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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汤恩伯撤离上海是蒋介石的命令，而且早在这之前蒋介石就先于汤恩伯一走了之。尽管这之后蒋介石也没有追究汤恩伯丢失上海的责任，而且不久他就委托汤恩伯担当起防守福建及沿海岛屿的重任，但在蒋介石的内心，对汤恩伯没有在上海“成仁”一直是耿耿于怀的。 1954 年汤恩伯在日本未老先亡，蒋介石就汤死发表了一段令人玩味的感想。他说：“这几日以
来，由于汤恩伯同志的病逝日本，使我更加感觉革命哲学的重要。本来汤恩伯在我们同志中，是一位极忠诚、极勇敢的同志，今天我对他只有想念、感慨，而无追论置评的意思。我之所以要对大家说我的感慨，亦只要提醒大家，对生死成败这一关，总要看得透，也要勘得破才行。汤同志之死，距离他指挥上海保卫战的时候，只有5 年光景。这5 年时间，还不到2000天，照我个人看法，假使汤同志当时能够在他指挥上海保卫战最后一个决战阶段，牺牲殉国的话，那对他个人将是如何地悲壮，对革命历史将是如何地光耀！“其实，蒋介石对生死成败何曾”看透“、”勘破“？否则不会有西安事变时他忘戴假牙，身着睡衣，跳墙而逃的狼狈样。
5 月25日清晨，第二十七军的三个师先后进入苏州河南岸各桥头阵地。
就是在这里，第二十七军干部战士们遇到了一个从没有遇到过的难题。
为了把上海这座城市完整无损地从敌人手中夺过来，部队在进入市区以前早就接到命令，进入市区后一律禁止使用炮火轰击，只能以轻火力武器作战。
但是苏州河一带的地形对于第二十七军来说非常不利，敌人凭借北岸的高大楼房和工厂、仓库等建筑，居高临下，交织成严密的火力网，封锁了整个河面和河南一条宽广的马路，在每个桥头还设有固定的碉堡，并有坦克流动巡逻。因此二十七军在通过马路夺占桥头时，一再受挫。尤其是进攻外白渡桥的部队，遭受对岸20多层百老汇大厦和附近楼房上敌人机枪的扫射，伤亡很大。在牺牲的同志当中，有最先突破长江天堑的“渡江第一船”的全部战士，有首破济南、荣获“济南第一团”光荣称号的班、排、连长，为了不打碎上海，这些英勇的干部战士们在苏州河畔，在解放即将到来的前夕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惨重的伤亡，急红了前线指战员的眼睛，也使二十七军军部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
5 月25日上午，为了了解前沿阵地情况，军长聂凤智亲自到西藏中路第二三五团指挥所询问战情，并到前沿察看了一小时地形。他感到了问题的严重。前线官兵们面对嚣张的敌人，牺牲的战友，纷纷要求解除禁令，有的部队已把榴弹炮营从郊区调来；瞄准了百老汇大厦。苏州河南岸的马路毫无遮掩，空荡荡的横在敌人火力之下。桥头附近的高压电线全部被打断，桥面、栏杆、电线杆、马路路面和沿街房屋墙壁布满了弹痕。聂凤智认为，这种地形条件十分不利于二十七军作战。如果不用炮火摧毁对岸敌人的火力点，要夺取桥头是很困难的。但是，一旦动用炮火，对岸密集的工厂、仓库和住房都将化为灰烬，无数市民将在炮火中牺牲。
回到虹桥路军指挥所，各师对禁用炮火的意见书如雪片般送来——“我们是在打仗，不是在演戏，哪有不准使用炮火的道理？”
“部队已经付出了伤亡代价，不能再让同志们作不必要的牺牲！”
“当前心须牺牲沿苏州河北岸这个局部，才能消灭整个敌人，保全上海的整体。”
“是我们同志的生命、鲜血重要，还是官僚资产阶级的楼房重要？！”
“火药味”十足的意见书，激起了聂凤智激烈的思想斗争。他不停地出汗，不停地喝水，但仍觉得喉咙发干，浑身发燥。作战科长刘岩向他汇报情报，说了好久，他竟然连一个字也未听进去。
必须马上召开会议以统一思想。25日下午，第二十七军召开了军党委紧急会议。会上争论十分激烈，讨论的焦点是：“是爱我们无产阶级的战士，
还是爱官僚资产阶级的楼房？“
聂凤智说：“我们爱战士的生命，战士的生命比什么都重要。但我们今天是以主人的身份进入上海的，现在这些被敌人占据着的官僚资产阶级的楼房，再过几小时就为我们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所有。因此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尽最大的努力去保全它。”
接着，聂凤智又分析敌我双方的形势，说：“我们有兄弟部队的配合，有上海地下党的支持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协助，而敌人的作战体制已被打乱，外围敌军正被兄弟部队东西夹攻，大量围歼，吴淞口马上就可拿下。据可靠情报，汤恩伯已经逃走，残余的敌人正由刘昌义指挥，军心动摇，内部非常混乱，我们不久就会取胜的！但是我们也要尽量避免无谓的牺牲，从现在开始我们改变攻击战术，各部队白天继续在苏州河正面佯攻，牵制敌人主力，天黑以后一部分主力拉出市区，在西郊一带涉过河去，沿苏州河北岸从西向东进攻市区。同时我们要尽快与上海地下党取得联系，发动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人，争取他们放下武器，确保上海城市完整。”
5 月25日晚，陈毅和邓小平来到南翔，天正下着大雨。上海地下党派来的同志已在等候，他们是来迎接华东局的负责同志们去沪西圣约翰大学临时“安营扎寨”的。但此时的陈毅并不急于进市区，他牵挂着上海市区的苏州河之战。
就在傍晚，陈毅接到了第二十七军军长聂凤智的电话。聂在电话中汇报说：“他们至今未开一炮，秩序、纪律都很好，就是伤亡比较大。他们已改变了战术，决定军政双管齐下，目前已通过上海地下党和敌五十一军代理军长、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联系上了，向刘阐明了党的政策，晓以利害，责以大义，刘表示愿意谈判。陈毅听到这一消息，十分高兴，前线的同志真会开动脑筋。他当即答复说：”你们做得好！“并交代了谈判的原则和注意事项。不知现在谈判进行得如何？
聂凤智和刘昌义的谈判是晚7 时开始的。下午2 时，虹桥路二十七军党委紧急会议刚刚结束，聂凤智就接到了第八十一师政治委员罗维道的电话。
罗维道说：“通过上海地下党田云樵同志，已经与敌五十一军军长刘昌义联系上了，刘表示愿意谈判，并要求与军部联系。聂凤智和政治部主任仲曦东紧急商量后，立即指示罗维道：”将刘昌义及随行人员秘密安全送到军部，联络科科长金灼之同志马上过来协助你。“
晚上7 时，刘昌义等人到达二十七军前沿指挥所，谈判随即开始。参加谈判的有：二十七军军长聂凤智、军政治部主任仲曦东、军联络科科长金灼之、地下党代表田云樵、原东北军部直接联系刘昌义的王仲民、国民党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
谈判于晚上11时结束。刘昌义表示愿率部放下武器，但蒋军残部有10余万人，建制混乱，有些部队他也调遣不动。聂凤智表示，不听指挥的部队，可由解放军解决。
当夜12时，聂风智要通了总前委的电话，向陈毅汇报了谈判的过程及结果。
5 月26日凌晨1 时许，陈毅用电报作了正式的答复：一、接受刘昌义投诚；二、限刘部于26日上午4 时前，集中在江湾附近指定的三个村庄待命；三、所撤地区由人民解放军接防；
四、凡拒不接受命令者，由人民解放军解决。
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刘昌义将军一句句听完命令之后，要求看陈毅电报的原文，还特意看了看电报后面的署名，然后他放心而又为难地对聂凤智说：“现在已经过了午夜，即使马上回去下命令，恐怕也来不及，是不是再往后推几小时，您看？”
聂凤智：“这个问题很实际，期限推到明天中午12时，如何？”
5 月26日凌晨，刘昌义率五十一军大部向解放军指定的投诚地点移动。
上午10时，配合第二十七军行动的第二十军第六十六师由南京路经永安里向东搜索前进，包围了驻守在绍兴同乡会、铁路管理局等处的国民党青年军第二○四师等部共约1500余人，迫其全部投降。同日，由陶勇指挥从杭州赶来参战的第二十三军第六十七师也于清晨从曹家渡过河，在中央造币厂俘虏交警1000余人，27日又率先攻击淞沪警备司令部，歼灭国民党守军残部，俘虏7000余人。第六十八师主力从周家渡过河后，俘交警1400余人，然后向真如进发，与第二十六军会合。5 月26日晚，第二十六军在消灭了江湾大批国民党溃军之后，第七十八师又攻到长阴路，歼灭敌第三十七军一部，俘4000余人，第七十六师则由塘桥站攻击李家楼，战至27日晨，守敌第二十一军一部投降。
但是市区的战斗还未结束。
5 月26日下午，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新上任的第一任市长陈毅乘吉普车进入了上海市区。
陈毅对上海并不陌生。 1919 年，也就是30年前，18岁的陈毅带着救国救民的愿望，从穷乡僻壤的四川山区头一次来到了上海，准备去法国勤工俭学。在这里他第一次见识了趾高气扬的洋人和林立的高楼大厦，还有蜷缩在高楼大厦墙角的乞丐，他强烈地感到贫富的悬殊。10年后，他再次来到上海。当时他是化了妆的红军领导干部，来向党中央、周恩来汇报红四军的情况，为了安全，他三天一转移，住过不少四川人开设的小旅馆和小饭馆。1939年，陈毅率领新四军攻打虹桥机场，火烧了日机4 架，害得日军出动1000余兵力，包括骑兵和战车，仓促应战，这一次陈毅并没有进上海，但他的名字却在上海传开了。匆匆又是10年过去了，这一次陈毅却是以胜利之师的司令、上海市市长的身份进入上海的，他已经和广大指战员一起，亲手埋葬了旧上海。
天下着阴雨，陈毅的车开得很慢，他正注意地看着，他最关心的是军纪。
几日来，“解放军困拉马路浪，秩序交关好”的消息传遍了上海大街小巷。解放军送给上海市民的这个“见面礼”震撼了上海市民的心。中山医院院长沈克非，一位并不“亲共”的名教授目睹了解放军进驻上海的种种情景，沉吟良久后，向他的老同事黄家驷吐出了这么一句话：“国民党回不来了！”
一个名叫曹茹的上海市民，在给报社的信中写了自己目击的事：“一个战士担了很重的挑子飞快地在路上走，路过的三轮车夫停下说：”让我的车替你拖吧。‘’不，谢谢啦！‘战士客气地摇头。’我不会要你车钱呀！，‘那就更不敢要你拖了。’战士笑着挑担走了。我和那好心的车夫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天哪，多快！几天前国民党兵还在这里拉夫、抢劫……“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十里洋场露宿街头，不仅温暖了上海市民的心，也引起西方国家极大的关注。睡马路，在世界各大都市并不少见，不过躺着的是乞丐、流浪汉和别的穷人。攻占了大城市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