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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们并没有相互拥抱，直到总统离开公开场合，午餐宴会的那扇门关上之后。
在这场有关他和他弟弟控制的投资公司的审判中，尽管西蒙并没有被指名，罗夫依然对总统和这位共和党州长保持过于亲密关系的选择忧心忡忡。罗夫告诉白宫新闻界，欢迎西蒙参加公开的集会，“如果他的时间安排允许的话”。这番话表明，与在舞台上和受欢迎的总统一起亮相和拍照相比，西蒙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很明显，没有什么比比尔·西蒙的竞选更重要的事情了。但是，因为罗夫要求他避免在公开场合和总统在一起，人们很少在布什的公开集会上看到他。
“我们欢迎他参加，也鼓励他参加，如果与他的日程安排不冲突的话，”罗夫说，“但是，我的确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这里。”
第三部分 时势造英雄再见，正义（3）
事实上，罗夫的确知道。
在加利福尼亚之行前，白宫和西蒙竞选运动每天都有联系。卡尔·罗夫的安排显得滴水不漏。他确实知道，当总统在舞台上面对敬慕他的人们时，比尔·西蒙身在何处。西蒙不打算靠近总统和摄像机。罗夫不知道有关欺诈案的审判是否能够扭转，而西蒙和总统的亲密关系是否会和白宫的企业责任权的基调相矛盾。
布什小组预料到，与总统同行的媒体可能会注意到加利福尼亚和其他站点的不同之处。在动身去加利福尼亚之前，他们就决定只向媒体记者提供有关总统政治顾问的特别会议的信息。正如罗夫所预料的那样，所有问题都是有关比尔·西蒙，以及总统和他的竞选的关系的。
“在原来那些为候选人筹集资金的站点，你们都有单独的摄影组来制作宣传资料。西蒙也会有这样的安排吗？布什是否同意让……”
“我不清楚他们有没有摄影组，”罗夫回答说，“他们可能会有摄影组。但是通过和西蒙竞选人员的交谈，我感觉，他们觉得他们的时间很有限，同时他们应该有总统的照片或其他宣传品。他们关注的焦点在于西蒙和西蒙的有关消息，戴维斯和戴维斯的有关资料。”
事实上，卡尔·罗夫对于加利福尼亚的每个摄影组的摄制安排都了如指掌。他要求在总统访问期间，西蒙竞选不能有政治上的商业摄影，特别是有关西蒙和布什在一起的宣传。当罗夫表示他不知道西蒙是否有现场摄影组时，他心里其实很明白那里根本就没有。罗夫善于捕捉那种细节上的信息，并且，他也不想让这里出现这样的政治宣传。毫无疑问，他已经让西蒙清楚地知道了这一点。
“对于西蒙利用总统在竞选中进行宣传，总统是否表示反对？”有人问罗夫。
“我们不得不考虑这些。首先，我认为这是一个假想，我认为他们不会对用总统作为宣传焦点的这个主意感兴趣。所以，我想……”
“但是，总统对一个涉及他的宣传是否会有异议呢？”
“如果合适的话，我们会先看看他们的计划。但是你知道，我们想要共和党获得全国范围内的支持。这是一个大州，这是一次重要的赛跑，几年前人们可能以为这次赛跑不会发生。但它确实发生了。”
罗夫对那个问题的回答，和他的有关等待总统到达加利福尼亚的摄影组的说法确实有不一致之处。他既歪曲了事实真相，又用简单的谎言作为权宜之计。而“我们会先看看他们的计划”这一说法，使罗夫向人们暴露了这样的一个事实：这里，根本就不会出现有关总统的商业性宣传，即便有，也会在被他们审查时否决掉的。这一回答证明了他原来的“我不知道”的说法完全是个误导。
他当然知道这一切。他只是说他会看看西蒙竞选人员的计划，这很清楚地意味着，他们没有什么计划，也不会有什么摄影组。之所以没有摄影组，是因为这是罗夫的命令。被告知要保持公共事件纯粹性的西蒙竞选团队也很清楚，对他们来说，总统做商业电视宣传并不是一个好主意。
和他处理其他具有争议性的问题时的熟练风格一样，罗夫把问题的焦点巧妙地从西蒙身上转向了加利福尼亚的一般政治问题。他提出，这次旅行，并不仅仅是针对比尔·西蒙。因为总统的出现，这次加利福尼亚之行在重建共和党的政治基础、加强共和党的选民信任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
这个州里有一种不关心政治并在不同的选举圈子里来回摇摆的倾向。所以，如果你忽视了它，你就什么也不会得到。但是，如果你在这里做出努力的话，你又会得到可能的一切。
通过援引２０世纪早期实施的进步的选举改革举措，罗夫总结了他的有关加利福尼亚政治的观点。他解释说，这个州缺乏那种候选人可以追随的党派机构。与加利福尼亚国会议员相比，参议员的数量太少了。事实上，在大部分城市和乡村，政党同盟领导下的政府支持者并没有真正地发挥作用。而总统的出现，对于巩固加利福尼亚共和党的基础地位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些总结之后，罗夫返回了他在空军一号飞机上的私人办公室。
卡尔·罗夫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
美国对于经济疲软十分担忧，总统也在积极推动伊拉克战争。朝鲜承认拥有核武器这一事实，证明了总统在伊拉克方面的战争政策，不过是明显的虚伪借口。总统弟弟所在的佛罗里达州政府的民意测验，并没有取得他所期望的结果，这使罗夫和一些参议员的竞选陷入困境之中。舆论开始对反恐斗争毫无进展的现状表示出巨大的不满。这些事件对于布什的罗夫智囊团来说，都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但是，罗夫能够处理这些难题。他打算使局势处于可控制的范围之中。他确实一直如此。
在这些情况下，比尔·克林顿总统总是做得很好。其他的演讲者可能和他的语言相近，但是他的陈述却表现得很不一般。当克林顿走进白宫的罗斯福大厅时，在座的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将要发生的一切。总统肯定将会用懊悔和美国的骄傲，把他们感动得热泪盈眶。然后再建议大家要满怀希望，改正错误，以赎回罪过。
在亨利·弗里伯中尉遭到罢免的１１７年后，威廉·杰斐逊·克林顿总统打算完全赦免这位第一个从西点军校毕业的美国黑人。在１９９９年２月的一个阳光惨淡的下午，克林顿接见了弗里伯的后裔们。其中包括当选的国会议员、美国黑人领袖和年老的克拉瑞斯·戴文普特，他是第六个从美国军事学院毕业的黑人。
这一事件对白宫来说只不过是个人私事，几乎没有引起媒体的关注。但是，这是一个美国式的故事，这里充满了那些现代报章杂志热衷报道的辛酸和惨痛。克林顿也知道这一点。他懂得在赦免弗里伯时，他所赐予的是怎么样的一种恩典。总统也清楚他的行政决定所具有的政治价值。当出现社会公正和政治利益相互交织的情况时，他总会扮演一个主持公道的裁判者。
“我首先欢迎你们参加这一迟到了１１７年的事件。”他说。
我们必须坦率地说，美国的自由曙光并非总能照耀到所有的美国人。“自由”这个词并不仅仅是一个口号，它还要求我们承认我们 “更完美的联合”是由并不完美的人类创造的……
克林顿把弗里伯形容成一个“独特的美国人”。尽管他出生于自由土地上的奴隶家庭，他仍然选择了为他的祖国而奉献。总统详细描述了在德克萨斯州的戴维斯要塞，弗里伯所受到的美国军部的政治起诉。随后，他列举了一长串中尉的巨大成就，大部分都是在他受到罢免之后在政府部门的作为。他的希望是如此坚韧，难以扼杀。
军队在１９７６年宽免了对他的罪责，并用最高的礼节重新安葬了他。但是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做，这就是今天我要做的。我现在兴奋并谦恭地完全赦免美国军队的亨利·弗里伯中尉。现在，我们完全恢复这个好人的荣誉。
“弗里伯中尉的家庭教育了我们，”总统接着说，“我们必须为了使我们的国家无愧于他的崇高理想而坚持奋斗，永不放弃。”
当弗里伯的家人轻拭他们眼中的泪水时，总统用他特有的煽情表达了他的祝贺和安慰，深深地感动了这个小群体。赦免是这个家庭最大的夙愿。当军队澄清了弗里伯的所有控诉后，他的一个半身像在西点军校落成，并举行了揭幕仪式。在弗里伯的荣誉下，西点军校设立了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年度奖励基金，以奖励那些在校期间具有“最高的领导才能，自我约束力，面对不寻常困难的坚忍精神”的军校毕业生。
在他参观戴维斯要塞的那个周日的下午，皮特·麦克雷当然没有提到这些。即使他对布法罗士兵和他们的历史极为欣赏，他也无法在他自己的问题和困扰亨利·弗里伯的问题之间做出明确的比较。中尉只是在死后被人们提起的，就像一个学生恭敬地讨论一个最受喜爱的老师一样。但是，麦克雷还有更多的和这个伟大战士的相似之处，这一点他过去并没有承认。
他也想得到克林顿的赦免。
而且还是双倍的赦免。
杰茜·奥利弗，原德克萨斯州农业部的总顾问，给总统写了一份请愿书。他要求克林顿为麦克雷和原农业部副专员麦克·莫勒减刑。在文件中，奥利弗声明，引起起诉的调查“在政治上并不可信”。但是，美国地区法官山姆·斯巴克斯“拒绝那些能够向陪审团证明这场调查所牵涉的政府政治动机的证据”。
向克林顿的申请还提到了卡尔·罗夫和联邦调查局探员格里格·兰普顿之间未经证实的关系。奥里弗说，格里格·兰普顿为了政治结果而选择他的联邦调查日期，并和罗夫勾结在一起。
借助于兰普顿的调查和调查人员的疏漏，罗夫用个人道德问题和在德克萨斯州农业部的不恰当、不道德行为的虚言，精心安排了共和党农业专员候选人里克·佩里的竞选。
奥利弗指出，罗夫已经在联邦的文件中承认他和兰普顿碰过面，并讨论了德克萨斯州农业部的调查，也告诉一个参议员委员他和兰普顿有过两三次交谈。他接着还叙述了麦克雷和莫勒在社会价值问题上的模范行为。他们建立了针对青年美国黑人的布法罗士兵传统培训计划、针对拉美裔青年的瓦奎罗传统计划和德克萨斯州农业青年大会。这都是他们的创造力和社会责任感的产物。
但是，克林顿总统没有做出反应。
当他要离开白宫，由卡尔·罗夫的庇护者布什继任的时候，克林顿又一次收到了请愿书，要求得到宽容和赦免。在克林顿政府即将卸任的那段时期，许多有争论的赦免都得到了承认，包括富有的金融业者和民主党支持者马克·瑞奇。报章杂志都在广泛地谈论克林顿的这种潜在的滥用行政宽恕权的行为。但是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律师为麦克雷和莫勒递交给白宫顾问的请求，曾经有人浏览过。
当皮特·麦克雷穿过戴维斯要塞的广场时，他的脑海中不由自主地又想起了这些往事。他并非在展示他的痛苦或所受到的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