽然同以组织第三政府为目标,但在若干具体内容上,却又存在严重的分歧。
湘军“援鄂”失败,不但汉口会议成为空中楼阁,就是杭州会议、上海会议也因形势转变而召集不起来。吴佩孚却乘战胜余威,重弹“国民大会”的老调,拟定了会议的主要条款如下:一、地点在庐山,名称为国是会议,下分国民会议与国军会议两种;二、国民会议为最高会议,由各省省议会及各法团公推代表(每省3人,蒙古、青海、西藏各推2人)组成之,被推者不限于省议会及各法团的成员,以制定国宪为其任务;三、国军会议由各省区军队每省(区)公推代表3人、海军全体公推代表6人、中央军公推代表6人组成之,以议定军制及裁兵方案为其任务;四、国军会议决议须交国民会议通过,如被否决,得声叙理由提请复议,如否决二次,即应修正;五、国民会议在双十节前开会,得推定出席太平洋会议代表;六、国民会议、国军会议的决议均用国民会议名义公布之,公布后如全国各省区县议会、各法团有过半数不同意时,得于公布后一个月内提交复议。
吴佩孚为什么要把“国民大会”改变为“国是会议”,而在“国民会议”之外又要加上一个“国军会议”呢?原来他自己是秀才出身,懂得伪造民意的一套手法,但是他的同道中人都是一些老粗,都是只知有“军意”而不知有“民意”的,所以加上“国军会议”,使他们乐于接受。这个方案是吴的儿女亲家张绍曾和“苏州才子”张一麔共同草拟的,本来打算用吴的名义发表,但是吴上次放了一个空炮,不愿意再放第二个空炮,因此涂去了自己的名字而请张绍曾用个人名义,于9月2日发表。
电报发表后,首先通电赞成的就是起草人之一的张一麔。9月9日,汉口就成立了庐山会议筹备处。10日,吴佩孚、陈光远、萧耀南、杜锡珪、孙传芳联名通电赞成庐山会议。10月10日,曹锟、张作霖、吴佩孚也有联名通电表示赞成。看上去这次建议不会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