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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中国领土，双方无法达成共同的表述方式，只能由两国政府各自做出声明：收回香港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方决定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方将交还香港。
主权归属这个原则问题解决了，中葡谈判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中方收回澳门的具体时间了。当时，葡方希望尽量晚一点儿，最好推迟到21世纪。中方从统一大业的全局考虑，认为必须在20世纪结束之前收回，但可以和香港回归的时间错开一点儿。中葡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花了较多时间和精力，最后商定，在20世纪结束前十天，即1999年12月20日，完成澳门回归的政权交接。
由于两国关系一直友好，又充分考虑到澳门的一些特点和实际情况，中方根据“一国两制”方针，在制定对澳门的具体政策时，对葡方提出的合理意见和要求都尽量予以照顾。澳门有一批葡裔居民世世代代生活在那里，即所谓“土生葡人”，他们有较特殊的社会地位，也有一些自己的特殊利益。中方在联合声明中承诺，要依法保护这批居民的利益，并尊重其习惯和文化传统。又如，葡方十分看重葡萄牙在澳门的文化遗产和影响的延续，中方觉得有些要求是合理的，便同意在协议中特别写入“依法保护在澳门的文物”，并同意葡萄牙语除作为正式语文外，仍可作为教学语言的内容，将文化、教育、语文方面的条文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在有关澳门回归时政权交接的安排上，中方考虑到葡萄牙早已从澳门撤军，我解放军进驻澳门时，便没有像香港那样的军事交接问题。因此，解放军没有在政权交接的午夜零时开进，而是在回归日的白天，在灿烂的阳光下，威武进驻。
平稳过渡
澳门的过渡期几乎与香港的过渡期同样长，但面临的问题颇不相同。
为了实现平稳过渡，澳门在过渡期要解决“三大问题”：即语文、人才和法律。这三大问题成为中葡外交磋商中自始至终的重要议题。中方在各个层面都积极地推动并协助葡方解决这些难题。这中间，当然也会出现一些意见分歧，但双方基本没有公开争论过，而是协商解决，最终完成了工作。
在此期间，两国领导人曾多次互访，澳门问题自然也是双方磋商的重点。在澳门问题上的良好合作，可以说促进了两国双边友好关系的不断发展。
1991年2月，我首次访问葡萄牙，受到了友好的接待，并与葡方就中、葡语文在澳门的官方地位正式达成协议，为推动上述“三大问题”的解决迈出了重要一步。
说起来，葡萄牙成为1989年之后第一个接待中国外长正式访问的西方国家，并不是偶然的。由于在澳门问题上合作得很好，双方在过渡期中可以展望到澳门交接之后中葡友好合作的广阔前景。因此，在两国高层交往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即澳门问题的顺利解决，可以有力地推动中葡关系以及中国与欧盟之间关系的发展。
在过渡期内，我同葡萄牙外长多次会晤，讨论澳门过渡的有关问题，也以外长身份或陪同我国领导人几次访问过葡萄牙。其间，还第一次访问了澳门，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99年3月，我以中国副总理的身份，应澳门总督之邀，去澳门出席澳门文化中心揭幕典礼，并在那里与葡萄牙总统桑帕约会晤。
这是我第一次踏上澳门的土地。而在香港回归前，我并未能以官方身份正式访港。
澳门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既有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有葡萄牙的传统文化，更有澳门本身的文化。澳门同胞有着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孙中山先生早年就在澳门生活、行医。著名作曲家、《黄河大合唱》的作者冼星海也是澳门人。
在与桑帕约总统会晤中，他表示很关心澳门回归中国后，能否继续保持自身的特色，并希望澳门过渡期的结束，将给中葡两国关系带来新的积极因素。他还特别告诉我，他将亲自出席澳门的政权交接仪式。在这次会晤中，我们就澳门过渡期最后的270多天里的双方合作和所有有待解决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进展，双方谈得十分融洽愉快。
1999年12月20日，中葡之间终于顺利完成了澳门回归的政权交接。
我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出席了那天的交接盛典，见证了那一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
至此，港澳两地回归的任务都已完成，中国人民更有理由期盼，台湾能够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从而最终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
“何日两岸同，天意遂人愿。”这也是我晚年的心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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