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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关系。中国愿意参与南非的经济发展，也欢迎南非参与中国的国际经济合作。南非的民族团结政府刚刚建立，新政府需要处理的问题很多，我们对此理解，也有耐心，但是，我们希望南非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采取与绝大多数国家同样的立场。
第八章 非洲情结好事多磨
在中国与南非发展关系的过程中，曼德拉显然是最为关键的人物。他在南非国内和国际上都有很高的声望，在中南非建交问题上，他的态度至关重要，因此，他也成了我们工作的重点。
当时，曼德拉欲凭借其个人威望，在台湾问题上创下一个美、英、日等西方大国都办不到的“双重承认”的先例。他曾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南非尽管希望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关系，但无意同台湾断交。
是年7月上旬，应我国外交学会邀请，南非议会外委会代表团访华。该团是由南非议会中各主要党派代表组成，有着广泛的代表性。行前，曼德拉曾专门指示，要求他们重点了解与中国建交的利弊。
我在北京会见了这个代表团。在会见时，我着重就中国与南非关系，以及台湾问题，向他们详尽地阐述了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和鲜明观点。代表团成员通过此次访华，对中国不接受“双重承认”的立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代表团团长南非议会外委会主席沙特纳说，这次访华对南非调整对华政策将产生影响。
同年11月18日，曼德拉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讲话。他说：“我与江泽民主席已经有过接触，与李鹏总理的关系也很好。现在我们正在努力解决外交问题，因为我们现在与台湾有外交关系。我不断向国际社会解释我的这种态度：我们一直与台湾有外交关系，除非台湾做出一些什么事情，向我证明应该取消这种关系，否则我看不出有什么道义上的力量，能够取消这一外交关系，我准备保留它。尽管联合国对此有过决议，我也对决议表示尊重，但我们现在有着很特殊的情况，我必须根据南非人民的利益行事。我准备就此进行谈判。”
曼德拉公开表示奉行“两个中国”政策的态度，构成两国建交的障碍。这个障碍不克服，中国和南非建交的事情将会一拖再拖。
江泽民主席11月30日给曼德拉去信说：我对阁下所谈尊重联合国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愿与中国建交并准备进行建交谈判表示赞赏。我时常回忆起阁下1992年对中国的成功访问，对阁下关于新南非将按国际惯例解决对华关系的讲话记忆犹新。中国人民和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中国领导人，对阁下始终怀有友好感情。中国人民曾把南非人民争取种族平等的斗争视为自己的斗争，并同南非人民分享过新南非诞生的喜悦。江主席在信中又说，我们都认识到，要实现两国建交，就必须妥善解决台湾问题。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牵系着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12亿中国人民的感情。中国绝不会接受“双重承认”。中国与世界上159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成功地解决了台湾问题。相信阁下会以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推动中、南非关系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中国政府愿对南非政府为发展两国关系采取的实质性步骤做出积极反应。
应该说，“非国大”领导层对我方立场的理解是明白无误的。南非制宪议会主席、“非国大”总书记拉马弗萨就曾说过，台湾试图用金钱拖住南非，手法极为卑劣。在这一问题上，南非不应继续采取骑墙态度。
12月初，“非国大”召开执委会，讨论对华关系问题，曼德拉出席了会议。“非国大”执委会建议政府派一高级代表团访华，同中国讨论两国关系问题，启动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另外也将派团赴台湾，将有关决定通知台湾。会议就一个中国的立场达成了共识。
曼德拉对“非国大”执委会的决定表示同意，但他又认为，“非国大”接受了台湾方面的财政援助，不应被人视为“忘恩负义”，不能只凭一纸声明，就终止同台湾的关系，把台湾甩掉，而应派人赴台，将“非国大”的立场向他们说清楚。
第八章 非洲情结台湾影响
台湾与南非的关系久远。
1948年，南非国民党执政后，变本加厉地推行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暴政遭到了国际社会的严厉谴责和抵制。
1962年，恰恰在南非处境十分困难的时刻，台湾乘隙而入，同南非建立了“领事关系”。1976年，又升格为“大使级外交关系”。以后十余年间，移居南非投资办厂的台商高达一万余人，合资公司、企业、银行等约有300多家，台商还购买了大片的土地进行经营。这是台当局维系与南非关系的重要经济基础。在国际社会制裁南非期间，台与南非经贸关系迅速发展，签署了数十项“政府间”协定，双边贸易额每年约15～19亿美元，南非顺差5亿美元，得到了不少实惠。台在南非纺织及鞋业、塑料制品、箱包、金属加工等工商和服务业投资15～16亿美元，雇用员工4万余人，其中黑人占85。8％。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南非国内政治改革的发展，台湾极为担心将来黑人一旦掌权，台湾就会失去在新南非的阵地。因此，加大了对南非黑人解放组织示好的力度，频频招手，或派人出席这些解放组织的全国代表大会，或邀请其领导人访台，送上援助。
曼德拉执政后，台承诺捐赠4000万美元给为安置前“非国大”武装人员而建立的职业培训中心，全力支持南非新政府的“重建和发展计划”，先后向其电力、电信、交通部门及小农计划提供了四笔优惠贷款。
台湾当局对南非欲与我们建交感到极为紧张，加紧在南非活动。1996年，李登辉向南非做出了每年援助5亿美元的姿态。这年的8月下旬至9月初，台湾当局还派“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率团，考察南非的经济、贸易情况，与南非签署了多项合作协定和备忘录。徐立德还随口允诺，台湾将提供50亿美元资金，帮助南非建一座石化工业园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徐立德随口的允诺，反倒引起南非企业界和政界人士的怀疑，50亿美元毕竟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数目啊。
第八章 非洲情结正面突破
从20世纪50年代起，南非的黑人、有色人和亚洲人掀起了大规模反对种族隔离的群众运动。我国一贯坚定支持南非人民反对种族主义的正义斗争，把南非人民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视为非洲大陆争取民族独立和政治解放事业的组成部分，同“非洲人国民大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等南非民族解放组织，建立和保持了友好关系。在那种情况下，中国自然不可能和南非建立外交关系。
南非新政府成立后，曼德拉执政，中国和南非的关系理应有一个突破。
1996年3月下旬，恩佐外长应邀正式访华，这是曼德拉执政以来首次派内阁部长来华与我们讨论双边关系问题。
恩佐向江泽民主席转交了曼德拉的信。曼德拉在信中说： “民主南非从前政权继承了一种状况，即与台湾有外交关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仅有非官方关系。我们希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我们同意您的观点，两国建交需要妥善解决台湾问题。我们认为台湾的地位本质上属于中国的内部事务，如果你们要求的话，我们愿意以任何方式，帮助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之间的问题。”
江主席语重心长地对恩佐说，曼德拉总统阁下知道，从毛泽东主席开始，中国就支持南非人民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反对种族歧视、反对殖民主义，是我们的一贯主张。曼德拉坐过近27年牢，我钦佩他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中国人民对他也很尊敬。我们理解曼德拉执政后，继承了前政权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也理解他对中国人民怀有友好情谊。在此，我不想使用外交辞令，只想直接、坦诚地告诉曼德拉总统：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必须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我们不可能接受“双重承认”，也不希望在受人尊敬的曼德拉手中开创一个先例。
我同恩佐也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他坦诚相告，南非新政府继承了前政权遗留下来的困难局面。为了实施经济重建与发展计划，增加就业机会，解决失业难题，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而台湾承诺为其“重建与发展计划”搞一些项目，如建立职业培训中心，更新武器装备，等等。台湾的援助估计达三亿美元。这是南非现在所急需的。接着，他话锋一转，又说，南非同中国没有建交是极不正常的，希望中方提出明智的建议，使南非能够走出在解决两国关系中进退维谷的困境，并说，代表团访华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听取中国方面帮助我们摆脱困境的建议。
我回顾了中国和南非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及两国近年来关系发展情况。我说，两国互设研究中心，是我与南非前政权的博塔外长所确定的。那时的南非在发展两国关系方面还做了点事，以“非国大”为主体的南非民族团结政府应比前政权做得更多一些。中方深信，中国和南非作为在各自地区有影响的大国，在政治、经济和国际事务中合作的前景十分广阔。早日实现建交，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有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针对南非担心与中国建交后经济受损的心理，我明确告诉他，中方不反对南非与中国建交后同台湾保持经贸关系，相反，我们愿意看到台湾与南非经贸关系继续发展，但是，这种关系必须是民间性质的。我知道，南非与香港的经贸关系非常密切，香港是南非第二大亚洲投资者，南非至香港的航线是南非至远东最重要的航线之一，对南非有着重大意义。于是，我又向他指出，香港将于1997年7月回归中国，而香港和南非之间有着广泛的经济交往。我们希望两国关系取得实质性进展，以有助于维护南非同香港相互间的经济利益。
这次谈话，对恩佐有所触动。他表示，对一些问题有了更清楚的了解，将立即向曼德拉总统报告有关情况，以便早日做出决断。
第八章 非洲情结曼德拉痛下决心
1996年4月底至5月初，联合国第九届贸易和发展大会在南非举行，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与南非领导人再次接触的机会。中央决定由吴仪部长任中国政府经贸代表团团长，让她再次与曼德拉总统、恩佐外长商谈。
在与曼德拉会见时，吴仪部长转交了江泽民主席给曼德拉的复信。在信中，江主席重申了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和关于两国建交问题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人民有能力自主实现祖国的统一。吴仪部长还从经贸角度说明了建交有益于两国的经济发展。吴部长说，近年来，双边经贸关系是在两国没有外交关系和政府经贸协定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若两国实现建交，则会为两国全面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提供坚实的基