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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国，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孙中山先生去世二十四年了，我们还没有把中国弄成自由、平等、独立的国家，我们的同胞，在国外受到人家的鄙视轻视，我们实在感到惭愧和羞辱！
“近几年来，国民党以国内第一大党的地位，对待中共实在大狭隘一点，胸襟和态度都狭隘。老实地说，是有很多对不起人家的地方，应该首先作一个自我反省，认识错误，感到惭愧，转变过来。我们国民党虽然失败了，但是今后还有它的新生和改造的机会；我们还是愿意重新团结合作，来共同担负复兴中华的历史责任。我们应当把眼光放大些，胸襟开阔些，重新合作，这才是国家民族之福！在国民党方面，今后应该有这个眼光，有这个胸襟，有这个态度。这是我个人在自我反省之余的一点感想，愿意提出来请大家指教。
“最后，我们没有别的，只有祝愿两党过去的一切芥蒂，一切误会，一切恩怨，永远结束；过去的让它过去。在我们方面，当然首先做一个自我反省，同时希望中共方面也保持着这种远大的眼光，开阔的胸襟，明朗的态度，来领导未来历史性的新的政权。中国共产党基于过去的努力奋斗，到今天已经接近——最少可以说接近——到它当政的理想。也有了成功的把握，用不着我们恭维。
“对于其它方面，没有任何意见。以上只是我个人的意见与感想，假使有不对的地方，希望恩来先生和诸位代表先生们加以原谅。”在国民党内，张治中应该说是较有远见的人之一。他认识到了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所在，并对共产党寄予希望，在国民党面临灭亡，共产党即将走向执政的时候，他的这番话是耐人寻味，也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把国共两党之争比作兄弟之争，既模糊了两党争战的实质，也淡化了两党斗争结果的严肃性。所以，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马上起身予以纠正，周恩来说。
“刚才文白先生说的儿句话，我不能不辨白一下。就是对于兄弟的比喻。
假使文白先生说双方的关系等于兄弟一样，是指两个代表团的立场，那么我们都是为和平而努力的，我们很愿意接受。过去大家虽有不对，今后大家仍可以一道合作。但是如果拿过去国民党二十多年来，尤其最后两年又九个半月的蒋介石的朝廷来说，这就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孙中山当年革命的时候，对清那拉氏进行的斗争，就不是兄弟之争；对袁世凯的讨伐，就不是兄弟之争；对曹吴的声讨，就不是兄弟之争；而都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如果说是兄弟之争，孙中山先生是不会同意的。对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表示它的严肃性。说是兄弟之争，如果把蒋介石朝廷和一切死硬派也包括进去，就失掉了它的严肃性。”这次会谈只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便告结束。
南京代表团回到住所以后，又进行了讨论，基本倾向同意接受这个协定。
但事关重大，他们作不了主，必须向南京请示后才能答复中共代表团。他们决定，派黄绍竑、屈武于16日带文件回南京，劝告李宗仁、何应钦接受，黄绍竑是桂系的巨头之一，对李宗仁、白崇禧有影响力。屈武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女婿，便于在南京政府上层做工作。
4月13日晨，第二野战军司令部。
刘伯承司令员戎马生涯几十年，有一个从不更改的习惯，那就是不论前一天晚上睡得早或晚，第二天早上都要按时起来。他对身边的同志说，这样有利于养成紧张的战斗作风。
“报告司令员，总前委来电。”机要参谋一边报告，一边把电报呈上。
“好，先放在桌子上吧！”刘伯承正在洗漱，一下子还腾不出手来。
刘伯承匆匆洗完脸，把脸巾一拧，挂到脸盆架上，走到桌前，拿起电报，译电员熟悉的字迹立即跃入眼帘：
二野、三野前委，各兵团党委并报军委：此次我推迟一星期渡江，完全是政治上和军事上所必须采取的步骤，但因此也容易产生松懈战斗意志和迷失方向的危险，因此你们必须在师以上干部中说明下列诸点。
（一）和平谈判颇有进展，有可能在最近签订协定，此种协定实际上就是国民党的投降，故于全局和人民有利。
（二）我们渡江，应站在政治上最有利的地位的基础上进行渡江，就是说如果谈判破裂，责在对方。我们在谈判结束（破裂或成立协定）之后渡江，则是理直气壮的，而且当我们在政治上做到这一步时，敌人内部将更加瓦解，好战分子内部更加孤立混乱，不仅争取了主和派，还可能分化一部分主战派。全国人民必更拥护我们。届时无论和平渡江，或者战斗渡江都更有利。
（三）要估计到现在国民党军队大部分还掌握在蒋介石死党手里，即使签订了协定，他们都还有继续抵抗的可能，所以我们一切应从战斗渡江出发，而且因为敌人必然利用此时间加强其沿江军事准备，故我们亦应利用此时间更充分地进行军事准备，如果放松了自己的战斗准备，那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
（四）如果政治需要时，还可能再一次推迟几天，所以在部队中要一面防止急性病，一面防止战斗意志的松懈。
（五）大家最担心的季节和江水问题，中央对此亦极重视，计算时间，本（4）月底以前江水尚不致有大变化。
（六）时间推迟的另一大问题是粮食、柴草、油盐，各兵团必须具体计算，拟出办法，望告我们，以便解决。
（七）在延长渡江的时间内，中心工作仍应放在加强战斗准备，亦可利用此时间传达二中全会决议，此点请党委自行斟酌决定。
总前委“好，好哇！”刘伯承看完电报，自言自语地一连说了几个好字。
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的主力已基本丧失，残存的100多万作战部队，退守到长江以南及边远省份。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了几十年，在它还有100多万军队的条件下让它举手投降不大可能。打，看来是不可避免的。
渡江作战，是夺取全国胜利的大进军，是人民解放军空前规模的大兵团行动，但也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确实不少。我们没有现代化的渡江登陆装备，使用的还是木船。但时代不同了，我们的军队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战，有人民的拥护。旺盛的革命斗志是我们能够战胜敌人的主要因素之一。现在我们要做的工作，是要稳定住部队的情绪，不要有任何松劲儿和埋怨情绪，继续做好战斗准备，只要毛主席一声令下，就要直插长江南岸敌人的心脏。
刘伯承想到这里，随口喊道：“李达！”话刚一出口，刘伯承似乎感觉有点什么。在共产党的军队里，没有那种森严的等级之别，部队长期处于艰苦的斗争环境之中，领导和普通一兵，待遇、服装没有差别，在平时，相处皆亲如兄弟，直呼大名。
李达是在l937年红军改编时，到一二九师开始和刘伯承共度军旅生涯的。当时他只是一个机要处长，但勤学好问，办事认真细致，遇事沉着冷静，深得刘伯承的喜爱。在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的领导下和帮助下，进步很快，几年后被任命为一二九师的参谋长，随着部队的扩大，又担任太行军区司令员，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在第二野战军成立前，任中原军区参谋长。
李达一直把刘伯承、邓小平尊为自己的师长，但刘伯承、邓小平并没把李达当作小学生看待，而是平等相处，尊重有加。直呼其名，已是刘伯承多年养成的习惯，尽管李达已成为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了，仍不惯改口。
“司令员起得早哇！”李达闻声后立即来到刘伯承的住处，向刘伯承道了声早安。
“你先把这封电报看一下，”刘伯承见李达进屋后，把总前委的电报稿递给他，说，“你给陈展司令员打个电话，吃罢早饭以后，让他在兵团司令部等我们，让他陪我们到十五军那里去看一下。”李达说：“好，我马上去布置！”李达拿着电报向机要处走去。
第十五军属于第四兵团建制。这次渡江战役被第二野战军指定为先遣部队。
第十五军的前身，是中原野战军的第九纵队，由抗日战争时期太行军区的部分地方武装发展起来的。
1946年至1947年初，太行军区独立第一、第二旅，先后在河南林县组成。独立第一旅由太行第一军分区第三十四团和第二军分区的第三十八、第三十九团组成，独立第二旅由太行军分区第四十三、第四十五团和第五军分区第四十八团组成，两旅组建后，即在太行军区前方指挥所指挥下，参加了豫北反攻作战、清道战役等战斗。
1947年8月15日，以太行军区前方指挥所及两独立旅为基础，在河南博爱县组成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秦基伟，政治委员黄镇，副司令员黄新友，参谋长何正文，政治部主任谷景生。独立第一旅编为第二十五旅，独立第二旅编为第二十六旅。此外，以太行第一军分区第三十六团，第四军分区第四十六、第四十七团，第五军分区第五十、第五十三团合编为第二十七旅。纵队成立后，主力部队随即参加战略进攻，南渡黄河，转战伏牛山，第二十五旅留在豫西，开辟了豫西根据地。
1948年5月，第九纵队又改称为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10月，参加郑州战役，在兄弟部队协同下，全歼北逃之蒋军1。1万余人。11月，参加淮海战役，在参加攻打宿县、任桥阻击战和围歼黄维兵团中，歼敌8500余人。
1949年2月，第九纵队于河南周口地区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政治委员谷景生，政治部主任余洪远。由原留豫西之第二十五旅归建改称第四十二师，张显扬任师长，薛涛任师政治委员；第二十六旅改称第四十四师，向守志任师长兼政治委员；第二十六旅改称第四十五师，崔建功任师长（政治委员暂缺）。
作为渡江先遣军，第十五军于3月5日先于其它兄弟部队，从整训地周口地区开始向长江沿岸挺进。
在部队向长江沿岸开进之前，军首长要求各师和军直分别召开誓师大会。砥砺士气，使请缨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各级党委、支部、党员、模范、功臣竟相表态：“要做全革命，不做半革命！”“一百里不到，九十里不停，保持光荣，再立大功！”陈慎言等九名战士向军首长送去了用指血写成的挑战书，提出以“打通思想”和“任何情况下不动摇，不逃跑”，“保证完成任务”为挑战的条件，军长秦基伟看到战士们火一样的杀敌热情，深受感动，愉快地接受挑战。他在应战书中写到：“你们热情的来信我已经看到了，在‘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进军中，我很高兴和你们作革命的竞赛。”除战士们提出的两项条件外，秦军长建议再增加三条：（一）执行党的新区政策、城市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