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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公开地看，至少有一件事情，怀特和克莱门斯的竞选队伍是有着相同的意见的。他们都认为把窃听器从墙上取下来是一个错误。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窃听器取下来带回旅馆。”罗夫说道，“但是我也不想去猜为什么。我相信如果他们把窃听器留在原处并透露一下虚假信息，然后再看这些信息会从哪里泄露出来，这样会更有用的。”
麦金农很赞成这种说法。“为什么他们不把窃听器留在那里，通过一些虚假信息来找出谁是窃听者呢？”
为了减轻嫌疑，罗夫和贝扬德主动提出愿意接受测谎试验，民主党州长马克·怀特和他的竞选工作人员也作了这样的表态。不过，调查人员并没有接受他们的提议。执法部门已经公事公办地对这两方都进行了调查，但是得不出任何结论。但是，联邦调查局的报告显示，对于罗夫和贝扬德雇用安全公司进行检查的动机，他们是颇有疑虑的。
关于罗夫和贝扬德的这件事情被反复炒作，内容如下：他们在１９８６年９月３０日的一次秘密的电话内容被《达拉斯早报》的记者山姆·阿特里斯得知了。他们说，在电话里他们讨论了要将克莱门斯的媒体曝光率上升至６５０点，这是一种用来估量有多少人收看他们节目的方法，同时，还讨论了在竞选的最后３０天里请李·阿特沃特来助阵。阿特里斯最初是从哈里斯·戴蒙德那里听到这些消息的。戴蒙德是马克·怀特的顾问，住在弗吉尼亚州。于是，克莱门斯的人就跟好几个德州的记者说，戴蒙德获得这些消息的惟一途径就是罗夫办公室里的那个窃听器。
“简直是胡扯！”戴蒙德对《ＦＷ星电报》的记者拉特克里夫说道。
不管怎样，这都是一个很好的借口，能让罗夫和贝扬德有理由对竞选总部的办公室以及罗夫自己的办公室进行安全检查。
多年以后，罗夫在一次采访中说，他开始怀疑信息外泄是在与贝扬德讨论了媒体曝光率的数字之后。罗夫说，在那次电话密谈中，他告诉贝扬德的数字是错误的。
第一部分 运筹帷幄中感觉就是现实（2）
那天晚些时候，我在去奥斯汀俱乐部的路上碰到了贝扬德，我说：“乔治，那个数字我搞错了，正确的应该是Ｘ。”然后，那天下午贝扬德给我打电话说：“我接到了山姆的一个电话，是关于那个数字的。”你看，我明明是说错了那个数字。这又不是一份公开发行的出版物，谁都可以得到。我确实是把数字说错了。我是在当面见到贝扬德的时候才说了那个正确的数字，那时是在大街上。我说，电话里的那个数字Ｘ是不对的，我现在告诉你的这个才是对的。接着贝扬德那天下午就给我打电话，说今天早上你告诉我的那个数字有点奇怪啊，实际上，他就是直接问我“你还给其他人打电话说了这个数字吗”。
克莱门斯的媒体负责人瑞基·巴舍尔说，山姆·阿特里斯问他，他们的竞选团队是否打算聘请李·阿特沃特的合伙人查理·布莱克，是否打算把那个星期的媒体曝光率提高到６５０个点。根据巴舍尔的说法，阿特里斯告诉他关于聘请查理·布莱克一事是戴蒙德告诉他的，当时戴蒙德是民主党州长马克·怀特的咨询顾问。巴舍尔并不知道聘请查理·布莱克的事情，所以他问贝扬德为什么马克·怀特反而会知道有这么一件事。
当联邦调查局找阿特里斯进行调查谈话的时候，他说戴蒙德从来没有专门提到过“点数”或李·阿特沃特，他只是概括地谈了一下阿特沃特是其一个公司的合伙人，其余的合伙人还有斯通、布莱克、马纳夫特，他也提及了一个数字，不过是６５万美元，而不是什么“点数”。戴蒙德告诉调查人员，他每星期都会收到来自纽约的索亚—米勒集团的调查报告，这家公司是为马克·怀特的竞选做电视宣传的。该公司的员工给德州的２０个电视台打了电话，并统计出克莱门斯竞选团所购买的电视宣传时段。
结果，克莱门斯的人一直认为是机密的信息，看来并不是那么机密。并没有人提到阿特沃特，被提及的只是查理·布莱克和他的公司而已。至于他们所购买的电视时段，这个信息也是可以轻易获取的，虽然罗夫并不承认。
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真的去买电视时段，我们还在计划这件事，还没有执行。无论怎样，绝对不可能有人能精确地推算出那个数字的。
联邦调查局对于罗夫办公室窃听事件的调查报告，从来没有公诸于众。这份文件很明显地反驳了罗夫在办公室里进行安全检查的理由。
戴蒙德说，在１９８６年９月２６日和１０月３日之间，索亚—米勒集团向他汇报说克莱门斯第一次将他的媒体曝光率从４５０个点提升到７００个点。戴蒙德后来在一家餐馆里遇到阿特里斯并向他提到了这件事。根据戴蒙德的陈述，阿特里斯请他把７００个点换算成所需要花费的美元。戴蒙德计算了一下，怀特的竞选团每买１００个点大约７万到８万美元之间，那么７００个点差不多需要５０万美元，再加上克莱门斯购买无线广播时段的１５万美元，一共是６５万美元。然后他就把这个数字告诉了阿特里斯。
调查人员向联邦调查局华盛顿总部汇报，说从公共渠道获取那些信息是很容易的。联邦调查局很快得出结论，认为无论是哈里斯·戴蒙德还是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必要通过一个窃听器来获取罗夫关于克莱门斯媒体曝光率的信息，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了。
联邦调查局同时透露，明确戴蒙德是如何得知关于聘请查理·布莱克的计划，也不需要什么大量的调查工作。州长马克· 怀特的民意测验专家，后来为比尔·克林顿工作过的迪克·莫里斯告诉戴蒙德，克莱门斯的人曾经邀请过布莱克在竞选的最后一个月加入他们的队伍。由于莫里斯和布莱克同时是另一些竞选活动的咨询顾问，所以他们经常互通信息。１９８６年秋天，布莱克和莫里斯正同时在为另一个州的参议员竞选活动工作。莫里斯跟共和党和民主党两边的关系都不错，所以他能同时从两边获得信息。
当查理·布莱克告诉莫里斯，克莱门斯的人找过他之后莫里斯就给怀特那边打电话说了这件事情。因此，这些信息根本不需要通过窃听器来获取，这是迪克·莫里斯告诉他们的。而且，联邦调查局也开始怀疑罗夫的指控是否成立。
这些信息看起来是被克莱门斯的竞选团认为是机密，但实际上，怀特的人是从一个合法的途径在同一时间得到这些信息的。另外，１９８６年９月２９日那天，受害人罗夫告诉贝扬德的那个数字——６５０点，与戴蒙德告诉记者阿特里斯的那个数字——从７００个点推算出来的６５万美元，是非常相似的。
那么，为什么卡尔·罗夫的办公室里面会有一个窃听器呢？民主党人马克·怀特的竞选团队认为是罗夫自己制造了这一切。但是，由于窃听器电池使用寿命很短，那意味着罗夫必须在周日早晨偷偷赶回奥斯汀，放置这个窃听器，然后再赶回达拉斯。这显然是不太可能的，除非罗夫在他离开奥斯汀之前就把这个窃听器放好了，然后让他的同谋者在周日那天把它打开。换个角度，也许真是罗夫的某个政敌或商业对手安放了这个窃听器，但是电池的寿命短，说明他们必须每天都要给窃听器换电池来保证其正常工作，不过，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罗夫公司总部被非法侵入过。仅有６小时使用时间的电池和无法找到任何非法进入罗夫办公室的证据这一事实，强烈地暗示着，那个放置窃听器的人，一定能够随意进出罗夫的办公室。
罗夫最近又提出了一种可能性，这在任何执法部门的事件报告中都没有出现过，使关于这件事情的谜团更加费解了。也许罗夫是想通过一个新的观点来制造更多的混乱吧。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罗夫经常使用的策略就是为各种事件提供许多似是而非的解释。这种方法使找出真相变得愈加困难。在这件事情中，罗夫引出了一个新的嫌疑人，提出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他采取了措施把对他以及他的竞选队伍的怀疑，都引向了别处。“我们现在还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办公楼后面有一块空地，专门用来装卸货物，就在几天前有一辆来路不明的白色卡车停在那里。附近的人说看见有人从办公楼的后门出来，腰间挂着电话设备和工具，钻进了那辆白色的卡车，那些人说自己是来修理电话系统的。但是，根本就没有人来修理过我们办公楼的电话系统。”
很显然，如果有人真的想在那栋楼的电话系统上做手脚，至少他们不会明目张胆地从人家的后门走出来，而且是光天化日之下，腰间还挂着修电话的工具，这是不太可能的。那栋办公楼很小，客户也很少，如果要装成电话修理工混进楼里，简直是不可能的。罗夫并没有在窃听器事件事发的当时就把这个情况说出来，很可能是因为大家根本就不会相信他。而且，如果附近有人看见了这一幕，为什么警察不去询问他们呢？在所有的官方报告中，都没有提及这个情况以及任何住在附近的人的名字。
因此，所有的疑团，已经公然指向那家安全检查公司了。
该公司的老板莫尔菲，本来勉强同意接受测谎试验，后来又拒绝了，这让他成为了一个主要的嫌疑人。有一些共和党人认为，莫尔菲自己放置了这个窃听器，然后又把它找出来，目的是想借此为自己的公司来进行宣传。毕竟，在罗夫这样一个高层政治人物的办公室里发现窃听器，的确能提高他们公司的声誉，更别说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所带来的效应了。
尽管这些年来莫尔菲坚持否认自己与窃听事件有牵连，但是德州公共安全部的调查人员始终认为有些证据就是指向莫尔菲的。
“我并不认为这是我干警察这一行这么长时间所形成的直觉。事情是明摆着的，但是这家伙就是不肯招供。”当时负责调查这起事件的汤米· 戴维斯说道，“我们很肯定就是他干的，但是就是没有证据。我想他这么做一定能获得一大笔钱，同时也有不错的新闻效应，以后公司的业务也会随之增加。我猜他事先并不知道这件事情会把警察扯进来。”
戴维斯后来成为德州公共安全部的总负责人。他不认为罗夫与这件事情有关，他说：“卡尔要聪明得多。”
１９８６年克莱门斯竞选团队的一位德州共和党内部人士表示，他到现在仍然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卡尔知道这一切么？或者他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个窃听器是在他的办公室。我不知道是安全检查人员发现的，还是卡尔自己发现的。要么克莱门斯的人在雇用这家安全公司的时候就知道他们会找到这个窃听器，要么就是安全公司自己想通过这件事情名利双收。我们那时候确实很着急，我们有麻烦，因为眼看着马克·怀特就要赢得这场竞选了，所以我们必须干点什么，于是我们想到了什么，就去干了。”
对罗夫来说，他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