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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海参崴讲话后，中苏于1986年10月举行第九轮政治磋商，直到中苏高级会晤前夕，两国一共进行了多达12轮的政治磋商。我一直主持到第十一轮。1988年4月我就任外长，中苏边界谈判代表团团长及中方政府特使改由副外长田曾佩担任。在最后四轮磋商中，苏方在阻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上逐渐表现灵活，不再回避讨论柬埔寨问题，但称这个问题只能政治解决，后来又承认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是个重要因素。苏方虽不承诺将促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却表示将做出力所能及的努力促进柬埔寨问题的解决进程。由此可以看出，苏联在有意进行战略收缩并做出从阿富汗撤军决定后，基于自身需要，也想早日解决柬埔寨问题，态度变得较前积极。
在第十二轮磋商中，苏方提出愿就柬埔寨问题同中方进行专门讨论并达成谅解。根据当时形势，为推动苏联对越南进一步施加影响，我们决定接过苏方的建议。1988年8月27日至9月l日，田曾佩副外长与苏联副外长罗高寿在北京专门就柬埔寨问题举行工作会晤。最后，双方达成了一定内部谅解，找到了一些共同点和相近之处，当然，分歧仍然存在。会晤表明，苏方在促越撤军问题上立场有所松动。出于内政外交需要，苏方确实希望早日卸掉柬埔寨问题这个包袱，并借此推动中苏关系的改善，实现高级会晤。
中苏政治磋商结束后，我就不再和苏联特使伊利切夫打交道了，以后也没机会再见到他。后来听说，他先是丧妻，惟一的儿子也先他而去。到了晚年，因身后无人，就将自己一生收藏的许多书籍和油画等，分别捐赠给了家乡的博物馆。他于1990年8月去世。我特地发去了唁电。
第一章 中苏关系正常化破冰之旅
1988年12月1日至3日，我作为外长，应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的邀请，对苏联进行正式访问。这是自1957年之后，30多年来中国外长第一次正式访问苏联，主要任务是为中苏首脑会晤做准备。
此前，两国外长也有一些接触，但都是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进行的会见。这次外长访问，从相隔时间之长和任务之艰巨来看，可以说是一次破冰之旅。
陪同我一起访问苏联的，有当时外交部苏欧司司长戴秉国、新闻司司长李肇星。我们乘坐的 中国民航班机，于12月1日中午抵达莫斯科，谢瓦尔德纳泽外长到机场迎接，并陪同坐车去宾馆。
我们一行十人，入住在列宁山上的柯西金街11号宾馆。正值严冬，莫斯科大雪纷飞，寒风刺骨。苏方的接待是很周到的，但鉴于两国关系的特殊和环境的复杂，我和代表团的主要成员，不便在室内商议谈判对策，清晨时，只好冒着寒风，踏着厚厚的积雪，在宾馆的庭院里不停地漫步。无法运筹于帷幄，只能策划在穹庐。
我抵达的次日，就去克里姆林宫会见了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当时，他刚刚提出自己的“新思维”理论，给人以年轻有为的印象。也许因为有了“新思维”，他特别爱说，话很多，会见进行了1小时40分钟。戈尔巴乔夫主动表示，对过去发生的事情苏联也有过错。在谈及中苏高级会晤时，他主动提出，考虑到各种情况，他准备到北京去。我向他转达了中国领导人欢迎他于1989年访华的邀请，并表示，对于两国关系，中方主张着眼于未来，不纠缠历史的旧账，向前看，探讨建立新的关系。
访问期间，我同谢瓦尔德纳泽外长举行了三次会谈，共约六个半小时。会谈的重点是柬埔寨问题。
关于柬埔寨问题，双方肯定了1988年8月中苏副外长工作会晤和9月两国外长纽约会晤所取得的某些一致意见，同时进一步阐述了各自主张。我着重指出，越南军队应在1989年6月底以前全部从柬埔寨撤出，中苏在越南撤军时间表问题上应有一致的主张并促其实现。同时，在越南全部撤军后，所有外国（包括越南）都应停止对柬埔寨各派的军事援助，不支持任何一方打内战。关于柬埔寨内部问题，我没有深谈，只简要重申了中方关于建立以西哈努克为首的四方联合政府，冻结、削减以至解散各方军队，派遣国际维和部队，实行严格国际监督和国际保证等主张。苏方表示希望尽早解决柬埔寨问题，越南应尽早全部撤军，但认为，越南撤军、国际监督机制和国际保证的建立，同不恢复柬埔寨过去的政策、实现柬埔寨内部各派之间以及印支与东盟各国之间的继续对话，应是平行的进程，主张柬埔寨各方达成政治解决协议后，所有国家应立即停止对柬埔寨任何一方的军援。
苏方不愿明确承诺的是促越南撤军的期限，称苏联“无法对越南发号施令”，但苏方转达了越方同我们直接讨论时间表问题的愿望，希望中越直接对话，以加快政治解决进程。看到双方的意见在接近，我们提出，可将越南自柬埔寨撤军的时间表，确定为 1989年6月底到12月底之间。双方就此达成了协议。
最终的结果是，中苏两国外长指派的工作小组经过反复磋商，双方就柬埔寨问题以《共同记录》方式达成内部谅解，并经我和谢瓦尔德纳泽确认。其核心内容是：中苏双方主张尽早公正合理地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双方希望越南军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例如在1989年下半年，至迟在1989年底之前，从柬埔寨全部撤出；中苏双方表示愿意做出自己的贡献，以促使上述目标的实现。
我和谢瓦尔德纳泽还讨论了关于苏联在蒙古驻军、两国边境地区驻军裁减、边界谈判等问题，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1989年2月2日，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对中国进行回访，目的是为高级会晤做准备。我同他举行了两次会谈，重点仍然是讨论柬埔寨问题。我接过苏方的建议，同意在已经达成的两次《共同记录》的基础上继续讨论，并就柬埔寨问题公开发表一项声明，概述中苏在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上的一致主张。这个声明及举行高级会晤的时间将作为一揽子协议共同发表。
在双方商定戈尔巴乔夫访华日期后，苏方突然耍起了手腕，出尔反尔，表示不愿意发表双方已经达成的协议，而只宣布戈尔巴乔夫访华日期。2月3日，谢瓦尔德纳泽抵达上海。第二天，小平同志将接见他。深夜，苏方态度变得强硬起来，不同意发表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共同声明。
面对苏方的要挟，我们立即反击。4日清晨我们通知苏方，鉴于双方分歧较大，同意暂不发表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共同声明，但同时也先不公布双方商定的5月中旬举行高级会晤的日期。
在小平同志会见谢瓦尔德纳泽前，我向他汇报了苏方在柬埔寨问题上立场后退的情况，并建议关于中苏高级会晤的日期也暂不公布，由双方继续商谈。小平同志表示，“中苏高级会晤的日期不能变，但是我今天不说访问日期，这由你们去谈”。
会见时，谢瓦尔德纳泽一上来就向小平同志表示，“戈尔巴乔夫建议5月15日至18日访华，昨天我同钱其琛外长谈了这个问题”。他的用意显然是先请小平同志确认高级会晤的日期，使之成为既定事实，从而绕开柬埔寨问题，再压中方让步。
小平同志马上做出反应，说，“你们两位外长的谈话还未结束，希望你们继续工作，日期由你们商定，我听你们指挥”。
接着，小平同志在谈话中再次强调了早日解决柬埔寨问题的重要性。
谢瓦尔德纳泽眼见自己的打算未能实现，只好表示柬埔寨问题还是可以继续讨论。
4日中午，在返京的飞机上，两国副外长再次进行了商讨，但仍相持不下。谢瓦尔德纳泽原定到达机场后立即转飞巴基斯坦，但到达北京后，就直奔苏联使馆，离京的时间一推再推。我采取在机场守候的办法，坚持要求双方达成协议后同时发表共同声明和戈尔巴乔夫访华日期。一直等到了天黑，谢瓦尔德纳泽到了机场，我们在候机室里进行了最后一次会晤。 我表示，你的访问是成功的，双方的会谈，以及同中方领导人的会见，都有成果，但说话做事不应出尔反尔，要知道，我们两国关系还没正常化呢！发表共同声明，是苏方提出来的建议，我们同意了，双方的工作小组也做了大量工作。出现目前这种情况，出乎我们的意料。这件事本来是谢瓦尔德纳泽做了手脚，现在，他见事情无法收拾，就赶紧做出埋怨罗高寿副外长不会办事的样子，同时又向我诉苦，说苏方在涉及柬埔寨问题上确有难处，事情复杂。见我不为所动，最后，他不得不同意留下两位司长，继续同中方商谈，自己先乘飞机离去了。
次日，双方工作小组连夜工作，达成协议。2月6日，双方同时发表了有关柬埔寨问题的声明和戈尔巴乔夫的访华日期。那天正好是那年农历的正月初一。
五年后，我应邀到格鲁吉亚访问，在那里又见到了谢瓦尔德纳泽。此时，他已是格鲁吉亚共和国的总统了。我受到了高规格的礼遇，他亲自举行欢迎宴会，并到机场送行，比当年在莫斯科时热情多了。
第一章 中苏关系正常化高级会晤
1989年5月15日至18日，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如期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
40多年来，中苏两国关系，见证了几代人的努力，经受了火与血的考验，充满了坎坷曲折和戏剧性的变化。我1954年第一次到苏联时，还是一个26岁的青年，前后在苏联度过了近十年的外交生涯；又作为特使，参加了长达七年、有着许多不眠之夜的中苏政治磋商。今天，终于迎来了两国人民期待已久的重要时刻——中苏高级会晤，心情不能不格外激动。
中苏领导人的会晤，是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对此次戈尔巴乔夫来访的接待礼仪，小平同志要求在安排上讲究适度，见面时“只握手，不拥抱”——这言简意赅的六个字，表达的不仅仅是简单的礼仪问题，而是准确地概括了当时中苏关系的性质， 形象地勾勒出两国未来关系的定位。
至于双方会晤的主题，小平同志提出了思想深邃、语言明晰的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5月16日上午10时至12时30分，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同戈尔巴乔夫举行了历史性的会晤。记得那天小平同志精神矍铄，情绪极好。他的记忆力惊人，谈话不用稿子，但条理清晰，用语简洁准确。他先从两个方面回顾了历史：一是近百年来中国在列强压迫下遭受的损失，二是近几十年来对中国最大的威胁来自何方。小平同志总结了几十年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